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廬山會議的鬥爭僅僅是一場權力之爭嗎？
對１９７０年的廬山會議上林彪的發言講話，中共官方一直解釋為林想當國家主席，急於篡黨奪權，未經毛澤東的批准同意，擅自在會議開始時率先發難，打出「天才論」為幌子，為自己搶班奪權作輿論準備。近年來大陸和海外的一些學者則傾向於林彪集團與毛澤東支持的文革派產生了爭權奪利的鬥爭，也就是雙方為四屆人大權力的再分配而引發的一場權力之爭。
中共官方的這一解釋在近幾年來已被不少學者質疑乃至推翻。王年一、何蜀先生的《「設國家主席」問題論析》一文就徹底駁斥了這一謊言。高文謙先生的《晚年周恩來》也以無可辯駁的事實說明，林彪在廬山會議上的講話事先是得到毛澤東的首肯才作的，而且林的講話並未涉及設立國家主席。但毛事後為了打倒林彪故意撒了彌天大謊，將莫須有的罪名強加在林彪的頭上。這些研究對推動林彪事件的深入探討無疑有著重要的意義。但是關於廬山會議這場鬥爭的實質人們仍不免將其解釋為林彪與張春橋等文革派的權力鬥爭。
這種說法從一個方面來解釋廬山會議的鬥爭也許不錯，但並不能全面解釋廬山會議鬥爭的實質。大陸文革史專家王年一先生就林彪事件的實質曾說過一句話，一針見血地指出「林彪是反毛不反黨」，這句話十分中肯，一語道出了廬山會議鬥爭的實質。中共九大前後圍繞著是繼續無休止地大搞群眾運動、政治鬥爭，還是恢復經濟建設，抓好國計民生，毛澤東與林彪就這一問題產生了根本的分歧。中共九大之前毛澤東指示陳伯達、張春橋和姚文元共同起草九大的政治報告，陳伯達甩開張姚二人單獨起草，在林彪的支持下，陳草擬的報告題目為《為把我國建設成為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鬥》，經過一個月的辛勞陳終於完成了這篇大作。但很快就被毛澤東徹底否定，毛甚至根本就沒完整讀過陳的稿子，只從其草擬的提綱和部分草稿就否定了陳的思考與勞動。在中央討論張姚起草的九大報告時，陳與張姚產生了激烈的爭論，陳伯達很激動地抨擊了張、姚的報告稿子，說：還是要發展生產、搞好生產，提高勞動生產率，不能盡搞運動。運動，像伯恩斯坦說的是運動就是一切，而目的是沒有的。張春橋反駁陳說：你說的是「唯生產力論」顯然，沒有林彪的大力支持，陳伯達是不會與本是文革派自己陣營內的人如此激烈爭鬥的。林彪對張姚起草的稿子更是不屑一顧，九大開會前根本沒有看過張姚的九大報告，臨上臺時才拿到手中去讀，讀時不免磕磕巴巴，以致葉群事後埋怨林彪。可林自己卻說「多讀錯些才好」。這顯然不是林彪侍毛的一貫緊跟的風格。只能解釋為毛林在根本問題上有著本質的區別。毛是以階級鬥爭為綱，以群眾運動為基礎，以所謂的大亂達到大治。而林彪則希望國家應及早結束無休止的運動，恢復正常的生產，這樣才能使國家真正繁榮富強。而１９７０年８月九屆二中全會的廬山會議，不過是另辟了一個戰場，毛林鬥爭換了另一種方式進行。
不少學者指出，廬山會議上林彪之所以將鬥爭的矛頭指向張春橋，是因為毛澤東憂慮林彪集團尾大不掉形成對毛的另一種威脅，故打算以張來取代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從而導致林彪採取了先發制人的策略，在廬山會議上率先批張。筆者認為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嚴格說來，林彪的合法接班人地位在九大上就已記入黨章，再加上林繫在中央的勢力大增，而張春橋乃一文革暴發戶，因有毛的背後撐腰在上海一夕奪權成功，其初入中央根基尚淺，還缺乏與林彪一系鬥爭的資本。縱觀林彪在文革中的一貫做法，一直是毛澤東贊成我贊成，其個性從來講究不先出頭，根本無需針對所謂的張春橋的威脅刻意與毛支持的文革派過不去。但為何這次林彪一反常態呢？筆者認為，廬山會議上林彪與文革派的衝突實乃九大政治報告鬥爭的延續，而這一衝突卻以另一種面目出現。
林彪其人在文革中雖然不得不跟隨毛澤東大唱文革讚歌，但骨子裡卻不讚同毛的治國方針，對張春橋等靠舞文弄墨一夕升天的文革派更是看不上眼。而張春橋卻深得毛氏真傳，在張起草的九大政治報告中，張氏全面闡述了毛澤東的理論，大力鼓吹階級鬥爭，強調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並以這個理論對「文化大革命」進行理論論證，使「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實踐合法化。而林彪則認為在九大之後國家應該步入正軌，重視國計民生，此點與周恩來的看法不謀而合，故此周林關係更為融洽。林彪希望自己以接班人、副統帥之力打擊一下張春橋等文革派的氣焰，但又不公開反對毛所支持的九大路線，可實際上已表明林彪與毛的政治觀點並不一致。從原空五軍政委陳勵耘的回憶可以看出林彪主動出面敲打張春橋，由林立果向軍隊系統打招呼，讓大家密切注意予以配合。但廬山會議的結果卻出乎大家的意料。林彪敲打張春橋得到了與會人士的大力支持，不僅林系的人馬大力批張，連陳毅這種「老右派」及毛身邊的紅人汪東興也站到反張行列，可以說林彪帶頭批張的舉動大得人心。張等文革派因在文革運動中的種種倒行逆施早已被人們深惡痛絕，張春橋更成了過街老鼠，大家批張的目的顯然並不僅僅是衝著張一人，而是對毛髮動的這場整人運動發泄不滿，利用這一機會全面反擊文革派。應該說林彪很清楚地看到這一趨勢，只是他沒想到毛澤東根本無法容忍任何人對文革的反攻清算，即使貴為副統帥接班人的林彪也不在話下。
