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您要快樂嗎？"，"五百元，四百元，三百元….，您要買快樂嗎？"，這叫賣聲令筆者想起另外一句我們熟悉的台詞："先生，您要買火柴嗎？"。賣小火柴的小姑娘賣火柴是為了換麵包，是為了生存，難道在街上叫賣自己肉體的年輕女子也是為了換麵包，為了在大城市生存而換取基本的物質條件嗎？
最近，中國社科院有一個社會學家詳細地調查並描述了中國妓女的現狀。該調查發現，做妓女的主要來自三類人：一類由鄉下進城的打工妹轉換過來， 這類人佔妓女的主要部分。據說，東莞有一家工廠，100多個川妹子進廠後，兩年內轉去做妓女的一半有餘，剩下的都是些先天條件不足的。
第二類是由組織賣淫的"雞頭"直接從鄉下"哄騙"而來的。這類被騙來的鄉下妹顯然要比第一類要相對的慘一些，因為她們每接一個客就要給"雞頭"交一定比例的提成作為 "雞頭管理費"，而雞頭常在馬路上為她們提供名為保護實為監控的跟班，以防少報接客人數。
第三類是城裡極為個別的為某種目的而"志願"的女性，比如，極個別的女大學生、下崗或待業女青年等。
中國的"打工妹"可以抵擋金錢的誘惑嗎？
職業選擇
婦女賣淫，儘管有人會認為這只是個人價值取向的職業選擇問題，是用自己的肉體與美貌作為一個資本要素去參與市場交易，就像大學教授用自己的腦袋去售賣腦細胞裡的東西一樣，都是用著自己身體的某個最有價值的部位為社會服務，實現收益最大化。所以，持這種觀點的人認為賣淫是追求自身價值最大化的一種與道德無關的職業選擇。這種價值觀在西方頗有市場，比如，英國Sussex大學藝術系畢業的一個女博士不但認同這一價值觀，並且還實現它，選擇了賣淫為自己的固定職業。在一個社會裏，認同這種價值觀有多少人並不是問題，而問題在於敢把這一價值觀付諸於自己職業選擇的有多少人。
我們認為，這主要取決於社會的經濟制度。比如，文化大革命期間，以政治為中心的經濟制度，迫使了大批青年上山下鄉當農民，但從未促使女性選擇以"雞"為業；發展經濟引入市場競爭制度，使許多人選擇了下海經商，同時，也使社會的一部分群體選擇了以妓女為業。
也許賣淫是一個社會引入市場經濟制度後的必然產物。但是，這種產物的規模可隨市場經濟制度的差異和發達程度而有所不同。
英國和泰國都是市場經濟，但誰都不會否認，在這兩個社會中，選擇做妓女的社會群體在英國顯然要比泰國小得多，因為，英國的市場經濟制度更為人性、更為文明、更為發達，它為就業者所提供的人權及工資待遇與社會福利保障是正處於初級市場經濟制度中的泰國所無法比較的。
與英國或泰國相比，中國的市場經濟制度又如何呢？顯然，它的特點之一是用廉價的勞動力來吸引外商投資，通過投資拉動經濟發展。這樣，它從制度上必然導致偏袒資方，壓迫勞工，鼓勵用極低的勞動生產成本作為競爭力去驅動市場擴張，力爭使"中國製造"的產品賣遍全球無敵手。由此，資方採用極為原始的方法剝削和壓榨工人, 過度的壓低工資成本的做法自然也就成為了一種制度行為。
為了在制度的空間內盡量把勞動成本降為最低極限，資方的雇工原則自然會很快趨同：雇男人不如雇女人，雇城裡的女人不如雇鄉下的女人。幸好， 具有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制度還未初級原始到讓資方僱用童工。這樣一來，剛成年的鄉下妹自然就成了資方為不斷降低生產成本而必須追逐的勞動群體。所以， 在生產南方出口產品比較高的地區，我們常可在生產勞動力密集型產品的企業裡，觀察到成批成批的鄉下妹被圈入工廠，月薪只有600至700元，每日干十幾小時這樣的勞動管理現象。這種現象，目前已成為廠家提高勞動組織管理效益的"經典模式"，在許多三資企業中廣泛應用。這種經典的剝削模式把產品的勞動價值幾乎降到微乎其微。比如，深圳造的無繩電話，在英國賣40英鎊，而在國內的生產組裝勞動力成本只有4個便士，只有商品價值的千分之一。
