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九八六年夏，湖北省紅安地區，一輛吉普車被洪水衝進河中，九死一生的司機爬上岸向群眾呼救。可是當人們得知車裡的主人是地委書記時，他們的表情冷漠得可怕：「共產黨的幹部死了活該，我們不救」。紅安，這是個以出了二百餘名解放軍高級將領而著稱的「將軍之鄉」，是共產黨在第二次國內戰爭時期的老根據地，這裡的人們曾用生命掩護過共產黨人，可是今天卻眼看著他們遭到危難而見死不救。多麼嚴酷的轉變，前後不到六十年。
八十年代的紐約街頭，人們常可以看到以下場面：兩個海外華人為某事爭吵，惱羞成怒的一方指著對方的鼻子罵道：「你怎麼可以這樣蠻不講理，簡直和共產黨一樣。」嗚呼，共產黨竟成了野蠻無賴的象徵。曾幾何時，也是在這片土地上，多少優秀的中國知識份子放棄了優厚的生活環境毅然投奔共產主義的方舟。可是今天，共產黨的世界卻成了人們心靈中的惡夢，留學、移民的人流譜出一曲「勝利大逃亡」」。這一變化，前後不到四十年。
今天的中國大陸，是個怨聲載道的世界。人們對共產黨的信心一泄如注。四十年前的那一幕在今天重現了…貪污、腐敗、野蠻、無能…過去人們用於國民黨的詛咒今天甚至不足以形容共產黨。如果過去人們罵國民黨十官九貪，那麼今天他們罵共產黨無官不貪。如果說過去的的官僚資本只有「四大家族」，那麼今天的官僚資本則不下「十大家族」。僅僅是十年前，一個人批評共產黨還需要勇氣，可是今天，一個人讚揚共產黨則需要勇氣了。
一個中國歷史上最強大的政權以無與倫比的速度衰敗了。這一切是怎樣發生的？
二、
共產黨曾被形容是洪水猛獸、天生的惡魔和劊子手。這是不公平的。共產黨人曾表現出來的理想主義、英勇無畏以及頑強的生命力是舉世無雙的。
這個黨，曾經有過多麼輝煌的歷史。她曾經被溶進了一個比她強大百倍的黨而沒有消聲匿跡；她曾經經歷了一場無比殘酷的屠殺而死灰復燃；她曾經在一場艱苦卓絕的長征中劫後餘生；她曾經在一場實力懸殊的內戰中所向披靡。這個黨，曾經有過日昭中天的威望和力量。她的所到之處，曾經被鮮花和眼淚所包圍；她的回天之力，曾經和「說得到，做得到」的口碑聯在一起；她曾經令全國的知識界集體臣服，使他們在一場倍受屈辱的焚書坑儒運動後唾面自乾；她曾經讓億萬百姓俯首，使他們在一場二千萬人餓死，三千萬人失業的災荒中鴉雀無聲。這個黨，也曾有過崇高的理想。六十多年前，當一群知識份子為她奠基的時候，誰也不會懷疑他們救國救民的真摯願望。當共產黨顯得十分弱小的時候，她的理想恰恰具有極強的生命力。她在圍剿、封鎖、咒罵中成長起來，從五十七人發展到四千八百萬人，成為世界上最大的黨。可是當這個黨強大到令全世界發抖的時候，這個理想卻死了。不可思議的是，連她的敵手都已放棄了消滅她的希望，她自己卻病入膏肓了。
四千八百萬人，這是一支不可匹敵的力量。沒有人能戰勝它，有力量毀掉這個黨的不是別人，正是它自己。漢朝的賈誼說：「亡六國者，非秦，乃六國也。」今天同樣：亡共產黨者，非他，乃共產黨人也。
為了這個死去的理想和行將就木的黨，多少傑出的人為之獻身…李大釗、瞿秋白、惲代英、方志敏…如果他們知道了今天的結局會怎樣想？是失望⑹腔諍蕖⑹欠?怒、還是沮喪？不，他們首先會問：為什麼？
三、
為什麼？自毛澤東死後，這個巨大的問號懸在中國人民頭上已十二年之久。人們檢討了共產黨所做的一切，他們想解開這個問號，其中包括共產黨人中立志改革的優秀分子。
