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武漢很失落。在中國新一輪的改革開放高速發展中，它不東不西不南不北，近期西部大開發戰略更凸顯出其陷落在中部的恐慌。據說武漢正在提中部崛起的口號，但它首先不得不直面的是，在現代化進程中被擠壓的、凋敝的國有經濟，和大批行走在貧困邊緣的下崗失業群體。負重的大武漢。
六月，我走進這座被定義為中國最市民化的城市，循著街頭肆虐的"麻木"和夜市上的吆喝，走進"冷也好熱也好，活著就好"的小市民生存背景中。經過十多年社會生活的變遷，武漢早已跨越了方方《風景》中令人窒息的棚戶區生存狀態，"父親帶著他的妻子和七男二女住在漢口河南棚子一個十三平米的板壁屋子裡" 的時代已經成為慘烈的記憶。
但是，另一種貧困開始在延續。相對於生存空間的仄狹，精神世界的蠻荒化、教育資源的匱乏以及相伴而來的知識貧困，對於一個群體、一個城市的可持續發展，有著更為可怕的殺傷力。在這個苦夏，我不能停止自己深入的腳步。
"麻木"人生
我不知道武漢人為什麼把這種裝著灰扑扑頂蓬的人力或電動三輪車叫做"麻木"，有一種說法是因為這些三輪車伕回到家裡就喝酒，直至喝到身體和精神麻木為止，頗為類似舊社會漢口的碼頭工人。
走在武漢的大街小巷，經常能看到一群群"麻木"在烈日下疲倦地等待或在警察嚴厲的注視下倉皇逃竄，像受驚的鳥。警察就是它們的天敵。從一個城市管理者的眼光看過去，它們就像氾濫成災的蝗蟲，讓這座日趨現代化的都市為之難堪。 當地的一位政府官員頗為撓頭地告訴我，"麻木"絕對是城市交通、市容建設中的一大公害，市人大、政協為此論證了很多年，但遲遲下不了封殺的決心。因為對江城近年來劇增的下崗失業家庭來說，"麻木"成了他們微弱的家庭生計支柱，靠了它，許多家庭尚能維持著平民而不至於淪落到貧民的生活。
黃昏時分，劉凡生的"麻木"停在工農村門口。
我走過去的時候，有四、五雙"麻木"的眼睛不約而同地望向我，分明是期待。頭髮花白的劉凡生年紀最大，今年54歲，幹這行有3年了。
他只能跑些偏僻的線路，沿工農村一帶的鐵軌旁邊拉些客人，因而生意比不得街上的"麻木"。他開的是黑車，因為沒辦上執照。
"我想花錢辦哪，可人家不給辦，說是要控制數量。說到底，還不是沒關係！"他抱怨道。他整天提心吊膽的，一旦撞上"槍口"，就會被沒收。劉凡生和他的同行已經熟諳其中"貓抓老鼠"的遊戲規則。但還是不能倖免於難。
那次他去漢口火車站拉貨，沒走多遠，四、五個警察就圍上來了，要他出示"三證"（行車證、駕駛證和執照）。他拿不出，幾個人動手就要沒收"麻木"。 "我要吃飯！三口之家要養活！"他急紅了眼，嚷道。
"要吃飯，你到勞務市場去！"他們說。
"他們站著說話不腰疼，我年紀一大把，找工作誰敢要你？沒理可講！這像賭博，你抓住我是你贏，沒抓住是你輸！"劉凡生總結道。
"麻木"沒收後的一個月裡，家裡差點揭不開鍋。他急得到處託人，還是內部有人暗示，找黑道上的，趁黑將"麻木"偷了出來。為此他前後花了1500元打點"紅道"、黑道。
"這是什麼社會？！"他張著眼，憤怒、無奈。
他的家光線暗淡，陳設簡單、陳舊。冰箱是幾年前弟弟送的，壞了，一直捨不得花錢修。妻子站在門邊，疲乏無力地微笑。她有嚴重的糖尿病，拖了10年。下崗前是江岸西站勞動服務公司的清潔工。這種大集體企業說倒就倒，說散就散，下崗了沒有任何說法地在家坐等。醫藥費自然是無處報銷。她每月要吃400多元的藥，碰上住院，劉凡生幾乎愁得要跳樓。
他去找愛人單位領導，領導說管不了。他去找居委會，居委會愛莫能助。
幸虧他每月還有500元退休金，所在單位武漢鐵路分局江岸建築段照顧到他的實際情況，每年發給他100元補助。但面對越來越高昂的醫藥費和女兒即將升入中學令人咋舌的贊助費，這點錢無異於杯水車薪。女兒學習不錯，每次考試都是班上前五名，但要進重點中學，贊助費就要交6000元到1萬元以上。沒奈何，他說服女兒上了學費低廉的鐵二中。
去年冬天，妻子又病倒了，要住院。家裡只剩50元錢過年。他只好跑到單位，又借了800元錢。這種東挪西借的日子，他是過怕了。他開"麻木"每天從早上6點起到晚上10點收工，每月淨掙600元，碰上吸毒的、地痞什麼的，不給錢還要打人，他也只能忍氣吞聲。而家裡每月的生活費支出就要700元，大都花在食品消費上。遵醫囑，妻子每天得要有3兩瘦肉的進補。
一切能省則省。劉凡生腳上的5元錢涼鞋，穿了整整四個年頭，鞋跟磨得破爛不堪。
我無法知道在700萬武漢市民中有多少像劉凡生這樣的沒有"准生證"的黑戶"麻木"。他們每天穿行在如過江之鯽般的豪華奔馳、神龍富康中，搖搖欲墜地行進在城市的窮街陋巷，帶著過分的小心和謹慎。一位守候在渣家小區的"麻木"憂心忡忡地對我說，如果哪下令取締"麻木"，這個飯碗說沒就沒了。
