從反面講，真實的政治權威必定拒絕暴力性強制而訴諸於道義合法性，一旦統治者動用暴力，其權威便隨之喪失。六四大屠殺導致中共統治的道義合法性基本喪失，民眾的服從是出於不得已，就連中共官員們也只是基於利益而維持現行制度，不再相信一黨獨裁的正當性。
民間人權運動的影響
六四之後的十四年，中共主要依靠發展經濟的政績合法性來維繫政權，固守「穩定第一」和「經濟優先」的統治策略，用小康承諾換取大眾的沉默，使整個社會陷於GDP崇拜和發財夢中。其次，中共企圖通過不斷調整其正統意識形態來彌補其道義上合法性的流失，從鄧小平的「三個有利」到江澤民的「三個代表」再到胡錦濤的「新三民主義」，皆是這種重塑道義合法性的努力。再者，中共以國家機會主義的靈活策略應對各類挑戰，意識形態的高調與現實應對的低調的分裂，經濟開放和政治僵化的並存，剛性鎮壓與柔性收買的交替，全力煽動民族主義情緒的同時，又縱容消費性享樂性的大眾文化。但是，只要中共仍固守「黨權至上」的舊體制，它的任何努力最終都是徒勞。
從正面講，民間人權意識的普遍覺醒，無疑是六四留下的最重要遺產，全副武裝的軍隊和坦克鎮壓了手無寸鐵的民眾之時，喚醒了國內外的良知，促成了「官方價值的貶值和民間價值的升值」的觀念轉折，從而形成了「權力在官場而道義在民間」的社會格局。
儘管政治改革全面停滯，小康的承諾購買了整個社會的沉默，民間道義象徵人物的被迫流亡，對民間反對派運動的嚴酷鎮壓，似乎取得了令世界驚嘆的成功。但另一方面，以六四問題為核心，持不同政見者及海外民運共同構成的反對派運動，卻進入了公開化階段，推動民間人權運動的持續發展，堅持了十多年的「天安門母親運動」，就是最具象征性的民間人權運動，並產生了世界性影響，由敏感的政治問題向非政治領域的人權訴求滲透。最近，大陸民間人士對孫志剛死於收容所慘案的強烈關注，就是人權意識覺醒的最新例證。
更可喜的變化在於：民間的人權訴求已經超越了單純的輿論呼籲，而進入訴諸司法改革來保護人權的階段。建立以保障人權和限制政治權力為核心的司法制度，已經成為民間的基本共識。而且，民間的自發壓力也使媒體介入了維權運動，最近，孫志剛案由《南方都市報》率先曝光後，又有多家媒體跟進報導，《中國青年報》還發表了三位法學博士致全國人大的建議書，要求對「收容遣送制度」進行違憲審查。
在民間的人權意識普遍覺醒和國際道義力量的雙重壓力下，中共政權不能不在人權問題上有所讓步：一方面，由反對和閉口不談人權，到不得不承認和談論人權，展開與西方國家的定期人權對話，接受西方的人權代表團和聯合國人權專員對中國人權現狀的考察，承諾簽署聯合國的保障人權公約。另方面，鎮壓異議人士的殘酷性逐漸減弱，用中國特色的「人質外交」應對美國特色的「人權外交」。
(蘋果日報)(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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