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2001年9月來到北京打工的，剛到北京的時候，口袋裡總是帶著《中國改革》發給我的工作證，走在北京的大街上總是小心翼翼的，當心自己被收容。2001年12月21日早晨7點多鐘，我當心的事情發生了，我從清華南門的水清木華園剛出來，就看見城府路上一大幫穿制服的人正在攔截過路行人檢查證件，我的第一反應就是退回水清木華園，因為我的包昨天在餐館裡丟失了，身上什麼證明都沒有了。但很快我又拿定主義：收容了正好，可以寫一篇「李昌平收容記」的長篇報導。我大步走向檢查站，只見三才堂（寫字樓）的牆邊已經站著47個舉著雙手面向牆壁的農民工了。我站到一個穿制服的領導模樣的人的身邊，注視著發生的一切，被檢查的絕大多數是農民工模樣的人，不到20分鐘，牆邊上站著的農民工超過了80個。我有些沉不住氣了，和那個穿制服的領導聊了起來，他說快到元旦節了，為了保證北京節日期間的穩定，全市要集中一個星期收容遣送一批非法農民工。我問怎樣確定非法農民工，那位領導說看他們是否有身份證、暫住證、健康證、計畫生育證等。8點12分，收容的人數超過了100人，領導叫來了一輛囚車模樣的車，命令舉著雙手了農民工「滾上車」。我有些激動了，對那個領導說，我也是一個農民工，你們也把我收容吧！那個領導盯了我好一會，緩慢的丟給我兩個字－－「無聊」，凜然轉身指揮農民工「滾上車」去了。
後來，我有了記者證，在北京我是很少將記者證帶在身上的，我希望有一天被收容遣送，我的這個願望很強烈，但一直沒有人收容遣送我，「李昌平收容記」也一直沒有寫成。我把這個遺憾說給我的同事聽，他們都說我太胖，像個腐敗分子，誰敢收容腐敗分子呀！後來，我們單位來了幾個瘦瘦的實習生，我要他們完成我的這個遺憾，但他們的模樣一看就不像農民工，所以被收容的願望一直沒有如願。
聽到孫志剛收容致死的消息，我就覺得他就是替我而死的。因為孫志剛的死告訴我，假如我被收容了，也可能被打死，這突破了我「希望被收容」的底線；我們總以為收容的對象是農民工、小縣城的下崗失業者，但孫志剛是大學生，他被收容突破了收容對象的底線，明天被收容的可能是大學的教授；這樣下去除了帶警衛的、穿制服的和我這樣腐敗模樣的人有安全感外，其他人還有生命安全可言嗎?孫志剛的死，喚醒了我們其他活著的普通人的警惕；孫志剛用他的生命給那些「被賣了但還在替人數錢的知識份子」一記響亮的耳光；孫志剛用生命警示我們：這個社會存在另一種「非典」－－無法無天的權力，時時刻刻威脅著我們。所以孫志剛替我而死了，也是替老百姓而死了。
孫志剛的死，讓我聯想到了很多事。我們有了2000多部法律，但民間到北京來上訪的人越來越多了，北京火車南站「上訪村」裡高峰的時候達到10000餘人，這是從來沒有過的；全國各省都有便衣警察常住北京，越來越多的上訪者被拘留、判刑，有的還被蒸發了，就因為他們越級上訪，這是從來沒有過的；過去收容遣送是一種救助的制度，對象是無助的農民工，現在的收容遣送是一種什麼樣的制度了，而且對象擴大到了大學生，這是從來沒有過的；過去只有城鄉二元，現在，你是武漢的市民，你到北京、上海、廣州一樣被收容遣送；過去你在郵電系統工作，你的子女只能在其他系統工作，現在，壟斷行業和權力機構的「家天下化」成為普遍趨勢，這是從來沒有過的……。我們這個社會正在破碎成無數個政治經濟權益體，少數人成為政治經濟利益的既得者後，就利用法律、條例、制度、職權、國家機器維護、擴大自己的既得私利，千千萬萬的農民工，千千萬萬的下崗工人，千千萬萬的大學生，他們在尋求生存和發展機會的過程中，還將有多少個孫志剛啊！
孫志剛今天替我們死了，如果我們漠視孫志剛之死，明天就是我們的死期。
孫志剛兄弟，帶我們的靈魂去憲法法院，起訴這狗日的收容制度！孫志剛兄弟，跟我們去人民大會堂，跪說你的冤枉！
孫志剛兄弟，我看見了你沒有瞑目的眼睛，我輩愧對你的冤魂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