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中國最高權力的「合法性」問題一直建立在革命旅歷的基礎之上，但江澤民續任軍委主席則意味著對這種「習慣法」的重大修正：它使黨派、甚至是幫派利益取代意識形態利益成為政治安排的決定因素。由於延安時代革命傳統在黨內的某種殘存，也由於各種派別之間的維持利益均衡的脆弱性，「兩會」的政治安排顯然要面臨潛在的黨內紛爭。不能說「兩會」結束就意味著不同意見結束了，事實上這些蟄居黨內的異議者會選擇新的場地來進行政治表達。一方面，由于思想觀念的衝突將進一步激化黨內左、右兩方面的離經叛道，加之利益衝突嚴重可至黨內分裂。另一方面，由於「雙元領導」局面的形成，高層的穩定和統一面臨新的挑戰。１９８９年之後的十四年來，江李體制的穩定是建立在「權力恐懼」（面對天安門事件和蘇東「天鵝絨革命」的權力自衛反應）的基礎之上的，這並不是一個政治素質問題，而是時勢比人俊＝裉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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