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高層的重視固然值得肯定，然而，大陸民眾不再天真和愚昧，許多人已經意識到：用上級權力的干預方式解決此一個案，並不能真正保證制度性的人權迫害的廢止。所以，民間並沒有完全接受官方的解釋，而是通過網路平臺進一步提出置疑。我見到的這類文章就有十幾篇，還有由學人秦暉、蕭瀚、徐友漁、楊支柱等人發起的「就孫志剛案調查結論致全國人大與最高人民檢察院公開信」。民間對官方的置疑和要求，主要可以歸結為以下三點
一，置疑官方公布的13名凶犯嫌疑人（主要嫌犯是八名收容人員）。官方的初步調查結論與媒體披露的案情之間的出入很大，因為孫志剛在被送到救治站之前就已經遭到毒打，所以，警察執法犯法的嫌疑很大。而現在的官方結論，很有些避重就輕之嫌：為了降低此事件的惡劣程度和執法機關的形象受損，很可能用被收容人員作了警察的替罪羊。
二，置疑只作為刑事個案處理的方式。孫志剛案，既是一起惡性刑事犯罪，更是踐踏人權的制度性犯罪。雖然，收容遣送制度並不必然導致人的死亡，但是孫志剛之死顯然與這一制度本身的惡劣高度相關。這一制度，不但毫無理由地剝奪了公民、特別是社會弱勢群體的人身自由，而且賦予了執法人員以「合法的」傷害人權的權力和能力，進而成為一些執法人員違法亂紀的藉口，墮落為執法部門及其人員牟取經濟利益的方便工具（亂收費、抓人質撈錢、整治不馴服的國民等）。近年來，由收容遣送制度造成的侵權和傷害的案件屢屢發生，有能力破財免災而且肯於的國民，算是不幸之中的幸運兒了。那些交不出「撈人費」或不服管的國民，輕者被多關幾天或用重體力勞動懲罰，重則致病致傷致殘致死，也絕非偶然的特例，而是經常見諸於紙媒體和網際網路的新聞。更有甚者，還有女青年在收容醫院裡被輪姦致瘋。故而，為了避免此類踐踏人權的惡性案件的繼續發生，就必須盡快廢除收容遣送制度以及兩勞制度等惡法。
三，置疑領導批示的傳統作法。在一個司法獨立的法治社會中，類似孫志剛案件的偵察、起訴、審判、判決，只要經過正常法律程序即可完成，根本不必政治權力的干預，因為司法獨立和程序正義是保障人權的基本制度條件。而在中國則恰恰相反，大凡此類涉及到警察執法犯法的惡性案件，特別是涉及到「惡法」造成的人權迫害，只有在法外的政治權力的干預下，才能勉強進入司法程序。中國司法系統的權威，不是法院及其院長或檢察院及其檢察長，而是從中央到地方的中共政法委以及負責政法委的分管書記，在此之外還有一個法權無邊的中紀委，它在辦案時可以指揮和調動公檢法。如果碰到極為敏感的政治案或高官腐敗案，就連中共管政法的最高官員羅乾和中紀委都說了不算，而要最高黨魁和政治局會議來拍板。依此類推，各級政府的司法系統皆為同一模式。
政治局常委羅干、政治局委員周永康和張德江等高官干預此案，固然可以加快孫志剛案的解決，但是，沒有獨立司法的人治干預，無疑是最大的司法不公。所以，不改變以黨管法和以政代法的現行制度，也就不可能建成中共所承諾的法治國，法律的程序公正也只能是空頭支票，人權更無法得到制度化保障。一句話，如果不改變黨權至上的現行制度，孫志剛的個案，絕非第一，更不會是最後。
然而，通過孫志剛案，自覺為保護人權而吶喊的國人越來越多，制度比人更可靠的現代政治文明，正在日益變成國人的常識。國人不再天真：人治社會決不會有真正的正義。國人也不再愚昧：明君清官決不會帶來人權保障的善制。國人正在走向自覺：每一踐踏人權的個案皆與所有人相關，捍衛他人的人權就是在捍衛自己的人權。
2003年5月15日於北京家中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評論家，居北京
---《觀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