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美國的中國人權組織從中國國內徐偉、楊子立等四位知識份子的親友處得知，五月二十八日上午十點鐘，北京市中級法院開庭宣判了四位被非法關押兩年多的青年知識份子。其中，靳海科、徐偉被判處有期徒刑十年，楊子立、張宏海被判處有期徒刑八年，罪名全部是「顛覆國家政權罪」。
中國人權的新聞稿說，北京中級法院刑事審判廳審判長柏軍主持開庭，楊子立、徐偉、靳海科、張宏海等四人親屬出庭旁聽。四人被帶入法庭之後，審判長柏軍還沒有講話之前，徐偉即向法庭抗議北京市安全局對他的毒打虐待。徐偉指出看守所的看守在安全局的指使下，對他長期虐待和毒打，甚至用電警棍捅他的陰部，造成他下身長時間失去直覺。徐偉要求法庭依法對此進行調查，否則他將以死抗議。
中國人權說，向法庭指控遭到極端殘酷的虐待毒打，徐偉等四人已經進行過多次，但是法庭顯然沒有對這種指控立案調查，而他們所受的虐待毒打不僅依舊，甚至比以往更為嚴重和肆無忌憚。為了表達這一抗議的強烈和堅定，徐偉說完話衝過去用頭撞向審判臺，並當場暈死在地，被六個警察抬出了法庭。經過幾分鐘的混亂和休庭後，審判長柏軍匆匆宣讀了判決書，連四位知識份子是否上訴也沒問就閉庭了。
據楊子立妻子路坤轉述的起訴書說，「被告人徐偉、靳海科、張宏海夥同張彥華、範二軍（均另案處理）於2000年5月初，在北京市地質勘察院靳海科的宿舍，進行宣誓並在誓詞上簽名，按指紋等，秘密成立了非法組織「新青年學會」，制定了組織章程，宗旨是為「積極探索社會改造之道」。同年8月19日，被告人楊子立等人加入該組織，該組織進行了分工，徐偉為總幹事，範二軍、張宏海為幹事。被告人徐偉、楊子立、靳海科、張宏海等人自2000年8月份以來，在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等地多次秘密聚會 ，提出改變中國的現政權，實現社會的變革，重新建立一種自由化的社會制度，主 張在全國設立分會，通過網際網路發表文章，籌備創辦網際網路和刊物，擴大組織規模和影響，規定了使用暗語等策略。並在此期間在網際網路上發表做新公民，重塑中國、怎麼辦等文章，提出「中國當前實施的民主是假民主」，「結束老人政 治，建立青年中國」，妄圖推翻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顛覆人民民主 專政的政權。」
路坤認為，楊子立參與這個討論聚會，僅僅是為了探討一些他時常關心的話題，雖然他 們探討的基本上都是社會性問題，但是這並不能成為認定他們犯罪的理由，因為討 論問題包括政治問題是任何一個法治社會的任何一個公民的基本權利，如果連這樣的權利都沒有，那麼為什麼不直接將所有人的嘴巴貼上膠條？如果這種《憲法》明文規定的的權利具有真正的法律效力，那麼為什麼如此虛偽，在憲法中信誓旦旦，而在現實中卻搞秘密審判，剝奪人的基本權利和人身自由？
路坤認為，按照國務院頒布的《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的規定，被告人成立的「新青 年學會」組織還不能算是一個社會團體，他們只是一個鬆散的學習小組而已，他們討論了一些有關中國前途問題，那也是任何一個有良知的青年熱愛思考、關心國家 命運的正常行為。
