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內外輿論界普遍認為，這種言論開放的徵兆，似乎預示著政治改革的啟動，也為「胡溫新政」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和證據。我也就此寫過《李銳公開論證：民間壓力的象徵》一文。在此文中，對李銳老人的「言論有了點自由的信號」的樂觀展望，我寧可抱著保留態度：「然而，誰也不敢斷定，李銳老人的善意期待，能否在未來變成高層決策的現實。在中國，信號帶來的希望，常常僅止於信號，以及隨之而來的一次次失望。因為，中共承諾的無信譽是制度性的，特別是新官上任的三把火，在達到最初的鞏固權力的作用之後，大都是漸燃漸息，最後變成死灰，淪為對民意的玩弄和褻瀆。」此文寫於3月2日，沒想到，僅僅過了十天，發表「李銳獨家專訪」的《21世紀環球報導》就被勒令停刊。據路透社的報導：
第一， 該報被停刊，主要因為發表了對「團派」和朝核危機的評論。前者觸及了中國政治的最大禁忌──高層的派系分布及其權爭──自然會引起高層派系的緊張：在對江澤民留任軍頭普遍不滿的情況下，「江派」肯定不喜歡媒體公開挺胡，就更忌諱力挺「團派」的公開輿論，因為這等於對「江派」的變相貶低。而「胡派」，儘管喜歡媒體的支持，但決不能做得太扎眼，在中國政治中，鋒芒畢露的結果常常是不得善終。胡錦濤之所以能夠在十六大崛起，很重要的策略是「韜光養晦」。所以，在 「江派」勢力仍然強大之時，剛坐進黨魁交椅的胡錦濤及親信，也不希望咄咄逼人，造成政治對手的緊張。
第二， 真是很反諷，在胡溫體制及其新政被炒得沸沸揚揚之時，也在頻頻傳出新常委有關新聞改革的講話之時，一份力挺「胡溫體制」並以實際業績來見證新聞改革之徵兆的報紙，卻在兩會還沒有結束時就被封殺。而3月14日的新華社還發出這樣的兩會新聞「代表們談新聞監督：讓『假醜惡』在陽光下現行」。那麼，對於封殺報刊的醜惡行為，正在高談闊論的代表們就不能讓它在「陽光下現行」。
也許，下此狠手的並非「胡派」，或是「胡派」在「江派」的強大壓力之下，「揮淚斬馬謖」的無奈之舉。然而，無論封殺該報的權爭背景多麼複雜，皆改變不了這一封殺的邪惡性質：從「胡溫新政」的角度講，是制度性的食言；從普世道義的角度講，是對新聞自由的野蠻扼殺。
前不久，無疆界記者組織發表了一份全球新聞自由排名表，在總括139個國家和地區的排名表上，改革開放已經有20多年歷史的中國，居然和至今仍然固守極權制度的朝鮮為伍，分別列於第138和139位。此次封殺也許，下此狠手的並非「胡派」，或是「胡派」在「江派」的強大壓力之下，「揮淚斬馬謖」的無奈之舉。然而，無論封殺該報的權爭背景多麼複雜，皆改變不了這一封殺的邪惡性質：從「胡溫新政」的角度講，是制度性的食言；從普世道義的角度講，是對新聞自由的野蠻扼殺。無疑又為這一可恥的記錄平添了新的例證。
第二，該報對於被停刊早有思想準備，因為該報同屬於南方報業集團，其主管人員來自被數次整肅的《南方週末》，對於中共的言論管制深有體會，大都練就了「頂風上」的勇氣和「陽奉陰違」的功夫。也許，有人會指責說：該報太不講策略，不知到適可而止，與其說是新聞良知的表現，不如說是「政治上不成熟」的鹵莽。而我認為，這樣的指責，聽起來很有點苦口婆心，但無論從媒體的職業道義的角度，還是從媒體的生存策略的角度，這類指責，不僅是在道義上褻瀆了新聞媒體的職業精神，也是對國人追求新聞自由的漸進努力的不尊重。
從現實的角度講，中國媒體在90年代的逐步開放，與媒體從業者們的職業良知密不可分──那種不怕失敗和不甘失敗的職業精神，那種一厘米一厘米地擴展言論空間的執著──正是中國新聞自由事業的最大財富。特別是廣東報刊的一系列嘗試，對於測試官方的管制底線和拓展民間的言論空間，做出了開拓性的貢獻。他們也因此而屢次被官方整肅，並付出過個人代價，然而，他們並沒有因此而止步，而是盡力與管制相週旋。進入新世紀之後，隨著《21世紀經濟報導》和《21世紀環球報導》的問世，形成以三報一刊為主的廣東紙媒體群，這一媒體群在全國傳媒行業，起到了引領言論開放的先鋒作用。
這種對言論自由的「雖九死而猶未悔」的執著，理應得到強有力的民間支持；因這種執著而付出被整肅的代價，更應該得到民間的由衷尊重。只有媒體從業者堅持這樣的執著，也只有民間對這種執著的全力支持和由衷尊重，才是推動中國的言論自由事業的真正動力。因為，凡是在獨裁製度下爭取言論自由的事業，其最終成功皆是由民間的執著追求及其代價的累積而成。世上從來沒有免費的午餐，在獨裁製度下就更不會有免費的自由。
在《21世紀環球報導》遭遇獨裁黑手的扼殺之時，該報的三位年輕記者還遠在伊拉克進行採訪，這對於中國的新聞從業者來說，確實是難得的機會，真不知道他們能否還會在全球注目的伊拉克呆下去，直到那裡已經不再是新聞熱點。
僅以此文，向該報同仁致敬！也向中共的封殺表示強烈抗議。
2003年3月15日凌晨北京家中
－－原載《觀察》 http://www.observechina.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