有人認為，問題出在黨的綱領上，社會主義公有制是萬惡之本；也有人認為，錯誤源於指導思想，馬克思主義當口誅筆伐。於是，改革的大幕拉開了，思想解放的號角吹響了，可是十年之後，人們發現他們是在和風車作戰，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在黨內根本就沒有人相信，包括她的領袖們：鄧小平、趙紫陽、胡耀邦。他們所幹的事和共產黨宣傳的綱領、指導思想完全不相干（儘管打著這個旗號），可是共產黨還是共產黨，悲劇還在繼續。
中國人之所以跳不出悲劇的循環，是因為他們總是把自己的目光集中在事物的內容上，而且總是忽略事物的形式。共產黨的悲劇不在於她做了什麼，而恰恰在於她怎樣做的。換句話說，問題並非出在她所作的事情本身是好還是壞，是正確還是錯誤，而是出在她幹這些事情的手段和形式是合理還是不合理。
在共產黨人的眼裡，不，在幾乎所有中國人的眼裡，事物都要被分成好的和壞的，正確的和錯誤的。而所有的政治活動都是為了一個目標，就是要用好的去代替壞的，用正確的去打倒錯誤的。這種善與惡間非此即彼的對立，深深地根植於共產黨人的理論，根植於中國的文化，這就是共產黨的悲劇的根源，也是中華民族悲劇的根源。
毛澤東在他的書裡寫的第一句話就是：「誰是我們的朋友，誰是我們的敵人，這是革命的首要問題。」團結朋友去打倒敵人，團結好人去革壞人的命。這個邏輯對於中國人來說是那樣通俗、明瞭。可是人們卻忽略了對「革命」或「打倒」這種手段是否必要提出置疑。
俄國布爾什維克在二月革命後的議會選舉中失利，列寧立即用兵驅逐議員，解散議會，發動了著名的十月革命。他的邏輯是：與其你專制，不如我專制。同樣，毛澤東的「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也可以歸納為一句話：「與其少數人專政，不如多數人專政。」俄國人的悲劇與中國人同出一轍。兩個共產黨的病根是連在一起的。
用好人專制代替壞人專制，用多數人專政，代替少數人專政，這個邏輯構成了共產黨人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基本思路，它是那樣簡單明瞭，人民相信了它，接受了它，然而他們自食其果了。他們只注意到執行專制的是好人還是壞人，是多數人還是少數人，可是卻忘了對「專制」這種形式是否合理打一個問號。
在西方人眼裡，有一個道理是顯而易見的：一個壞的力量如果不足夠強大是無法維持統治的，而一個好的力量若強大到足以摧毀這個壞的力量取而代之，那麼它也會足以變得比前者更壞而令人無可奈何。
對於一個政治上成熟的民族來說，善與惡，好與壞只具有倫理上的意義而不具有政治上的意義。具有政治意義的不是各種力量的性質而是各種力量的均衡。一個事物即使是壞的,人們也會自覺維護它存在的權利，而一個勢力無論它多好，只要它強大到足以形成壟斷，他們也會支持另一個弱小力量去制衡它。
美國人曾經為是否取締黃色出版物而進行過激烈的辯論，最後他們決定讓它存在下去。因為人們意識到，查禁黃色書刊會為書報檢查打開一個缺口，而維護出版自由的大堤會因為這一蟻穴而一潰千里；法國人曾經為是否要獎勵對恐怖份子的檢舉者而進行過辯論，最後人們認為還是對檢舉行為不予鼓勵，因為它會助長那些告密者，使人們的隱私權受到致命的威脅。
多麼勇敢和具有遠見的決定，它們標誌著人民的成熟，政治的成熟。人們知道，保護哪怕是壞的事物同時也就是在保護自己。表面上看，允許納粹分子示威，容忍妓女合法經營是多麼荒唐和愚蠢，可是時間會證明，這些決定要比中國人容忍「嚴厲打擊刑事犯罪份子」的行為要英明千倍百倍。文化大革命中人權的崩潰，不就是從鎮壓「一小撮壞人」的合法化開始的嗎？直到今天，中國人還陷在無休止的「哪個黨好，哪個黨壞」的爭論中不可自拔，甚至連中國民聯也被捲入了這場是非的爭執，成為被人評論善惡的對象。人們至今沒有認識到，誰好誰壞在政治上並沒有決定性的意義，而具有決定意義的是各種力量的強弱，是他們是否均衡。
