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導說，四十四年前，中國受人尊敬的國防部長彭德懷試圖讓其他高級官員注意：數百萬人由於政府的錯誤經濟政策正在面臨餓死的危險。但中國共產黨主席毛澤東不願聽到他的政策是個失敗的結論。所以他和他的擁護者將彭定為「反黨分子，」正直而有能力的彭被軟禁在北京郊外的家中。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他被關進監獄，受折磨直到最後遇害。
中國在這方面沒什麼變化，像飢荒這個詞一樣，最近威脅中國經濟發展的嚴重急性呼吸道綜合症，在廣東省的醫生，當地政府和省領導，北京官員和公眾中沒有報導。沒有一個醫生和官員具有老一代革命家彭那樣的勇氣，他們一定害怕在召開人代會，國家領導交接的關鍵時刻提出這樣的警告所帶來的後果。這月早些時候，一名正直的，義憤填膺的北京軍醫越級將北京SARS疫情的嚴重性揭露出來後，他即被國安局監控。中國很少獎勵那些發出異見聲音和揭露陰暗面的個人。
SARS的疫情表明，2003年的中國在許多方面和1959的中國相似。這也顯示出了中國改變了多少。統治體系仍沒有一種機制確定官員的責任或將問題暴露出來，沒有監察，制衡的系統，沒有自由的媒體。這種社會缺少透明度，將信息當作秘密。毛的大躍進在放棄前持續了三年，導致至少三千萬人餓死。中國在SARS問題上先是沉默了六個月，死亡數百人，然後中國領導開始改變它處理問題的方式。
什麼改變了呢？中國政府最後發現地方的事件，甚至在中國的，都會造成全球的影響，全球的信息也會對地方有影響。經濟改革徹底改變了這個國家，今天的中國是全球現代化世界的一部分。她的人民通過面對面或網際網路與國外人聯繫，中國人現在可以在國內或國外旅遊，在這一過程中，傳播著新觀念和未經審查的信息，也有一些疾病如愛滋病和SARS等。這些廣泛接觸為中國領導人增加了新的壓力，他們要為自己人民和國際社會負責。
即使中國新領導人採取正確措施控制SARS蔓延時，他們也會遇到不健全的衛生系統和人民對政府缺乏信任的障礙。這一問題在愛滋病上早已反映出來，那是醫療和政治系統失責的另一問題。
過去20年，中國的社會醫療系統逐漸解體，中央政府將越來越多的財政責任轉給地方政府，而這一系統的大部分像經濟的其它領域一樣，已經私有化了。
中國的城市居民能夠享有優質的健康保險，而一億多居住在城市的民工則沒有醫療保險，他們支付不起這筆費用。在農村，70年代人民公社的結束破壞了診所的基礎，在多數地區，經濟發展的目標超過了在醫療健康方面的投資。社區選擇投資建設公路而不是疾病控制，培訓醫務人員或建更好的衛生中心。世界衛生組織建議至少4％或5％的國民生產總值應該用於健康衛生，中國很難達到這一目標，在一些地區，它是個優先權的問題，一些地區沒有足夠的資金。
財政權下放不僅減少了優質醫療保險的機會，也削弱了中央政府的權力。蔑視中央政府的指導政策不會造成財政後果。衛生部制定指導方針，但對具有決策權的省市地方政府沒有多少控制。
這樣做的一個副作用是衛生官員缺乏責任。在河南省，由於沒有執行消毒程序，致使數萬獻血者染上愛滋病，許多窮人想通過賣血掙錢。在當地政府和省政府官員知道問題後，他們隱瞞這一醜聞數年，禁止其他人報導，調查或採取預防措施。衛生部長和北京市長由於向世衛組織工作組隱瞞SARS病例而遭解職，但隱瞞愛滋病疫情的河南官員仍在其位。
保密是處理衛生問題的一個障礙，中國政府掩蓋所有這類信息。在河南省，數千人在不知自己得什麼病的情況下死於愛滋病。由於他們不知道，許多人將病傳染給朋友和家人。當愛滋病活動家萬延海將一份證明河南省官員早就知道愛滋病傳染範圍的報告公布後，他被控泄露國家秘密而被捕。
類似的保密情況也反映在SARS上，中國媒體被要求低調處理這個問題，顯然是為了防止公眾恐慌，要保持「社會穩定」，避免嚇跑商人和遊客。但在信息時代，要想讓這樣的事情不為人所知，即使在中國也很困難，。在北京，一位憤怒的醫生揭露中國隱瞞SARS病例。在河南愛滋病疫區，一個網際網路新聞通訊報導了一名退休醫生高耀潔治療愛滋病人的故事。
這些揭發者應該被看作英雄，但是這些勇敢的人卻被懷疑，被監控。在中國病態的統治體系裡，缺乏常規的渠道－如自由的媒體，將問題公開化。
甚至在今天，大部分中國農村地區，人們有很少的渠道得到一些關於愛滋病等疾病的準確信息，公眾越來越意識到他們有權知道健康的風險及一些問題的真實情況。甚至當中國的執政黨全盤招供SARS的病例時，也不能使人們相信它說的是實話，因為長期以來，這個黨將信息做為宣傳。它要求大城市的居民留在城市，以減少將病毒帶到偏遠地區風險，但數以千計的居民不聽勸阻，擁擠到西客站準備逃離。
由於中國過時的統治體系，去年晚些時候在中國30個省之一的一個地區性的非典型肺炎現在已擴散至全世界。疾病，尤其是傳染病是不會考慮國境線的。一個上萬名學生出國留學，吸引數百億美元國外投資的國家，一個出口千億美元貨物的國家必須符合國際合作的高標準和透明度。中國的新領導顯然認識到這一點。沒人願意在一個隱瞞對健康，利益造成威脅的地方投資。
中國欠得更多的是她自己的人民，不僅是SARS的受害者，還有大部分貧窮的，感染愛滋病的一百萬農村人口，13億中國人有權知道影響他們健康安全的問題。當中國管理者開始動用資源與SARS戰鬥時，他們也應該採取措施改善他們自己整個體系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