失業的陰影籠罩著人們。來自2000年武漢年鑑的統計數字表明，近年來武漢市下崗人員和城鎮待業人員呈逐年上升態勢，就業和再就業壓力增大。1999年末城鎮登記失業人數8.1萬人，比上年增長了3.1%；登記失業率為2.95%，比上年上升了0.15%。值得注意的是，集體企業的下崗失業狀況遠比國有企業要嚴重的多，1999年國有經濟單位在崗職工人數比上年下降5.3%，集體經濟單位在崗職工人數則下降了14%。
當地勞動部門官員告訴我，在武漢生活最窮困的，不是武鋼、武重這樣國有大型企業的下崗工人，他們尚能拿到一定的基本生活費，而是那些倒閉、破產和半破產的集體企業的職工。他們是真正生活無著的群體。而在武漢，集體企業佔規模以上的工業企業數24%，從業人員約佔全市職工數的16%。近年來集體企業經濟效益連年下滑，就工業總產值來說，1999年國有經濟比1998年增長了2.3%，集體經濟則下降了7.2%。
由於地方財政困難，管理集體企業的行業辦、集體企業辦現在基本處於癱瘓狀態，市、區兩級都不管。"沒法管，也管不了。"這位官員說。目前下崗職工基本生活費和失業救濟政策主要向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傾斜，集體企業職工家庭很難納入低保範圍，成為被政策遺忘的群體，只能在生存夾縫中艱難地求著生存。
觸礁的"問題家庭"
福建村在二七路上，二七路距離漢口最繁華的商業街--江漢路不過十分鐘的車程。
不遠處，"二七大罷工紀念館"肅然而立。
上午的日光灑在福建村南區的路面上。
街邊早點攤的油鍋還滾熱著。過早的人很稀落了。
油煙和著路邊隔夜的垃圾發出難聞的濁味。酷熱。
這是每個城市最基層最大眾化的生存角落，居民們延續著工薪階層的清貧日子，現在，這種日子似乎也正在失去。開"麻木"的、□皮鞋的、賣水果的守在小區門口，困頓地等待生意。一些人懶洋洋地在街道間晃萊晃去。
陳玉萍的家就在福建村南區的樓房深處。
屋裡很安靜。一個小男孩在地板上爬來爬去。這是陳玉萍最近找到的一份活兒，幫人照看孩子，每月200元。
客廳的牆上，一個面目清秀的青年男子在相框裡微笑。
7個月前，這個男人用繩索在臥室的門上結束了自己。當時他剛滿45歲。他結繩的方式很特別，女兒從另一間房裡衝出去的時候，他的身子已經冰涼。前後不到10分鐘。當時，陳玉萍正在裡屋織毛衣。
他以前做過水手。那種毀滅性的結繩方式據說是長期的水手生涯磨練出來的。這個細節在他死後被福建村人提起時，總免不了一番唏噓。那種對生活純淨、徹底的絕望像迷霧一樣籠罩著福建村好一陣子。類似的非常事件在城市的一些角落已經發生或正在發生。人們在不安之後又繼續著他們尋常的苦難日子。
還有一年，他們的女兒倩倩--一個聰明、漂亮的女孩即將高考，照老師的預言上大學應該極有希望。這個在晦暗中苦撐的家即將露出熹微的曙光。然而，他就這樣放棄了。
說到此，陳玉萍放聲大哭。他們婚後19年的日子也還算幸福。那時，她在武漢港務局做裝卸工，拿400元工資；他在船上做水手，每月有500元的穩定收入。三口之家清貧卻和樂。這一切都是怎樣發生的？
先是她下崗，辦了內退後工資降到了220元，她到處打零工，到飯店給人洗菜、送盒飯，什麼都干；99年他下崗，單位一次性買斷工齡付給他3萬元，從此一切脫鉤。原本開朗的他一下子情緒低落起來。
單位房改，買公房花去了一萬七千元。他和妻子約定，餘下的錢再也不能動了，留給女兒上大學。為此，他們夫婦倆不吃早點，省下來給女兒；他常常餓著肚子喝空酒，患上了嚴重的胃病，越來越瘦。
不久他花了2000元買了"麻木"，沒辦上執照，只能偷偷開。警察搜得緊時，他只好窩在家裡不出車。上次不小心被摩托車撞了，他在家躺了半年，動彈不得，不敢去醫院。這樣陸陸續續地開了兩年"麻木"，一個月下來能掙個三、四百塊。那段時間，陳玉萍又沒了工作，連打零工人家都嫌年紀大了。找不到事做，他和她都心煩，口角由此而起。苦悶中她出去打小牌，丈夫越發不滿。家裡的空氣頓時緊張起來。
出事的那天傍晚，她和丈夫商量出去擺地攤的事兒。他很煩躁地否決了，這個生性膽小、守規矩的男人不願看到妻子過那種隨時被驅逐的擔驚受怕的日子。然而，不擺地攤又能做什麼？面對妻子的詰問，他不再言語。默然喝下了一瓶酒，他就撒手走了。
這種不祥的預感，陳玉萍不是沒有體察到。很多次，她聽見丈夫沈重的腳步在屋裡漫無目的地走來走去，"活著真累！"他的嘆息裡充滿了惶恐和無助。她現在肯定自殺的幽靈一直在他腦際頑強地縈迴，揮之不去。
對於生存的恐慌、對於未來的失望甚至絕望，襲擊著城市原本超穩定的家庭結構。貧困使相當一部分家庭走向分崩離析，自殺、離異，"問題家庭"嚼叢蕉唷Ｎ浜菏凶芄せ嶙鈈亂幌鍆臣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