中國人權說，楊子立等四人均是三十歲左右的中國青年知識份子，楊子立被捕前是電腦工程師，徐偉則是北京《消費日報》的記者、編輯，靳海科是中國的地質工程師，張宏海則是勤奮的自由撰稿人。他們在網路上發表關心國事的文章，如《做新公民，重塑中國》、《怎麼辦》等；他們並且成立了「積極探索社會改造之道」為宗旨的「新青年學會」組織。由於國家安全局的密探加入他們的學會，他們四人於二零零一年三月十三日被捕，並在同年九月二十八日被控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在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受審。楊子立等四人被捕，使中國知識份子十分擔憂他們的命運和中國言論空間的收縮程度，尤其擔心網路言論的尺度。由於楊子立等四人的被捕是中國當時已知的最大規模的網路言論鎮壓，所以楊子立等人一案也是國際社會和媒體所關注的重點人權案件。
中國人權說，在過去的多次庭審中，四位青年知識份子的辯護律師，如常常敢於為異議人士辯護的莫少平律師、張思之律師，不僅為他們進行了無罪辯護，同時也向法庭嚴正指出，對楊子立等四人長期超期拘押，嚴重違背了中國刑事訴訟法的法律規定，不符合司法的程序公正，應該盡快依照刑事訴訟法處理。楊子立、靳海科、徐偉、張宏海等四人，也在庭審中指出在他們二年多的拘押中，安全局及其看守所等司法部門為了逼迫他們認罪自誣，對他們採用十分殘酷的身體虐待和毒打。然而這一切依法進行的辯護和罪行指控，北京中級法院始終置若罔聞。
根據網路資料，2001年3月13日清早，楊子立從河北老家坐火車回到北京後，在回自己家的路上被國家安全局的便衣警察秘密綁架。同日早8時，一個自稱王建的北京國安局人員，帶領十幾名便衣警察將楊子立先生的住宅進行了3-4個小時的查抄，在其家翻箱倒櫃，翻遍了每一個角落，抄走了楊子立用的電腦、各種資料、大量的生活用品。
據報導，此次綁架楊子立先生、查抄楊子立先生的住宅，國安局除口頭承認自己的身份外，沒留給家屬任何書面的字據，故而迫使家屬即便想投訴也沒有事實上的書面證據。便衣警察在查抄楊子立家的《扣押物品清單》上，都不簽字。
北京市安全局的一個頭目王健在釋放楊子立的太太時說：「你雖然無罪，可以走」，但條件是要楊子立的太太寫下保證書：「保證不對任何人講楊子立夫婦被拘禁之事。」否則，不放楊子立的太太走。
楊子立妻子路坤曾向法庭申訴說，他提出應當通過和平的漸進的方式改變現政權的執政方式，這是作為一個公民的言論自由，如果一個國家的公民覺得政府沒有盡到應盡的義務，要求改變這樣的政權有什麼不對。更何況，楊子立等人並沒有提倡暴力推翻政權，只是建議用更加具有全民性的選舉方式來完成這種變革，這又有什麼錯？中共領導人們不是一直在推進這樣的改革嗎？不是號召「解放思想、勇於創新，與時俱進」嗎？現 在農村實行的鄉村直選不就是在向這條路上走嗎？楊子立提出要在全國也實行這樣的選舉，這犯了什麼罪？楊子立等人提出要結束老人政治，這也是鄧小平先生在世 時就提倡過的幹部年輕化的另一種表述，而且這樣的努力中共一直沒有停止過，那麼楊子立等人的提法有什麼違法之處？
楊子立被秘密綁架一個月有餘，根據法律規定，國安局早就應該向楊子立先生的家人送交書面通知，但令人吃驚的是，國安局至今還想隱瞞秘密拘捕楊子立先生的事實。國安局這種不留下任何字據的不光採的行為，與文明執法格格不入，與最近全國人大通過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的精神更是背道而馳。
有報導說，楊子立是98年畢業的北大研究生，也是網路高級工程師，軟體編程能手。他製作的《羊子的思想家園》網站在青年人當中較有影響，這次楊子立落難，很可能與他的網站有關。
楊子立是農民撫育出的兒子，他對生養自己成長的父老鄉親有著深厚的情感，他憑藉自己的聰明才華本可無憂無慮地過上舒適地生活，但面對八億農民兄弟現今衣食住行的艱辛，他深感自己有為之改變的責任，在他的網站中關於農民問題的深刻論述有其獨特之處，同時楊子立也明白民主政治在我國沒有實現之前，農民受到的不公平待遇，是不可能得到改變的。故此在《羊子的思想家園》網站中，探討政治改革，也是一個熱門話題。