好與壞，善與惡是可以轉化的。國共兩黨的悲喜劇雄辯地證明了這一點。
當共產黨還很弱小的時候，她無疑要比國民黨好得多。幾乎每一個去過延安的人都會對那裡的平等、清廉、效率和理想主義色彩產生深刻印象。紅區的欣欣向榮和白區的腐化墮落產生了鮮明的反差，使民心的天平驟然倒向共產黨。可是，當共產黨奪取政權之後，當她變得比國民黨更強大的時候。國民黨身上所有的弊端她都染上了，而且變本加利。歷史所揭示的道理是那樣簡單：當共產黨弱小的時候，她受到另一支強大力量的威脅和制約，為了戰勝國民黨，她必須保持自己好的形象，以爭取民心。而當她打垮了對手，並強大到沒有任何力量可以制約她的時候，她就可以無所顧忌地幹壞事了。
國民黨的經歷從反面證實了這一道理。當她是個強大的執政黨時，她可以橫行霸道，腐化墮落，可是當她退守臺灣，她便不得不立志改革，奮發圖強了。也許誰也不會否認，今天國民黨的形象比四十年前要好得多了。此誰之功？是共產黨之功！民進黨之功！正是這種外來的威脅和內在的壓力使這個看起來不可救藥的黨走向康復之路。
四十年前，共產黨提出的口號「打倒國民黨，解放全中國」曾具有那樣大的感召力。在她的眼裡，自己是光明和正義的代表，而國民黨是黑暗和醜惡的化身。用光明戰勝黑暗，用正義代替醜惡，這是多麼激動人心的革命。可是請冷靜一下，透過時髦的喧嘩，傾聽一下這個口號背後的邏輯弦音，會令人回憶起兩千年前一句同樣振奮人心的口號「蒼天已死，黃天當立」。多麼熟悉的聲音，多麼熟悉的邏輯，兩千年來，中國人仍沒跳出這個古老的思路，正是這個思路，為一次又一次的民族悲劇埋下伏筆。這些悲劇的主人翁在不斷變換，從秦始皇到共產黨，可是它們的劇情千篇一律。
共產黨的理論極力使人相信，國體比政體重要得多。權力的主人是誰，要比權力的結構如何具有更至關緊要的意義。二十世紀以來，中國國體的變化令人眼花繚亂，從封建君主制，到資本主義共和制，到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制；從慈禧太后、袁世凱、蔣介石到毛澤東、鄧小平，權力的主人走馬燈似地換來換去，可是中央集權的政體卻基本未變。六十八年前，一群熱血青年走上街頭，高呼要求民主自由，六十八年後，又是一群熱血青年走上街頭，他們要求的還是同樣的東西。國體在變化，可是歷史卻在原地踏步。
西方人也許會覺得可笑。國體是什麼樣又有什麼關係？在他們的國家不也有女皇、天皇嗎？不也有君主立憲和民主共和之別嗎？可是他們都有共同的東西，有立法獨立的議會，有司法獨立的法院，有輿論的監督，有反對黨的制衡。只要把權力的結構設計好，誰是權力的象徵又有什麼重要？中國人，什麼時候能跳出這個圈子，這個共產黨人製造的圈子，一個又古老、又時髦的圈子。
四、
今天，共產黨把自己的命運和這個民族的命運緊緊地聯繫在一起了。共產黨的危機變成了民族的危機；人們對共產黨的失望變成了對民族的失望。要想挽救這個民族，就必須結束共產黨製造的悲劇。怎樣呢？
國民黨人準備了四十年，他們說：「打倒共產黨，用三民主義代替共產主義，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也許全體中國人沒有一個會否認，三民主義是個好的主張。可是值得警惕的是，國民黨在犯和共產黨同樣的錯誤，她仍沒跳出那個古老的圈子，用一個好的主義去代替一個壞的，把那個好的東西強加於所有的人。請記住，共產黨的悲劇不在於她干了什麼，而是她怎樣干的。國民黨的主張無論多好，如果她採取與共產黨相同的方式把它強加於人的話，那麼一個有能力打倒共產黨的力量將有足夠的能量為這個民族製造另一個更大的悲劇。