利益誘惑
可憐的鄉下打工妹，在600至700元的月薪面前，刨去吃喝及一些零用錢，再除掉每月寄回鄉下的二百元錢，月底基本上是所剩無幾。相比之下，在南方的大城市裡，城裡人的最低社會生活保障費也有四百元左右。顯然，鄉下妹為"中國製造"干死幹活，到頭來與城裡不幹活的人的收入相比，沒有多少差別，基本屬於一個收入階層：低收入或貧困群體。
這種同人不同"命"是誰造成的？它能讓鄉下的打工妹服嗎？不服又怎麼辦？也許只有兩種辦法，一種是出賣自己的勞力，通過勤奮工作去改變自己的命運，使自己終有一天成為城裡的公民，享有城裡人所享有的一切權利。但是這種辦法制度上行不通。為 "中國製造" 拚死拚活地幹，由於制度允許資方設的工資底限太低，要想通過正兒八經地打工掙出來十幾萬的鈔票去城裡買房子，顯然是天方夜譚，不切實際。除非我們改變對打工妹的待遇制度，通過法規迫使資方升高工資底限，提高鄉下打工妹的平均工資水平，使 "中國製造" 產品的成本結構裡含有更多勞動價值的成份。
與出賣勞力相比，對一個女性而言，另外一種辦法就是出賣肉體。據調查發現，目前市場行情是一個全職街邊妓女一天平均收入為300至400元左右，一個月可掙萬元有餘。這個收入水平與兩年前相比已下降了一倍有多，這主要是進入這個行業的鄉下妹增多，使價格競爭加劇而導致的。
做妓女是吃青春飯的，職業期限一般為3 至5年左右。在這期間撈個十多、二三十萬元左右，然後洗手上岸，或者回家開個小店舖，或者留在城裡開個理髮廊做個小老闆。中國大城市中目前開髮廊的比理髮的多，髮廊提供按摩服務，很大程度是賣淫業發展而帶動的一個相關的服務行業，因為開髮廊已成為妓女退休後維持生計來源的一個重要選擇。所以，這個行業有退有進，已形成了一個具有高度流動性的產業經濟均衡，每年創產值超過數百億元。
相比之下，靠正兒八經打工去掙低得不能再低的工薪，即使打上個十年八年, 最後被老闆一踢，還是兩手空空，既沒儲蓄，又沒像城裡人一樣能享受社會保障， 這種日子有什麼盼頭？！
就這樣，在巨大的利益反差和誘惑下，有點兒姿色的打工妹不豁出去跳槽賣淫才叫怪呢。如果說，鄉下進城的打工妹越多，豁出去賣淫的也有多，而唯利是圖的資方又是根據"中國製造"的定單數量來確定雇工數目， 我們則可以提出一個亟待探討解決的經濟命題："中國製造"越多，賣淫的也就越多。因為在一個追求以極端經濟效益為目標的初級經濟社會裏，資方剝削諸如像鄉下妹這樣的廉價勞力已成為一種制度行為，被剝削的女工對這種制度行為的抗爭無非兩條：要麼離廠回鄉；要麼跳槽另謀出路。而在市場經濟制度下豁出去賣淫往往又是另謀出路的一個重要選擇.。
如果這個命題成立的話，那麼"中國製造"真會帶著"淫臊汗臭"，購買它就會讓人有種內疚的感覺：自己也成了廉價女工的剝削者。
為了提高"中國製造"的文明含量，政府該如何反省其經濟政策呢？如果說鄧小平為"中國製造"開放了市場，江澤民為"中國製造"擴張了市場，那麼新一輪政府的建樹就應為"中國製造"建立一個文明的勞動力市場，提高產品的勞動價值含量，並通過改善生產勞動文明去減少中國婦女賣淫的群體，使中國成為一個生產力發達，勞動文明較高，人人都能通過打工過上城裡小康生活的民主平等的現代化社會。
轉自BBC，作者為英國布魯內爾大學經濟系高級講師 (5/21/2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