楊子立的夫人路坤曾撰文說，2001年3月13日早晨8：00當我下樓到一層推自行車準備去上班時，突然，一個男子從旁邊的草坪竄到我跟前，問我：「你是楊子立的愛人嗎？」我說：「是。」他說：「我們有事找你。」說著，他掐住我的骼膊往旁邊曳，把我拉到不遠處停放的一輛小車旁並把我推上了車。這情景就像我在電影裡看到的一樣，我以為自己遇上了土匪或流氓的綁架。我迅速在想：這夥人不像綁匪，因為我家生活一直比較拮据。接下來，我腦子一片空白。幾分鐘之後，他們把我帶到附近的北粵賓館。下車後，我看到賓館入口處有一男子架著攝像機對我進行攝像，進一樓的一個房間後他們開始翻我背包，把它翻了個底朝天，他們還讓一個女性摸我的口袋，我大喊我什麼也沒有裝，不要折磨我了。後來我想去廁所，一個女人竟然跟著我進去，並且不讓我關衛生間的門閂，這時我才知道什麼叫沒有人的尊嚴。
她說，我稍微穩定了一下自己的情緒，便質問他們：「你們是幹什麼的？憑什麼綁架我？你們有證件嗎？」直到這時，他們中的一個人才說到：「一會兒會告訴你的。」這時，又進來幾個人，他們從包裡拿出一份拘傳證，我一看，是北京市安全局第041號文件，他們叫我在上面簽字，我拒絕簽字。我問他們：「憑什麼讓我簽字？」他們說：「你是犯罪嫌疑人，所以要你簽。」但是我還是拒絕簽字。他們威脅我：「不簽字，後果自負。」我是無辜的，我不怕後果。這時，攝像機又不斷地對我進行攝像，接著，十幾個人脅迫著我回到我家，他們把我家的鑰匙給了我，強迫我打開房門，然後他們把我安排到一個房間的椅子上，不許我動，一個男子看管著我，並給我做工作。他們這樣翻我家，我連他們的名字都不知道，我不停地問他叫什麼名字，他始終不肯說，他對我說：「不要有牴觸情緒，我們是國家機器，我們在執行公務。」我說：「我知道，難道你們拿納稅人的錢就是幹這樣的工作嗎？」
路坤說，我曾在電影裡看到過，文化大革命時期迫害知識份子的抄家情景，我原以為那永遠是歷史了。可沒想到30多年過去了，同樣的情景仍然在我家發生，任由一群人無法無天地抄我的家，把我家翻了個底朝天，在翻的過程中，還不允許我看一眼，更為惡劣的是，他們連我的一個密碼箱也撬開，拿走我上學時的像冊。抄家完畢，他們從我家帶走楊子立的電腦、圖書和許多生活用品。然後，又把我帶走。
過了20多分鐘，我被帶到頤和園南邊藍澱廠附近的一個半地下室，攝像機早已在入口處等著我了。來到地下室的一個房間，裡面很陰深，像公堂一樣，放著一張長條桌子，後面有幾把椅子，桌子對面2米處有一把沒有靠背的小椅子，桌子是給進行審訊的人坐的。由於還是3月，北京的天氣還很冷的緣故，連那些搞審訊的人也受不了那冷，於是，他們換了一個房間，我進去後坐在裡邊的床位上，等他們都坐定後，我的第一句話就是勸他們不要再做這樣的工作了，不要再做這種人迫害人、人摧殘人的工作了。我勸他們去找一份實實在在的工作，我跟他們說，這種事情做得越多，幾年後，良心都會受到譴責，良心都不得安寧。
審訊到中午後，他們讓我到地下室上面的食堂吃了飯，然後，又回到陰冷的地下室。不久，不知什麼原因，他們又開車把我帶到南三環附近一個賓館，不讓我回家。然後就開始了漫長的審訊。當我回答完他們很多細得不能再細的各種問題後，我問他們我可以回家了嗎？他們說還不到12個小時，當關押我超過12小時後，他們又對我說：「你的問題還沒有查清，需要進一步調查。」由於怕我告訴別人他們抓我的消息，他們故意拖延對我關押，這時，他們對我出示了「監視居住證」（北京市安全局第018號文件），我無可奈何，只好任憑他們關押。
14號上午，又來了3位男的、兩位女的對我進行審訊，他們反覆要我交代我所認識的楊子立身邊的所有朋友，我拒絕交代，他們就說：「你不願說他們，怕給他們帶來麻煩，事實上，你們的麻煩就是他們帶來的。」但我就是一口咬定我不知道他們叫什麼名字。我說：「我熟悉他們的面孔，但我就是不知道他們叫什麼名字。」在審訊我的過程中，我問他們是誰下令抓我的，他們說他們屬北京市管，北京市是他們的上級。他們對我講：「既然找到你，就是有原因的，我們不會亂來，我們不是閑得沒事幹。」
