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意思是說，在幾乎所有的亞洲國家都經歷了一次毀滅性的崩潰之後，中國－－這個「亞洲奇蹟」中最大的奇蹟，是不是下一個即將崩塌的神話？
雖然中國有所有已經遭遇流行病襲擊的亞洲國家的通病，比如臭名昭著的裙帶資本主義，完全失控的銀行管理等等。但作為一個比其它亞洲國家龐大得多的經濟體，中國顯然具有自己與眾不同甚至是至關重要的特點。否則，我們就很難解釋為什麼獨獨中國能夠倖免於那一場可怕的災難了。
可能正是鑒於中國問題的複雜性和棘手程度，克魯格曼在提出了這個讓人煩惱的問題之後，並沒有給出答案，便匆匆結束他的討論。雖然他明確地將中國歸為他所謂的「壞」的經濟體－－那種即將進入危機狀態的經濟體。
從表面上看，中國不僅成功的避開了亞洲金融風暴的蹂躪，而且繼續以其慣有的高增長姿態傲視全球。在危機之後，中國仍然以年均7%以上速度連續增長了4年。在許多中國問題研究專家那裡，中國的這種奇特表現已經成為世紀之謎。因為它對我們的常識構成了挑戰。難道，常識真的要被證偽嗎？還是人們看到的中國，僅僅是一個假象？
一、中國在幹什麼？
在亞洲金融風暴發生的1997年，中國經濟實際上在內部已經遇到了嚴重問題。這不僅表現在中國經濟一直處於緩慢的下滑過程中，更表現在中國一直引以為傲的漸進改革已經完全失去了動力。金融改革毫無起色、國企問題日趨嚴重、貪污及社會貧困開始制度性瀰漫。突如其來的亞洲金融危機不過是以一種意外的方式暴露了中國這種漸進模式的另一面。當此時，本來是中國領導人痛下決心，革除體制積弊的時候。然而，自尊心和現實經濟的壓力驅使中國領導人走上了一條截然相反的道路。
為了繼續維持經濟的快速增長以遮掩這個即將衰朽的神話，中國領導人幾乎完全擱置了制度改革，開始不惜一切代價的追求短期的經濟表現。就中國領導人對嚴峻的制度改革形勢的漠視而言，這種以GDP為唯一追求目標的執政思路已經達到了瘋狂的程度。正如許多觀察家看到的那樣，1997年之後，中國領導人沒有推出一項旨在長遠的改革－－無論是經濟改革還是更加緊迫的政治改革，來凝聚進一步改革的動力。相反，他們利用一切可以動員的資源，以一種近乎掠奪的方式來極力支撐其表面的繁榮。
在短短的4年中，中國政府採取一切可能採取的方式來刺激經濟增長，這既包括西方人熟悉的財政政策，貨幣政策，也包括西方人不那麼熟悉的所謂收入政策和消費政策。
藉助於這些以龐大的公共開支為基礎的政策刺激，中國在少數大型城市快速樹立起了一個高成長國家的典型形象：不斷崛起的高樓大廈，迅速增長的中產階級消費群體，源源不絕的外來尤其港臺地區的投資，絡繹不絕的黃金週旅遊人群。呼應於這種新的形象，那些對亞洲模式曾經有過深刻懷疑的人們終於丟掉了他們最後的一絲警惕，以自己的熱情和行動匆匆投入了「中國世紀」的合唱。
然而，人們很快就會發現，中國，不僅僅意味著大城市，更不僅僅意味著那些多少有些樣板意義的特大城市；中國不僅意味著讓人心動的機會，也可能同樣意味著始料不及的巨大麻煩。
讓我們來看一看實施這種被中國領導人稱為「擴大內需」卻被我稱為「類凱恩斯療法」所付出的代價。之所以將這種政策稱為「類凱恩斯療法」，而不是克魯格曼所推薦的「凱恩斯療法」，是因為實施同一政策的並不是同樣性質的政府。換句話說，中國政府是在完全缺乏「凱恩斯契約」的約束下實施這些政策的。
在這種契約中，政府必須在不違反自由市場原則的情況下來採取干預行動。而這種契約在中國似乎根本就不存在。我們必須注意到，在實施同樣政策的時候，中國政府仍然是一個權力完全不受監督但卻掌握大量壟斷資源的政府，這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區別。正是出於這個區別，我們將會看到同樣一個政策將導致何等南轅北轍的效果。
積極的財政政策，是中國1997年後採取的一攬子刺激政策的核心部分。從1998年開始，中國政府進行了大量的公共投資。為此中央政府的財政赤字從1997年的560億飆升到2002年的3,000多億。無論我們從什麼角度去評價這個政策，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在中國，所有的公共投資不僅低效，而且充滿了各種貪污和受賄醜聞。正是基於這一點，民間將這類公共投資形象的比喻為「富官工程」就不足為奇了。
這個問題的實質和嚴重性在於，在一個權力不受監督的國家裡，以大量國債發行所支撐的公共工程意味著：少數擁有權力的腐敗官員在透支全體人民的未來。在這個問題上，我們不能期望中國能發生什麼奇蹟。事實上，我們已經看到大量的公共投資正成為毫無用處的垃圾。
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以來，中國又開始了一個與90年初期非常相似的大興土木的高潮，不過上一次僅僅表現為地方政府的投機，而這一次的主角卻是中央政府。人們還記得，在90年代中期，中央政府經過了一系列艱難的討價還價之後，才從地方政府手中奪取了更大的控制權。然而一旦大權在握，中央政府卻幹起了同樣的勾當，實在是權力經濟的本質使然，不過是大集權與小集權的區別，五十步笑一百步耳。
90年代初期那次以開發區建設為主體的投資狂熱，除了留下大量的撂荒土地之外，還留下了大量的銀行壞賬，難道這一次規模更巨但同樣毫無成本約束的公共投資的結果，就一定會更好些嗎？江蘇省的一個例子特別能夠說明這個問題。江蘇省北部的一個縣花費了大量的公共投資建立了一個完全是為了炫耀政績的電話縣，其結果卻是，強制安裝的電話成了農民家中無用的擺設。如果這也叫GDP的話，大概只能稱作「災害GDP」。
與上面的積極財政政策相配套的是所謂的貨幣政策。在經過了90年代初期的通貨膨脹教訓之後，中國貨幣管理當局在這方面似乎比較謹慎。
由於害怕刺激高通貨膨脹預期，中央政府一直以穩健的貨幣政策相稱。但這種「穩健」實際上僅僅停留在口頭上，誠如大家看到的，從1998年起政府已經連續5次降低利率。考慮到中國70%以上的貸款都流向了奄奄一息的國有企業，這個政策的實際效果可想而知。一個合理的推論是，四年來的貨幣政策在危險的基數上大大增加了銀行的壞帳。雖然我們不能準確的知道這個比例增加的具體程度，但這可能也正是危險所在－－未知的危險要比已知的危險可怕得多。
如果上面那些政策還沒有超出我們理性的想像範圍的話，那麼中國政府直接推動股市上漲就顯得有些愚蠢和浪漫了。這讓那些有些歷史感的人輕易聯想到大躍進時期的瘋狂。在中國1999年開始到2001年7月結束的罕見牛市中，一個重要的歷史事件肯定會作為醜聞記錄在案。這就是《人民日報》在1999年6月發表的社論。這篇社論以欺騙的手法催促投資者進入股市，以營造社會虛幻的「財富效應」並同時為國有企業解困。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