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這份「遺囑」的，是周佛海的親信金雄白。金當時正以「朱子家」為筆名，在香港《春秋》雜誌上寫長篇回憶錄《汪政權的開場和收場》，前後寫了近百萬字，後來出了6本單行本。金雄白不是汪精衛「改組派」的人，更不是汪的親信，而一直是國民黨CC分子。抗戰前就是國民黨《中央日報》和上海《晨報》（CC潘公展所辦）的採訪主任，是個資深的老報人。後來一直追隨周佛海，汪偽時任汪記國民黨候補中央執行委員，並任偽中央政治委員會法制專門委員會副主任。金不僅是個報人，而且還是有名的律師。汪偽時在周佛海的支持下，金在南京辦《中報》，上海辦《平報》，並辦了開小報風氣之先的《海報》（抗日勝利後由毛子佩接管，改為《鐵報》。解放初期改為《亦報》，由馮亦代主持）。所以，金雄白和汪精衛似乎風馬牛不相。但汪的遺囑，不在自己的親屬處，竟由金雄白得之而發表，實在出人意料。
汪的「遺囑」竟到金雄白的手裡，是不得不令人懷疑的，而且來歷非常蹊蹺，不合情理。金雄白在《汪精衛國事遺書發現經過》一文中說：「1964年2月8日那一天，『春秋雜誌社』轉給我發自本港的一封掛號信，發信人卻無姓名。啟視之下，有一疊四張半蠅頭小楷複寫的汪精衛的國事遺書，又有一張榮寶齋信紙上，汪氏親筆寫的「最後之心情 兆銘」7字。透查封內，並無發信人附給我的函件。我已深以為異。最初，我為信紙上汪先生的字跡所吸引，再四審視，雖確信為汪氏之親筆，但仍抱有一個先入的成見，認為汪先生並沒有立下遺書。當汪先生的遺體從名古屋移到南京時，許多人都急急向汪夫人陳璧君探問：『汪先生有沒有立過遺囑？』她當眾回答得很乾脆：『沒有！』
而在這留港幾年，我曾不時與汪先生的家屬有所接觸。當汪先生在日臥病時，她們都是朝夕隨侍之人，而他們又幾乎一致說：『先生在病中，沒看到寫過什麼遺囑、遺書一類的文件。』」不過，後來金雄白仍相信汪的遺囑是真的。金又寫道：「不僅這『最後之心情』幾字，無可懷疑是汪的真跡，其次，看慣汪先生文筆的人，一眼利能辨其真偽。5000字的長文，有誰能仿冒？寄件人既不是他的親屬，而且不願透露姓名，更有何仿冒之必要？況過去的許多事實，也是別人所無法知道的。紙張的陳舊，顯然已有一二十年的時間，連上面的一枚圖釘，也已鏽跡深印在紙上了。」
金雄白為了進一步證實，當即會見汪的長子汪文晉（當時，陳璧君也於1959年在上海監獄病死）。當汪文晉讀完全文後，對題目的字跡，筆調和言語等所說的一切，認為均非偽造。汪孟晉並認為，全文抄寫的筆跡，是出於汪的至友龍榆生之手（遺書內是說叫陳璧君抄寫的，但發現的又不是陳的筆跡）。龍榆生是汪家密友，擔任過汪偽中央大學教授，陳璧君在上海市監獄服刑，龍曾長期送去書籍，內中就有毛澤東的《論人民民主專政》。陳璧君一再閱讀，終於寫出了「共產黨的成功，並非偶然」的自白書。
金雄白和許多人研究後，大家認為，大概汪在病中只寫了題目，就口述或錄音後由人眷正。此文肯定由陳璧君保存，因遺囑內規定，要汪死後20年方可發表，故她一直深藏不露。後來陳璧君被判無期徒刑，自知出獄無望，才暗交可以信賴的龍榆生。當時汪的子女和方君璧，都不在上海，只有龍榆生常有來往。1964年剛好是汪去世20週年（汪死於1944年11月10日），故十之八九，信是龍榆生的後代或心腹朋友寄出的。