路坤說，15號下午6點左右，北京市安全局的王健等人突然來到我身邊，王健問我這幾天有什麼感受，如果楊子立在他們那裡，我會怎麼想。我說我沒有感想，我只想見到他。他說不行。我問什麼時候可以見到他，他說要等通知。接著王健對我說：「你的事已查清，你無罪，可以走了。」但在放我走之前，他們要我寫下保證書，不對任何人講此事，否則不讓我走。我被迫寫下保證書。
就這樣，我被莫名其妙地關了3天，15號晚上7；30我走出北京市安全局拘留所的大門。我走到門口對面的一棵大樹旁，大哭了起來。不為別的，只為生活在這樣一個毫無安全的國家而傷心，更為不知多久才能見到自己的丈夫而流淚。當時，過路的人都好奇地看著我，當時，我真想向他們訴說我被無辜抄家和關押的過程。但我忍住了。當晚9:30我回到自己租住的房間裡。家裡是被搜查之後的一片狼籍，我流著眼淚，慢慢地收拾起來，直到天亮，然後，又拖著疲憊的身體去上班，去向單位領導解釋自己突然消失三天的原因。
楊子立的北大校友余傑曾撰文說，我們幾乎同時在北大求學。我是在一次非正式的討論會上認識他的。他衣著簡樸，性格內向，一看就知道是一個出身農家的子弟。第一次見面，他發言很少，但是一旦開口，就很情緒化，談到農村、農業和農民這「三農」問題時，他很激動，甚至說了幾句諸如痛打貪官污吏之類的比較偏激的話。我理解他的怒髮衝冠和慷慨陳辭，但我認為要推進中國的改革和進步，靠激情是遠遠不夠的，我們更需要理性的力量、民主的理念和法治的思想。中國的未來，絕對不能再次陷入「暴力革命，王朝建立，王朝腐敗，暴力革命」的怪圈之中了。因此，我對楊子立的觀點頗有保留意見。
此後，我們經常在校園裡碰面。各自都來去匆匆，最多停下來寒暄幾句，問候對方在做些什麼。他還是那一身樸素的夾克、球鞋、亂蓬蓬的頭髮和憔悴的面容。他在物理系念研究生，物理系學習壓力當然比我們中文系大。聽別人說，他的專業成績很不錯。有時，我也勸他注意休息、保重身體，他對我微笑了一下，算是表示感激。兩千年初，我因為參與主編《審視中學語文》一書，受到《中國教育報》、《文藝報》、《中流》等報刊的「圍剿」、並給我扣上「資產階級自由化」、「美帝國主義的走狗」等大得嚇人的帽子。中央某主管文教的官員直接下令調查處理此事，教育部向北大施加了很大的壓力，北大又向中文系施加了很大的壓力。幸虧中文系的老師們堅持北大「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學術傳統，將壓力頂了回去，將我保護了下來。
幾乎就在同一時間，據說楊子立也遇到了比我還要嚴重的麻煩：他因為組織民間沙龍討論中國的民主問題，並建立一個個人的網站發表許多觀點尖銳的文章，引起了上面的關注。有人要求北大物理系將其開除。物理系與中文系一樣，是北大少數還保存了蔡元培保護學生的傳統的系科。他們沒有屈服於壓力，讓品學兼優的楊子立安然地從北大畢業了。
後來，我偶然上了楊子立主辦的網站「羊子的精神家園」，讀到了他的《農民與農奴》等文章。我覺得他的思想比我剛認識他的時候有了很大的進步，他開始嘗試在民主、人權和法治的框架之內討論問題。他的文字既有現實生活的切膚之痛，也有理論上的深入探討；既有批評的銳氣，又有可以付諸於實施的建設性。雖然沒有機會跟他面對面地長談，但在網路上卻多次心靈交通、思想撞擊。然而，就是這樣一個溫和、善良、學業有成、勇于思考的青年，卻突然在參加完親人的葬禮之後回北京的列車上被秘密綁架了。他的溫柔的妻子，也遭到了短暫的拘留。沒有任何的手續、沒有任何的理由，一個優秀的公民就在他自己的國土上失蹤了。
