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導演,她一生中只導演了7部影片;作為演員,她出演的影片數目大約是前面那個數字的2倍───但讓她在歷史上留下名字的恰恰是前者。如果再細細計算,她輝煌的時代加起來只有短短几個月。在這幾個月裡,她創造出來的美,超過了此前一切時代電影記錄片的總和。然而就是因為這幾個月,世界永遠沒有原諒她。
萊妮雷芬斯塔爾,1902年出生於德國一個商人家庭,起初是一個跳芭蕾舞的演員。然而有一天,她在地鐵裡看到了阿諾德範克博士導演的《命運山峰》海報,電影鏡頭中的山峰彷彿具有一種異常的美,她在這種美裡沉醉了。不久,她向範克毛遂自薦,要求在他的下一部影片中扮演角色───她成功了。短短几年後,萊妮雷芬斯塔爾已經成為德國最著名的影星之一。曾經執導過《藍天使》的馮施登堡甚至說:「我可以把你塑造成第二個瑪琳黛德麗。」
然而就在這個時候,納粹黨上臺了,萊妮雷芬斯塔爾的命運要改寫了。 1932年,雷芬斯塔爾在德國電影前輩的指導下,導演了自己第一部影片《藍光》。次年她為納粹黨大會拍攝了一部記錄片,這部影片的拷貝從未問世,但雷芬斯塔爾在拍攝記錄片方面的天才卻已嶄露頭角。於是1934年,當希特勒和他的黨羽們在紐倫堡舉行閱兵典禮時,32歲的萊妮雷芬斯塔爾被理所當然地選中,指揮全部電影拍攝工作。
納粹黨為她提供了任何一個導演都會為之咋舌的工作條件:無限制的經費,一百多人的攝製組,36架以上的攝影機同時開工,再加上無數的聚光燈隨時聽候調遣──希特勒投下這麼多的馬克,為的就是要把納粹黨變成銀幕上最美和最有力量的形象。
雷芬斯塔爾做到了這一點。 這部記錄片後來被命名為《意志的勝利》。《意志的勝利》具有一種宗教意味。 它以希特勒的專機從茫茫大霧中顯現為開端,充滿了遊行、集會、震耳欲聾的吶喊以及如林的舉手禮,最後在瓦格納恢宏的史詩音樂裡告終。
雷芬斯塔爾在影片中創造性地使用了多種表現手法,在希特勒驅車檢閱遊行隊伍的場景中,雷芬斯塔爾打破了一直被奉為金科玉律的完整構圖原則,希特勒的頭部在畫面中被切去三分之一,這樣就使他的背影佔據了整個畫面的一大半,而遊行隊伍則變得相對渺小,而且彷彿是從希特勒舉起的手臂下面魚貫而過。
曾經有人評價《意志的勝利》具有一種宗教般的意味,希特勒宛如《出埃及記》中的摩西,率領他的子民度過紅海,前往流淌著蜜與奶的地方。
此後的幾年裡,無數德國人坐在電影院裡,觀看這部影片一直熱淚盈眶。當他們離席起身的時候,所有的人都篤信希特勒是一個英雄,是上天派來的彌賽亞。他們決心為他做一切事情,包括慷慨赴死───很多人的願望實現了。
在未來的10年之內,這個蓄著小鬍子的人將指揮他們前往世界各地,然後死在北非,死在諾曼底,死在斯大林格勒。
《奧林匹亞》成了體育記錄片的聖經
無論雷芬斯塔爾願意與否,從1934年開始,她已經被公認為是納粹黨最有力量的宣傳機器了。
1936年柏林奧運會舉辦之際,她受國際奧委會之托為奧運會拍攝記錄片。這部後來被命名為《奧林匹亞》的記錄片,幾乎成了所有體育記錄片的聖經。雷芬斯塔爾在其中創造的許多拍攝技法被無數後人所效仿,例如使用同步器拍攝百米賽跑場面,在地上挖深坑,以低機位拍攝跳遠運動等。
與此同時,這部影片在畫面審美方面同樣達到了極致,影片開頭的古希臘奧運會賽場廢墟,讓人感覺每一塊石頭都具有著驚人的美;繼而,幾個裸體男女手持各種運動器械的鏡頭和「擲鐵餅者」等著名雕塑交替出現。戈培爾把這組鏡頭闡釋為「優等種族」理論的圖解,但是它所記錄的人體之美和儀式之美,又的確讓以後的電影人嘆為觀止。