共產黨內部的一批精英分子覺醒了，他們也奮起挽救這個黨。他們一方面向馬克思主義開刀，另一方面為社會主義掘墓。十年以來他們似乎突破了一個又一個的禁區，可是最終他們驚奇地發現，共產黨內並沒有禁區。事實上，在中國，什麼都可以說，什麼都可以做，關鍵的問題是誰可以說，誰不能說；誰可以做，誰不能做。
有些事情，趙紫陽能做，魏京生就不能做；有些話鄧小平可以說，方勵之就不能說。過去所有的「路線鬥爭」，「改革與保守」的鬥爭都是表面作戲，它們的實質的意義不在於幹什麼，而是由誰來干。
共產黨的改革者發現，他們處於一個鬼打牆似的尷尬境地，一方面，他們沒有敵人，所有的雙手都高舉著擁護改革，另一方面，他們又腹背受敵，處處碰到無形的擎肘。最後他們發現，敵手們虎視眈眈盯住的並非他們的改革的綱領，而是他們手中的權力。項莊舞劍，意在沛公。於是，為了改革的利益，他們需要鞏固手中的權力，要封住所有異端的嘴巴，扼殺所有破壞戰略部署的行動，然後把他們的改革措施強有力地推行下去。嗚呼，他們再一次陷入了那個古老而又時髦的悲劇圈子，同樣，他們悲劇的根源不在於他們做了什麼，而在於他們怎麼做，他們做的事與前任確實不同，可是他們做事的方式卻同出一轍。
長期以來，人們認為，共產黨的命根子在於她所堅持的四項基本原則。而直到今天，人們才發現，四項基本原則的內容只不過是毫無意義的風車。關鍵的問題不在於共產黨堅持的內容是什麼，而在於她「堅持」這一行動本身，在於她把這些原則強加於人民的行為方式。
馬克思主義並不那麼可怕，恢復它原來的意義，它只不過是人類思想寶庫中的一個分支。它也有它生存的權利，為什麼一定要打倒它呢？社會主義、公有制也並不是那麼可憎，它只不過是人類生產方式的一種，它也有它合理的一面，為什麼一定要用承包制、私有制去代替它呢？難道不能讓人們去自由地選擇他們所願意接受的所有制嗎？把承包制、私有制推行下去的這種辦事方式與三十年前把公有制強加與中國人民的行為毫無差別。內容變了，但形式照舊。
共產黨的領導也並非不可接受，如果人民選舉她執政，又有何非議？人民民主專政更是無可厚非，問題是如何界定「人民」的範疇。
萬惡之源在於「堅持」，在於那個強加於人的「堅持」。共產黨的本質並不是由那些原則來決定的，共產黨是世界上最具有靈活策略的黨，她可以隨時修正她的原則。然而，世界上所有的共產黨都有一些共同的行為方式：首先，無論什麼事情，是好的還是壞的，是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只能由我來做，不能由別人來做；其次，凡是我做的事都是好的、正確的，而別人做的事情都是壞的、錯誤的；第三是要打倒和消減壞的、錯誤的事物，用好的去代替壞的，用正確的去代替錯誤的，無論人們是否接受，這個過程是強制的，當人們拋開那些五光十色的理論，剝開那些用於宣傳的華麗詞藻，就會發現，共產黨辦事的邏輯是那樣的簡單：排他性、絕對性、強制性。而在這一切背後的基礎是：一元論。
中國需要多元論。中國人需要學會多元地思維。當什麼時候中國人擺脫了哪個黨好，哪個黨壞的無謂爭執，當他們不再企圖以一個好的力量去消減一個壞的力量，而懂得自覺地去支持一個弱小的力量去抗衡那個強大的、絕對的力量時，當他們不再把政治看做僅僅是由誰來掌權，而是努力設制一個機制使各種權力相互制衡的時候，中華民族的悲劇大循環就可以畫一個句號了。
共產黨並非不可救藥的，挽救她的唯一辦法是：建立一個反對黨。一個有能力制衡她的反對黨。
【選自《中國之春》第六十七期(一九八八年十二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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