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想離我代表的人群太遠。」這是來自山東省泰安市的全國人大代表王元成的話。3月5日全國人大會議在北京召開幕，這一天會議間隙，王獨自來到北京月壇公園勞務市場，向進城務工者瞭解情況。那個勞務市場約有二三千人。他對著他們喊話：「我是全國人大代表，也曾經進城務過工，大家有什麼困難和建議，可以通過我向上反映。」
人群一下子湧了過來，把他圍了個水泄不通，黑壓壓一片。他們情緒很激動，有的還很憤怒。
有人嚷嚷：「為什麼警察動不動就抓住我們往地上摁？」
「為什麼老闆總要剋扣我們的工資？」
「憑什麼北京人要歧視我們這些民工？」
事後，王對筆者說：「他們所說的遭遇，我都經歷過，但聽了他們的話，我仍然感到自己的心在淌血。」
回到代表駐地，他寫了一份關於建議制定「進城務工人員權益保護法」的議案，並在會上找到30個代表簽名，使這份建議形成議案。
民工的呼聲
35歲的王元成曾當選2001年全國十大傑出進城務工青年的代表，翻開人大代表簡歷手冊，他是研究生學歷，高級經濟師、泰安市政協常委、泰安青聯副主席、泰安工商聯副會長、泰安東方計算器學校校長。在現行的體制和選舉制度下，選民很難與代表直接見面，北京人大、政協會議期間，一市民到人大代表下榻的賓館遞交一封致人大代表的信，反映他對一項地方政策的看法，卻被公安關到警署地下室，滯留七小時，並被勒令寫下承認如此上訪犯法的認錯書才放人。
王憑著自己的奮鬥，已脫離原來所處的弱勢群體，但仍保持著與這一民工群體情感的、精神的、經驗的聯繫，自覺尋找自己所代表的人群，反映他們的呼聲。
民工是改革開放以來出現的新興特殊勞動群體。據農業部最新統計，目前在中國大陸離開戶籍所在地半年以上而進入城鎮務工的農民有9200萬人，如果加上在鄉鎮企業就業的農民，人數達1.3億，他們的平均年齡不到25歲。
根據全面小康指標，到2020年，中國大陸城鎮化率達56%，即今後每年要有1300萬農民進入城鎮。
在人大和政協兩會期間，一首「民工之歌」 引發了北京人的一場討論。民工進城後，與城裡人反差很大，他們渴望融入都市，又往往不被城裡人理解，於是，兩者隔閡越來越大。北京朝陽文化館推出《民工兄弟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歌。歌詞如下：
「第一，小農意識要去掉，說話粗魯讓人受不了；第二，裝修進了房主家，手腳不淨（本文作者註：指偷盜）就要犯事了；第三，不要老鄉淚汪汪，五湖四海大家要幫忙；第四，不許隨地大小便，刮鬍子剃頭天天要洗腳；第五，不看黃盤（本文作者註：指色情光碟）和小報，學習文化素質要提高；第六，不要輕信小廣告，頭疼腦熱醫院去治療；第七，蓋房結婚要用錢，年終算賬不能差分毫；第八，回家早訂火車票，小心路上被人掏腰包。」
眾說紛紜
北京人對這首歌眾說紛紜。有人說，歌詞侮辱民工，小農意識城裡人同樣存在，北京人「傻B」、「丫的」的「京罵」 也同樣粗魯，城裡人為什麼不創造一點條件讓民工能天天洗澡呢？有人說，需要關懷民工，但也不必忽視其缺點；有人說，城市應當寬容大度些，如果我們這些早於「民工」進城的「城裡人」 能稍稍反省，父輩祖輩不也曾是一個個漂泊的「民工」 嗎？
當今中國大陸一些流行詞，包含著民工的酸甜苦辣：打工仔、炒魷魚、暫住證、押金、三無人員、收容所、春運、超生游擊隊、外來工犯罪等。在一輛公共汽車上，售票員聞到一股臭氣，就找到一個穿膠鞋民工，認定臭氣是從他膠鞋裡散發的，於是眾目睽睽下竟將那民工趕下車。
全國人大代表褚健談到這件事說：離鄉別土到城市打工，民工的人格得不到尊重，勢必造成這一群體中的部分人對社會仇視。「流動大軍」 不被關注，有可能成為一種「社會病」。相形之下，民工權益受侵害的事履屢發生，民工權益保障更需引起關註：工資被拖欠，小孩上學難，僱主任意規定招聘遊戲規則而對民工歧視和不公平……不少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認為，當今城市，哪一棟大樓沒有民工心血，應盡快制定相關法律，維護民工群體的合法權益。
人大代表翁禮華對筆者說：「農民連廠門還沒進，七費八費就掏空了他們的口袋，進城民工的處境非常令人同情。」
據安徽省有關部門調查，一個農民工要去沿海地區打工，從出村到進廠，中間至少要辦十多種手續，繳十多種費用，有的民工好不容易上崗，口袋裡除了票據已身無分文。
由於民工流動的盲目性，加上他們文化和法律知識相對欠缺，這支「流動大軍」遭欺騙、敲詐等個案時有所聞，一些人則採取極端行為走向犯罪。前不久，在短短六天中，三個不到20歲的農民打工者，因找不到工作便結夥連續五次持刀搶劫，並把其中兩路人捅致重傷。出席人大會議的聖雄集團董事長林聖雄說起此事，表情凝重。
他說：「犯罪應該依法懲處，但教訓也是深刻的。他們中不少人的迷茫情緒，一個重要因素，來自都市人對他們的歧視，歧視的後果往往導致仇視。我們應該大力培育社會慈善救濟機構，用愛心讓流落街頭的人喝上一碗熱湯，吃上一個饅頭。」六年來，林已捐助建了71所希望小學。
在人大和政協大大小小的會議上，幾乎聽不到民工的聲音。本文開篇說的王元成，並不是民工選出的人大代表，只是憑著自己的「情感和精神聯繫」，為民工說話。流動人口在工作當地沒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誰為民工代言？一億多民工竟沒有一個「人大代表」，他們成了被遺忘的角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