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真是農民的社會保障嗎？》是我迄今為止關於農村問題最長的文章，初稿12000字，在一個週末的2天裡完成。這篇長文不僅讓讀者受累，讓我也寫得很疲倦。寫作過程中，我總要想起我的兩位母親－－生母和繼母，她們都是中國最普通而典型的農民，一生都在土地上辛苦勞動。
一段時間以來，某些學者和官員輕率地認為「土地是農民的社會保障」，這種論調讓我陷入了沉思。因為，我不得不去面對這樣一個嚴肅的問題：為什麼，土地沒有能夠保障我的兩位母親？
二 我的母親
我的母親於1998年去世之前，已經在土地上辛苦勞動了50多年。無論是文革時期的生產隊制度，還是改革開放後的土地承包制，母親一生從來都沒有停止過田間的辛苦勞動。這種持續不斷的勞動，艱難地維持著全家人最低層次的溫飽，同時也直接帶給了母親一生的疾病和痛苦。
母親的病，是在勞動中得來的。據母親回憶，那是早在生產隊的時候，她還很年輕。有一天，她正在晒場上晒稻穀，天氣驟變，風雨交加。在搶收稻穀的過程中，母親淋透了雨。最初是感冒、咳嗽，沒有引起重視。這種傷風病痛，對於家鄉人來說，即使在今天，一般也很少買藥治療。藥太貴。多半都是硬扛著，任其自生自滅；或者找些金銀花、竹葉芯子和苦蒿之類的草藥來煎水喝。然而，母親那次的感冒很嚴重，草藥並沒有治好，一拖再拖，後來就轉化成了慢性支氣管炎和哮喘，呼吸急促，猶如扯風箱一般。這一病就是幾十年，成為伴隨她一生的災難。
由於無錢治療，母親只能買一些麻黃素片來緩解病情。麻黃素片很便宜，只要幾分錢一顆，一塊錢可以買一瓶，好幾十顆，似乎很划算。我沒有查證過，但一直懷疑麻黃素這東西很可能會讓人上癮，因為母親漸漸地對它起了依賴，也有了抗藥性。從最初吃一片管幾天，發展到每天吃一片，喘得厲害或咳嗽得厲害的時候，就自己加大劑量，一次吃2片、3片乃至更多。這東西當然不能根治，但可以短暫減輕病情，更主要的是它便宜。便宜而又能多少減輕痛苦，這對於無錢的農民來說，是很重要的。便宜的麻黃素片小瓶，一直伴隨了母親幾十年，直到後來病情加重，根本不管用為止。
應該說，無論什麼病，都是讓人痛苦的。但在我的見識中，不知世上還有無比支氣管炎和哮喘更讓人痛苦的病了？！我猜想，其他的病痛，哪怕缺骼膊斷腿什麼的，雖然痛苦，卻來得猛烈，讓人非生即死，痛痛快快，倒也乾脆，但這支氣管炎和哮喘病則不然，幾十年如一日，讓人在漫長的日子中遭受病痛的煎熬和折磨，猶如鈍刀子割肉，讓人生不如死！
被病折磨得難受的時候，母親曾經多次動過自殺的念頭，但都因為不忍心丟下我們幾個孩子，終於沒有對自己下手。這是母親親自對我們說過的。
我自記事起，就總看見母親老是喘氣，老是咳嗽；白天咳，晚上更咳得厲害，還多痰。我自己常常在半夜裡，被隔壁母親一陣緊似一陣的咳嗽聲所驚醒，然後又在母親的咳嗽聲中沉沉睡去。伴隨別人童年的，是優美的兒歌和催眠曲；伴隨我的，則是母親揪心一般的哮喘和咳嗽。
我常常想，如果醫療條件好些，如果生活沒有那麼貧困，如果當初感冒治療得及時，母親原本不必遭受這樣的終身折磨！
更嚴酷的是，生病，並不能成為阻止母親下地幹活的理由。無論是生產隊時期，還是土地下放之後，母親一直都在帶病幹活。這雖然是極其殘酷的事情，卻無可奈何，因為農民的所有生活來源都在土地裡，只有勞動，才能生存。如果僅僅因為生病而可以休息，在農村是非常幸運和少見的事。有好多次，母親病情加重，臉色鐵青，昏倒在田地裡，最後被父親或我的兄長背回家裡。（跟作家余華的小說《活著》中寫的一樣。）這樣的情形發生的次數一多，大家－－包括我的家人－－都已經習以為常了。照樣生病，卻照樣幹活。在農村，這樣的情況太普遍了。
我現在常想，人真是很殘忍的動物。什麼事情，無論多麼嚴酷，甚至殘忍，只要發生的次數一多，就習慣了，就不覺得反常了。正如我們可以在母親的咳嗽聲和哮喘聲中酣然入睡一樣，帶病勞動在農村是非常普遍的事情。很多在城裡人眼裡是極不正常和不可思議的事，在農村都很普遍和正常，不僅外人，連她的親人都麻木了，冷漠了。也許這就叫「見怪不怪」和「習以為常」？