汪精衛的女婿何文傑，和汪十分親密，勝過汪的子女。汪在日本治病時，何自始至終，隨侍左右，寸步不離，汪是不是有遺囑，何應該是最最清楚的人。當何文傑在港看到這份遺囑時，除確認「最後之心情 兆銘」為汪親筆外，從文筆和風格上也證明是汪的文章，但何認為決不是汪在日本病危時寫的。
汪精衛的另一密友朱樸，看了遺書後說：「我看慣了汪先生的文章，這是別人萬難模擬的。」大漢奸陳君慧看了後說：「我曾赴日本探視汪先生的疾病。我委婉問他對將來有什麼交代？汪說：『一切已詳在我的著作中。』這『著作』二字，可能就是指的『遺囑』。」汪的長女汪文惺看後則說：「假如遺書是假造的話，無論文筆和內容，都到無懈可擊的地步了。」
「遺囑」發表後的反應
汪精衛的所謂「遺囑」發表後，首先在日本引起轟動。日銷500多萬份的《每日新聞》，捷足先登，搶先於1964年4月29日、30日二天，以最顯著的版面，予以刊載，並且在按語中說：「而在20年後的今日，對於這份遺書，在中國可與孫中山先生的遺囑同其重要，而且為昭和歷史上的重大資料。」
接著是美國的「美聯社」，向全世界發布了電視稿，認為是中日八年戰爭中的一項新發明。
然後是日本東京的英文《日本時報》，於1964年5月7日，刊出了中文的影印件，並附有一篇專論。《日本時報》當時是很有影響的報紙，在美國和東南亞一帶，都有很大的銷路。該報刊出時的標題是：「汪兆銘的遺書，再揭開歷史的真實」。《日本時報》在附言中說：「對於汪氏而言，到現在為止，在歷史上一直被認為系日本統治下的南京一個傀儡政權的領袖，他卻用自己的遺言，為他的過去重作表白。」
所以會有如此強烈的反應，識者認為，與當時的美蘇冷戰和大範圍的反蘇反共有關。日本方面，幾乎一直肯定「遺囑」是真的。《每日新聞》發表後，立即派記者採訪了當年駐華侵略軍副總參謀長今井武夫。今井是汪偽政權自始至終的策劃者和參與者。他對記者說：「《每日新聞》所發表的汪氏的國事遺書，是歷史上的一項重大發現。以我私人的判斷，這份遺書，確為汪氏的真正心情。」
《每日新聞》又派記者專訪參與汪偽政權建立的重要人物清水董三。清水開口就說：「這才是真正的遺書。」。
但也有提出「遺囑」為偽造的人。《每日新聞》在訪問了日本人後，又向中國人求證。1964年5月15日，胡蘭成寫了一篇文章，題目為《汪精衛的國事遺書－－思想混亂之反映》。他堅持認為，「遺囑」是偽造的，把汪精衛和自己說成是「日本的真正朋友」。他認為汪的所謂「和平運動」，是真正的「愛日運動」，並自抬身價，說是汪精衛的親信，可以證明汪決未寫過「遺囑」。汪偽政府成立時，胡憑著會寫文章，得了偽宣傳部政務次長的高職，但不久就和汪真正的親信、偽宣傳部長林伯生鬧翻，被汪扣押。被日本人保釋後，胡即離開汪精衛，和「76號」特工頭目李士群混在一起，辦起了報紙《國民新聞》。
再次，1964年8月，香港頗有名聲的《新聞天地》雜誌，也全文刊載了汪的「遺囑」，並附有很長的文章，認定「遺囑」為偽造，「幫共黨的忙，有損國體（臺灣）」。此文為《新聞天地》老闆卜少夫所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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