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青年報5月22日報導，徐麗，今年27歲，山西太原人。2月，她需要到廣東出差。出門前，聽說廣東省有SARS疫情，有些擔心。母親在當地一家黨報工作，特地為她查閱了一些報紙，並給在廣州工作的同行打電話，得知「都是謠傳，沒那麼嚴重」。為此，53歲的父親還從網際網路查詢，瞭解到「非典型肺炎是肺炎中最輕的一種，沒有緻命危險」。於是，2月18日，徐麗和弟弟隨身帶著一些板藍根出發了。
抵達廣州，出租車司機告訴徐麗：「我們每天拉這麼多客人，沒有防範，什麼事也沒有，一點不害怕。」之後，她輾轉揭陽、深圳，2月22日晚，在深圳到廣州的列車上，徐麗感到很累、渾身發冷。23日回到山西後，發燒38.8度，徐麗走進太原一家大醫院，告訴醫生：「我是從廣州回來的，會不會得了非典？」醫生笑了，告訴她「不要大驚小怪」，X光片和血液檢華北首例非典患者傳染路線圖查，醫生說：「不是非典」，開出了阿奇黴素等靜脈點滴。當晚，徐麗到另一家醫院輸液。她擔心診斷有誤，再挂一次號，結果仍是「感冒」。2月25日，徐麗高燒達到40度，趕往又一家大醫院，檢查結果仍是「感冒」，輸液改用青黴素。
2月27日，徐的丈夫打電話到廣州一家醫院，被告知：「非典是衣原體感染。」徐麗在家人陪護下，再次來到醫院，檢查衣原體、血液，結果是「正常肺炎，一般不會傳染」。在這家醫院輸液後，她體溫一直很高。
徐麗說：「後來回想，我始終不能明白，在這個信息從地球南邊轉到北邊只需要2秒鐘的時代，為什麼在這些省會一流的醫院，卻沒能得到更多關於疾病的信息，哪怕是一點警告、提示……」。
2月27日，事情發生了轉折。山西省人民醫院呼吸科主任魏東光瞭解了發病過程，要求「騰出特護病房，大家加戴口罩」。但治療依然不見起色。
2月28日，丈夫提出「到中國最好的醫院去」，並選准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醫院───北京301醫院。山西省人民醫院魏東光大夫主動提出陪同，並出動了當地120救護車送往北京。3月1日凌晨1時，到達北京301醫院。因是星期六，無法安排住院，只好去急診病房。同病房有另外3個病友。此時，徐麗高燒不退，幾乎喪失希望。
魏東光大夫返回了太原，不久，也被發現感染了SARS病毒，此外，太原還有兩名護士被感染。
回首往事，徐麗說：「醫生、護士也是受害者。廣東去年11月份就發病，難道國家級的醫院連必要的通知都沒有接到嗎？」
3月3日，徐麗轉入呼吸科病房。徐麗的媽媽也高燒39度，仍趴到徐麗床邊，餵她喝水，含淚安慰她。第二天，主治大夫佘丹陽告訴徐麗和家人：這種病與廣東的非典情況符合，趕緊分隔病房，安排徐媽媽住院。她此時得知，爸爸在太原也高燒，被確診為支氣管炎，輸液幾天，病情惡化。3月5日，徐父也來到北京301醫院。由於301醫院不是傳染病醫院，安排他們轉入解放軍302醫院。
北京市急救中心急救科主任羅怡向記者回憶：從301醫院轉送302醫院，轉運車輛未經任何防護，司機、醫生渾然不知所面臨的威脅。
此後，302醫院10多名醫護人員被感染，成為北京市最早被感染的一批醫護人員。隨後，301醫院發現感染病例。4月14日，天津發現首例非典病人，患者王某此前曾在302醫院就醫。
徐麗回憶：「我和母親被家人和朋友抬著，父親被攙扶著，帶著擔憂甚至恐慌走進了302醫院。」她的丈夫給南方一家影響較大的報社打電話，希望能夠以自己的經歷向社會發出警示，告訴大家非典傳染力有多強。但對方接聽電話的人沒等他說完，就說：「跟當地醫療部門聯繫吧！」，把電話挂掉了。
在302醫院，徐麗及其父母住進同一個病房。3月7日，父親已經病情惡化，離開人世。
3月15日，母親也離開了人世。
3月8日，丈夫接到電話，1歲多的孩子、弟弟、弟媳也相繼出現了非典症狀！
3月12日，徐麗在北京工作的舅舅出現症狀，被急救中心送往佑安醫院。隨即，佑安醫院也出現10多例感染患者。3月27日，在該院進修的內蒙古臨河市一名醫生返回家鄉，疫情隨之擴散到了內蒙古。
302醫院非典患者不斷增多，而徐麗在電視上看到的是，當時的衛生部長反覆指出：「北京只有幾位山西患者」。她寫到：「可怕的無知，可恨的盲從！如果，新聞資源被很好地用到宣傳SARS知識上，那該多好啊。」
3月15日，身體極度虛弱的徐麗回到太原，在太原市結核病院繼續隔離觀察。5月22日，出院回家。
目前，徐麗及其親屬們在社會上處境不好，未同他們見過面的親屬，也不能正常上班。很多人不理她的一家，家門口能見到指名道姓的髒話。
根據關於名譽權的相關法律規定，健康狀況屬於個人有權不公開的私人信息。尤其是傳染病，法律規定未經本人許可，不得公開患者的姓名、住址等信息。但未經徐麗允許，一家電視臺公開報導了她的名字。家人打電話到電視臺詢問，得到的答覆是：「要打官司，就打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