這種對親人的麻木和冷漠，至今仍然讓我心悸和懺悔。麻木的背後，更多的是無奈。
直到1994年，我大學畢業，可以每月寄點錢回家，家裡的經濟壓力多少有所緩解，但土地一直都沒有丟掉，母親一直都還在責任田裡干農活。我曾經勸她別種地了，反正也不賺錢，但她說：
「哪有土地不種莊稼的？那麼大片地，荒了多可惜！」。
其實，真正的原因，還是由於貧困。多年來，為供養我們唸書，家裡歷年欠債沈重。我的畢業工作，並未使得家裡的經濟情況獲得根本好轉。父母覺得，種地雖然累，好歹可以有點收成餬口，多少可以減輕我的壓力。我剛畢業工作，掙錢不多，還要攢錢成家，不容易。可憐天下父母心！
母親幹不了重活的時候，她就在地邊田坎上，幫父親幹些輕鬆一點的活路，比如拔草什麼的。而她的的病情卻越來越重了，由原來的支氣管炎演化成了哮喘、肺氣腫、肺心病。約摸到1996年，她才終於將承包地轉包給我的幾個兄長，沒有再下地幹活，但她的身體狀況已經很差很差，其實那是干不動農活了。母親常常喘氣喘得走兩步路都困難，每天只能坐一會，不舒服，又回到床上去躺著，繼續咳嗽和喘氣。終於，1998年夏天，一場流感襲來，母親病情惡化，在鄉場的私人藥店留下180元的藥費賒帳單之後，不幸病逝於那間低矮而昏暗的茅草土坯房中，享年僅60歲。
……
此後，每次回家，我都要長跪於母親的墳前，把無盡的思念和悔恨化著淚水，傾灑在香燭與紙錢的煙霧之中，
從母親的墳前站起來，返身離開的時候，我總要忍不住一遍遍地望著家鄉那遠近成片的土地，心裏忍不住一遍遍地追問。
在這片土地上，母親傾注了她艱辛而痛苦的一生。
土地，土地！
這些讓母親辛勞了一輩子的土地，不但沒有能夠保住她的健康，更沒有能夠保住她的生命。
難道這就是那些人所說的「社會保障」？
這樣的論調，如何讓我接受得了？
三 我的繼母
「繼母」，通俗講，就是我的後媽，是我寫文章時為了便於區分的書面叫法，實際上我們仍然都叫她媽媽。
在我的母親去世近五年後，繼母來到了我家，與年老多病的父親重新組建家庭。
父親再婚的時候，已經67歲。
母親去世之後，父親的生活一下子孤單起來，精神上萎靡不振。我曾讓他到城裡來，與我合住過一段時間。我每天上班早出晚歸，陪他的時間很少。他不會打麻將，難與周圍的人們融和到一起。每天除了上菜市場買菜，做飯，然後就是看電視，也極無聊。終於還是回鄉下老家去了。那裡畢竟環境熟悉，空氣清新，還可以到鄉上茶館與一群老頭玩撲克牌，比城裡更好消磨時光。
但父親的身體卻一年不如一年了。他早年落下的風濕、骨質增生，隨著年齡的增長，都紛紛嚴重起來。他的幾個兒子這些年都紛紛進城打工去了，一年也難得回家一次，只留下兩棟新修的樓房讓他獨自看守。當年一家7口人，住在那三間低矮昏暗的茅草房裡，下雨天屋裡到處漏水，常常為火災擔驚受怕，雖然擁擠和貧困，卻也感到幸福快樂，從來做夢都不敢想居然會住得起樓房！而且還有彩電和電話。而今，父親一個人呆在老家兩棟樓房裡，白天打牌回來，冷鍋冷灶的，無人說話，孤單得很。平時有個病痛感冒什麼的，也沒人照應。
2002年的秋天，一個清晨，父親早起去廁所。廁所在一個茅草搭起來的豬圈裡邊的一個小過道盡頭，過道兩邊堆滿了柴禾。誰也沒有料到，竟然有一條毒蛇躲在那裡睡覺。由於天色未亮，頭頂的電燈瓦數很低，昏暗得很，父親睡眼惺忪，哪裡看得見它？他穿著涼拖鞋的腳，猛然感覺被什麼東西咬了一口，頓時大叫起來，又疼又怕。幸好有鄰居幫忙，趕緊租了摩托車，將他送到10多公里以外的鄉村醫生那裡，花了近300塊錢，總算用土法醫治好了。接到他報信的電話，嚇得我們幾弟兄渾身出冷汗，好幾天寢食不安。
再不能這樣繼續下去了。我們幾弟兄就商量，同意他找個老伴兒，好讓他的晚年生活有個照應，有人跟他說話，避免孤單，總是好事。
就這樣，在2002年的春節前夕，56歲的繼母，來到了我家，成為我們的第二位媽媽。
繼母的丈夫是在兩年前得病去世的。
農村人，一般得小病是難得上醫院的，一旦住院，那一定是大病。一旦遇上大病，後果就很難預料了。
繼母已經56歲，上面有一位84歲的婆婆，下面有4個兒子－－都外出打工去了。一家6口人的土地，全靠她一人耕種，真是起早摸黑地忙乎。種6個人的土地，就得交6個人的稅費負擔。－－按照規定，84歲的婆婆，雖然幹不了活，也得交稅。－－其中的艱辛和勞累，雖可預料，卻實非常人所能想像。