但這已經是戰爭的前夜了。1938年,雷芬斯塔爾出訪美國,為她的《奧林匹亞》進行宣傳,但是好萊塢卻給了她這樣的歡迎詞:「萊妮,滾回家去!」───製片商們都不敢見她,怕從此影響公司的聲譽。最後她竭盡所能主持了一場《奧林匹亞》的非公開放映,好萊塢不少圈內人在黑暗中偷偷溜進影院。
美國評論界畢竟無法忽視《奧林匹亞》的成就,《洛杉機時報》曾這樣評論道:「這部影片是攝影機的勝利,是銀幕的史詩。」
一枝永遠帶罪的玫瑰
一年後,戰爭爆發了。整個戰爭期間,雷芬斯塔爾匪夷所思地沒有參與任何納粹宣傳片的拍攝───或許她此時已經刻意地與希特勒拉開距離。
40年代初,她拍攝了自己最後一部故事片《蒂芬蘭》,這部直到1953年才得以公映的影片成了她最後的罪狀。因為影片中使用了一群來自集中營的吉普賽人,戰後再沒有人相信她關於自己對種族滅絕計畫一無所知的辯解。
希特勒垮臺之後,雷芬斯塔爾成為第一批被逮捕的電影人之一。此後的幾年裡她數度被送進監獄,直到1949年才重獲自由。然而她的電影生命已經被處以死刑了,戰後50多年的時間裏她再沒有執導或演出過任何影片。在各種文獻記載中,她被說成是納粹的宣傳工具、希特勒的女人。
中年以後的雷芬斯塔爾曾經前往非洲大陸,出版過一本有關土著生活的攝影集,72歲時她又開始學習潛水和海洋攝影───熱帶魚和珊瑚,也許它們畢竟不像人類那樣危險吧?然而這個世界仍然沒有放過她。
1997年,德國漢堡舉行了一次「雷芬斯塔爾劇照和攝影展」,立即有抗議者打出了「納粹展覽!」、「不許兜售法西斯美學!」的標語。為此,雷芬斯塔爾憤怒地說:「不要因為我為希特勒工作了7個月而否定了我的一生!」
雷芬斯塔爾直到今天仍然生活在這個星球上,生活在曾經給了她巨大榮譽然後又將她唾棄的人群中間。如果不出現意外的話,幾個月後她將度過自己的100歲生日。這個世界上的很多東西都已經改變了,當年曾經同樣為納粹充當宣傳工具的許多藝術大師們,包括羅貝爾多-羅西裡尼,薩爾瓦多達利,馮卡拉揚都在戰後獲得了重新工作的機會,而且名聲依舊顯赫。《意志的勝利》和《奧林匹亞》在經過長時間的禁止後,重新發行了DVD並在電視上公映。
她在這兩部記錄片中創始的技法,被無數後人或巧妙或拙劣地反覆模仿著。斯蒂芬斯皮爾伯格和喬治盧卡斯都曾公開地向她表示過同行的敬意。在這個意識形態對立逐漸淡化的時代裡,人們再一次感受到了這兩部作品中強大的力量、秩序和美。
中國的學院教授們甚至不敢把《意志的勝利》在課堂上全部放完,他們說:「它的力量太強大了,我擔心我的學生如果把片子看完,就會變成真正的納粹。」
然而這一切對於雷芬斯塔爾已經沒有任何意義了。她在經歷了60年的流放之後,已經步入人類生命的極限,接下來的時光不再屬於藝術而屬於上帝。一種恨竟然能夠長達60年,或許是因為其中摻雜了恐懼的因素。影評人裡查德考利斯就此說得很坦率:
「那是因為《意志的勝利》拍得太好了;加上,她的風格;加上,她是個女人,一個美麗的女人。」
雷芬斯塔爾的故事為人類藝術提出了一個永遠無法解答的命題:美與非美,罪與非罪。當它們糾纏在一起的時候,到底應該如何去定義和評價?從有毒的荊棘中生長出來的花朵,有沒有權利具備獨立的香氣和色彩?對於它,可不可以單純地從美學的角度來加以欣賞和闡述。或者說,那永遠是一枝帶罪的玫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