同一批失去自由的張洪海，跟我有更多的交往。張洪海在廣播學院唸書的時候，有感於廣播學院的學生不讀書、不思考、追星成風、享樂成風，便與志同道合的幾名同學一起組織了一個讀書社。他們在十分艱難的情況下，策劃了一系列的學術講座，邀請了一批有思想鋒芒的學者到廣播學院演講。這些學者中，有茅於軾、錢理群、曹思源等人。這個不定期的講座，我也參加了兩次。一次是一九九九年我去主講《重走五四路》，另一次是我陪同錢理群先生前去。
儘管這些講座都是沒有報酬的，但是學者們都為張洪海他們的誠意和求知慾望所感動，無償地前去講學。而張洪海這些組織者，則四處籌集經費，一點一點的積攢下，作為給學者們的最基本的「車馬費」。這些學術報告，每一次都在廣播學院引起轟動，給九十年代末期人心浮動、商潮洶湧的廣播學院帶來了一股清新而剛健的學術空氣。我去講演的那一次，是在廣播學院能夠容納上千人的大禮堂裡，那次幾乎是座無虛席。張洪海作為組織者之一，跑前跑後，簡直比我還要辛苦。
後來，這個講座被校方中止了。據說有一次經濟學家曹思源來廣播學院講演，觀點十分尖銳，在場的一名校方領導嚇出了一生冷汗。此後，這個活動便被勒令停止了。
余傑說，一九九九年十月三日，我過二十六歲的生日，邀請了幾個朋友到我在北大旁邊租的小屋裡聚會。我自己做了好幾道川菜，受到在座朋友的稱讚。那天，張洪海從北京東邊的廣播學院趕到西北角的北大，路上花了兩個多小時。他還給我帶來了一瓶威士忌。
那天，我們四個朋友聊了一個通宵。張洪海告訴我，他是我的同齡人。大家聊了很多問題，心情沈重。大家都不勝酒力，那瓶威士忌我們只喝了一小半。張洪海就在我的床邊鋪了幾張報紙，草草地躺了片刻。他說，他在社會上漂泊過幾年，什麼苦都吃過，地上隨便一躺就能夠睡覺。
一個朋友告訴我，張洪海的父親多病，家境並不好，全家人都把希望寄託在他的身上。不久前，這位朋友給張洪海家中打電話，他的父親還不知道兒子被捕的消息，以為兒子還在複習功課、準備考研，只是納悶為什麼將近兩個月了，兒子一直沒有跟家裡聯繫。這個朋友不敢告訴老人真相，害怕老人承受不了打擊。這是多麼殘酷的一幕啊，特權部門將一個無罪的公民非法拘禁，長達一個半月之後，居然不通知其家屬。這樣的事情，就發生在國家總理號稱要「依法治國」的今天。
余傑在文章中說，我不知道楊子立和張洪海以及徐偉、靳海科犯了什麼「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至少，根據我對楊子立、張洪海兩人的瞭解，他們兩人不過是關心中國的進步、並願意為中國的未來貢獻一點微薄力量的、真正的愛國青年。他們不會、也沒有能力來「危害國家安全」。
楊子立的妻子路坤說，他在文章中認為現在中國的民主是假民主。這是他個人表達的自由， 難道要求全中國的人都同意一黨制是真民主嗎？難道有人說「我不同意」，他就犯罪了嗎？憲法明確規定公民有言論自由，有批評政府的權利，而你 們現在以言定罪完全是踐踏憲法的行為，應該受到違憲審查。 路坤說，楊子立等人提出建立青年中國的想法絕沒有要推翻共產黨，尤其在他們看來共產黨憑著長期單獨執政所擁有的巨大資源和對社會的整合能力，如果執政黨主動還政於民、實行全民大選是非常有利的，既能為政府贏得民心和聲譽，又會減少社會轉型的代價，談何顛覆國家政權？按照現行刑法的規定，顛覆國家政權罪的構成中一定要有主觀惡意和實際的顛覆行為，而楊子立既沒有這種主觀惡意也沒有實際顛覆行為，怎麼就構成如此重的顛覆罪了呢？
路坤說，如果僅僅根據楊子立等人的上述行為，就判定他們犯了顛覆國家政權罪，那就意味著在這個國家，任何與執政黨的不同意見都是犯罪，而我讀到並相信法律不是這樣的，因為這是不公正的──肆意侵犯人們最基本的表達自由和結社自由的權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