繼母本來也不太願意老來改嫁的。農村人的觀念，還不是那麼開明的。但這也由不得她。丈夫去世後，她在家苦苦支撐了兩年，一人獨種6人的地，實在太累了，實在支撐不下去了。不種地吧，幾個孩子又不供養她。她沒有辦法，只得尋找合適的人家改嫁，算是給自己尋條生路。所以，繼母的改嫁，並非出於愛情，而是出於無奈，出於尋求生存；甚至不是出於自願，而是出於逃離－－逃離那難以承受的生活重壓。因為據說到我家來，有我們幾弟兄寄錢回去供養，是不用干農活的。
但讓我吃驚的是，即便這樣的逃離，也並不容易。
繼母「出嫁」的喜日子選定在2003年1月14日（雖然114在城裡人似乎不夠吉利，但據說，按照農曆，那一天卻是個好日子）。這個消息很快就傳了出去。2003年元月12日，繼母出嫁的前一天，由區、鄉、村、組四級基層政權幹部組成的小分隊，竟然進駐到繼母的家裡，嚴厲要求她繳清農業稅費，聲言不交清就不許出嫁。
繼母的家裡一時圍滿得人山人海。不過，他們並不是來賀喜的。
無奈之下，繼母含淚四處借錢，甚至把我父親提前遞送過去的幾百元彩禮錢也墊上了，這才交清了6個人的農業稅費，終於才得曰褡既縉詬募薜轎壹依礎?
春節，我從上海回到四川老家，見到了我的這位新媽媽。
在房屋背後的晒場裡，我遠遠望去，繼母身體的瘦弱矮小，是遠出乎我預料的。我拉著她的手，個子高出她很多。我真有些不適應。在我32歲的時候，我有了一位新媽媽，她竟然是那麼矮小瘦弱，我不知道，如此瘦弱矮小的媽媽，竟然獨自幹著6個人的農活。
春節臨走前，我與父母坐在一起，三人有了一次特殊的對話。談話中，我知道了前面所述的繼母的身世。當講到出嫁前被小分隊逼債的情景時，老人家臉上滿含著憤懣和恥辱。
我客氣地問她：「初到我家來，你習慣嗎？」
沒想到，老人家竟然回答說：
「其他倒沒什麼，生活條件遠比我原來好了。唯一的不習慣是，過來後不再種地了，一下子還真不習慣。」
她微笑著，聲音淡淡地，很平靜，甚至有些不好意思似地。
我的心一顫，差點掉下淚來。
多麼可憐而又可敬的母親啊！
我又問，你對我們晚輩有什麼要求嗎？
她小心翼翼地說：「人都有那麼一天。你父親比我大10歲。萬一他將來老去了，我的吃住怎麼辦？我來之前，我婆婆就對我說，你去呆不了一年，就會返回來的。我回答她說，即使我在那邊呆不下去，也再不回你楊家溝了！」
老人家的擔憂是有道理的。父親畢竟已經67歲，且身體有病，三長兩短是難保的事情。而她也的確是從楊家溝的生活重壓之下「逃離」出來的，她已經沒有退路可言，過來之後，這裡能否呆得住？即使呆下了，將來萬一我父親比她先走一步，我們幾個孩子會不會繼續供養她？她心裏是沒有底的。這是她最擔心的地方。因此，她是冒著風險過來的。
我的心裏真是難過極了。生活的嚴酷，讓我無法迴避。
我幾乎是哽嚥著說：「媽，不管將來怎樣，只要有我吃的，就一定有你吃的。」
她笑著，點了點頭。
四、後記
我的兩位母親，在土地上辛勞一生，卻連健康、生命和尊嚴都得不到最起碼的保障。
因此，每次讀到那些學者或官員大談冠冕堂皇的「耕地社保論」，我總要感到萬分的悲憤。不知在今日之中國，可還有所謂公正和良知可言？
最後，我要正告那些用「耕地社保論」來搪塞農民的御用文人們，以及那些至今仍然漠視農民正當權益的人們－－
你們的罪孽太深！
（2003年3月23日，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陳錫文說，溫家寶總理曾講過幾次，要求他去調查一下，因病去世的農民有多少人是死在醫院裡，而在城裡這是個什麼比例。第二，要調查一下，如果農村的婦女生孩子有多少人是在醫院生的孩子，而在城裡又是個什麼比例？
這真是問到點子上去了。這樣的調查數據，不知道會不會讓那些人膽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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