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遺憾的是，中國新領導人中並沒有戈爾巴喬夫式的改革人物的身影。他們當中的一些人僅僅是保守的七十歲領導人的追隨者和繼承人，另一些人雖然相對溫和，但是並沒有提出任何政治改革的主張和對外政策的新構想。特別具有決定性意義的是，江澤民仍然控制著中國最高領導的人事安排，控制著中國的軍隊、外交和對臺灣的方針。這不僅是當前的政治現狀，而且至少是今後五年的政治狀況。如果不創造充足的政治壓力，這種灰暗的政治狀況很可能持續得更長。
「春天」還遠？
當前的全球的戰略重點是打擊恐怖主義和反對流氓國家。有一種看法是，為了換取中國在這方面的合作，可以對中共政權的劣跡減輕壓力或裝作沒有看見。但是這種看法忽視了共產主義同恐怖主義、共產主義國家同流氓國家的利益聯繫。
歐洲的共產主義國家崩潰後，東亞共產主義的主要盟友實際上是形形色色的支持恐怖主義國家和流氓國家。東亞的共產主義通過支持和利用這些國家，干擾和對抗民主國家，為延長極權統治爭取時間和空間。
美國911事件的突然發生，也許給了東亞共產主義一個歷史性的機遇，因為9-11事件迫使以美國為首的民主國家將戰略重點轉向打擊恐怖主義，不得不暫緩促進幾個共產主義國家的制度轉型。所以，國際恐怖主義存在的時間越長，就越有利於共產主義的繼續生存。這就是中國始終沒有認真加入反對國際恐怖主義的行列，始終偏袒伊拉克和朝鮮的真實原因。
中共政權內部不存在民主改革的實際動力，但是這一點並不說明民主國家可以對中國的制度前景不聞不問。在基本消除了恐怖主義和流氓國家的急迫危險之後，民主國家需要對中國提出向民主制度過渡的總體要求。這種過渡應該遵循世界主流文明的民主標準，而不是過份遷就由共產黨人定義的「中國特色」。
認為隨著中國國內私人經濟的增長和更多的外國資本以及外國商品的進入，中國將自動走向自由社會和民主變革，這可能是一個片面的估計。共產主義國家的特點是政治制度決定經濟制度，而不是相反。只要共產主義極權統治存在，它就不會允許私人經濟成為主導，就不會允許中產階級成為一個獨立的、舉足輕重的政治力量，就不會允許外國資本和外國商品同共產主義的國有經濟展開真正的平等競爭。所有已經轉型的共產主義國家，沒有一個是通過私人經濟的發展和中產階級的成長導致了制度改變。恰恰相反，所有已經轉型的共產主義國家都是首先進行了民主改革，然後通過民主改革促成制度改變打開了私有化的大門。中國也只能走同樣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