對比１９５９年和１９７０年的兩次廬山會議，不難發現它們之間有驚人的相似之處。前一次由彭德懷帶頭批評毛澤東發起的大躍進三面紅旗給中國帶來的大災難，而後一次則由林彪出面批判張春橋等文革派的所謂「反天才論」，而批判的矛頭實則指向後臺老闆毛澤東，儘管其表面上是以所謂「天才論」為契機。兩次廬山會議都觸及了毛統治地位的合法性，尤其是第二次廬山會議，以林為首的軍人系統和被文革派全面打壓的黨政系統，聯手利用張春橋的所謂反天才論小題大作，掀起了批張浪潮，大有不把張拉下馬絕不甘休的架勢。毛澤東很快就意識到反張實際上就是反毛，就是對文革的清算，如不立即制止勢必牽扯到文革其他方面，從而導致文革派的全軍覆沒。於是毛立即出面力挽狂瀾，堅決打壓這股反文革勢力，特別是當毛意識到林彪在文革一事上並不跟他一條心，毛開始處心積慮地要拿掉林彪的接班人地位。毛先從批陳整風入手，鬥爭矛頭終於一步步指向了林彪。因此廬山會議鬥爭的實質並不僅僅是所謂林彪與文革派的權力鬥爭，更深層的原因是毛林在政治觀點上對立而最終導致了這場無法避免的衝突。
（二）關於李文普作偽證的問題
筆者在另一篇文章《也談林彪９１３事件》中就此問題論證了李文普作偽證的可能。最先公開指出這一問題的是張寧女士。張寧女士在其回憶錄《塵劫》一書中指出，李是與紀登奎領導的專案組達成三項交換條件後才供出林彪是自己主動出逃的，且目標就是蘇聯。這一跤代為日後中共官方定性林彪事件立下了汗馬功勞。
但是，李文普的交代有明顯的漏洞。陳曉寧先生在其《質疑林彪「９．１３」事件》一文中充分揭示了其不合情理和邏輯之處。但我們的這些質疑都還是從常理和邏輯上來論證李很可能是在壓力之下迫不得已作了偽證，而沒有直接的證據證明李就是作了偽證。李文普自己就出面寫文章反駁張寧女士的「偽證論」，為自己在９１３事件前後的行為辯護，但他心虛的是根本不敢正面面對他與專案組達成交換條件一事，在自辯文中完全迴避了這一關鍵的問題。而最新出版的高文謙先生大作《晚年周恩來》則披露了關鍵的證據。
高書是這樣寫的：「據知情人透露，九月十二日午夜，林彪在乘車駛往山海關機場的途中，曾經命令隨車的警衛秘書李文普中途停車，但被葉群、林立果所攔阻，林立果為此開槍打傷了企圖執行命令的這位警衛秘書。」「據說李文普最初曾向上面反映了這一情況，但遭到專案組的訓斥，隨即被單獨關押起來交代問題。迫於政治壓力，李後來只好改口，迴避了林彪曾下令中途停車這一情況，而把它說成是在聽到林彪問『到伊爾庫茨克有多遠』後他本人要求停車，以換取保留他的黨籍、軍籍和不株連家人的寬大處理」高先生是在林彪事件多年後採訪當時的林彪專案組負責人紀登奎時，紀向高透露的這一情況，其史料價值極高，使人們真正瞭解到了事實的真相。紀登奎本人曾是林彪專案組的負責人，專門負責審查林案的所有當事人，其秉承毛澤東的意圖為林彪事件定性不惜羅織罪名，在審查林案期間因一時苦於找不出合理的證據，所以在李的身上下了很大的功夫，終於換來了這句林彪是自己主動叛逃蘇聯的偽證。
其實李文普作偽證一事在原林辦人員內部根本就不是什麼秘密，而且是大家的共識，大家對此心知肚明，只是迫於形勢無法開口講話而已。李文普反駁張寧女士的文章出來後，張寧曾打電話給一位當年林彪的貼身內勤，提到李的這篇文章，這位內勤當即說「李文普作偽證那不是明擺著的事嘛。可他當時不那麼做也不行，上頭不會放過他。」還有一位林辦的老秘書亦致書張寧，一語點出了李的偽證行為：「焦點的問題是九一三事件仍然被李文普的那句話維繫著結論，活著的人，他又是關鍵，這只有從外圍突破，他的防線則不攻自破。」高文謙先生的書所披露的事實真相恰恰就是「外圍突破」，它使李文普的偽證行為暴露於光天化日之下，無所遁形。
雖然我們已確知李的偽證行為和中共官方為打倒異己而故意羅織罪名致人於死地，但我們還應更深入地挖掘林彪９１３事件的真相，到底林彪一行在去北戴河機場的路上發生了什麼事，林彪是如何在中途下令停車，而李骼膊上的傷口如何而來等等，其中尚有一些疑問都是我們應予以認真考證分析的。比如說，李自稱林立果開槍擊傷其左臂，而不少林辦的人認為是李自己自傷。其實鑑定李是否自傷並不困難，只要檢查其所佩槍支，對比彈道和傷口形狀特點，就不難得出正返慕崧邸Ｊ路⒑罅職烊嗽倍源司陀忻魅返目捶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