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做過共青團安徽省委書記的楊永良，剛剛當選湖北省的人大主任；原共青團四川省委書記楊崇匯，也得以連任雲南省政協主席。
於是海外的中國政治觀察家敏銳感覺到，中國政壇迅速崛起了一群有類似共青團背景的人。這些人有的還公開以當年的共青團經歷為榮，比如新任北京市長孟學農。一時之間，彷彿真有「團派」這麼回事兒了。
不過孟學農同時還大唱讚歌，說當年的共青團老領導胡錦濤「公道正派、不徇私情」。如果在這回地方諸侯大調整過程中，胡錦濤因為有共同的共青團經歷才出力提拔一些人，恰恰徇了私情，不夠「公道正派」，那麼孟學農的這番話豈不是對胡錦濤的公開諷刺，本想拍馬屁卻偏偏拍到了馬蹄上？查孟學農曆史，是從北京小胡同的社會最底層摸爬滾打出來的，當過工人，類似李瑞環，並非得天獨厚不學無術的「太子黨」，應該多少有點真功夫，斷不至如此不識深淺。
再者說，如果真有所謂「團派」，孟學農一方面大聲疾呼學習胡錦濤「公道正派、不徇私情」，另一方面又公然為這個「團派」拉拉扯扯搖旗吶喊，就成了自己打自己嘴巴子，自己出自己洋相，自己跟自己過不去，親手把新市長與言行不一的偽君子劃上了等號。完全不像精明的政治行家，倒有幾分像是自虐狂。
依在下猜想，按照中國官場現象常常要從反面解讀的規律，孟學農之所以敢於肆無忌憚高舉共青團大旗，倒有可能正是因為胡錦濤一貫「公道正派、不徇私情」，沒有拉幫結夥搞「團派」的絲毫把柄可抓，從而根本用不著小心翼翼躲避嫌疑的緣故。
從胡錦濤的角度看，姑且不論大張旗鼓拉幫結派不合他一貫「韜光養晦」風格。才當總書記不久，國家主席、軍委主席「轉正」的嚴峻考驗還在後頭，正是特別需要「公道正派、不徇私情」一碗水端平的時候，以便讓該走的人儘管放心地走，想團結在自己周圍者不分五湖四海，心無芥蒂投奔而來。放著「真龍天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光明大道不走，偏要踏上村野小民的羊腸小徑，甘心把自己侷限埋沒在小團體小幫派裡頭，提拔一小撮打擊一大片，實在無異於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自貶身份，自廢前程。以胡錦濤的聰明才智，未必肯出此下策。
漢高祖劉邦經過儒生開導，醒悟到「馬上得天下」，不能「馬上治天下」的道理。經過毛澤東時代經濟「窮過渡」，政治上「不斷革命」不斷動盪的折磨，中國共產黨也總算領悟到，能依靠「窮棒子」奪天下，不能再指望僅僅靠「窮棒子」治天下。拓展政治基礎，對鞏固政權繼續掌權有利，幾乎已經是今天中共上層多數人的共識，所以才有了從公開標榜「無產階級政黨」，到企圖「代表」整個中華民族利益的全民政黨的偷偷轉變。胡錦濤當然是決策擴大中共政治基礎的參與者，不可能不明白，廣大的政治基礎無論對於國家、政黨還是個人的平穩執政，掌握並鞏固權力，都至關重要。他已經官居全黨的總書記，眼看就要當上國家主席，正是登泰山一覽眾山小，視野空前開闊的時候，沒有理由反而要退守到某一個小圈子裡，壓縮自己的政治基礎。
劃分「團派」的主要依據是，是否當過團幹部。既然如此，那麼著名的海外民運領袖王丹也理應是胡錦濤「團派」的一員。據王丹本人自述，他在中學裡就比較關心政治，是班級的團支部書記，學校的團委委員，區共青團代表大會的代表，甚至參加過團中央的懇談會。一直到高考的時候，還被評為北京市的優秀團幹部。
可是當真把王丹與胡錦濤拉扯在一起，幾乎誰都能看出是個政治大笑話，其政治幼稚程度，恐怕連幼兒園的小朋友都要望塵莫及。很明顯，共同的共青團背景並不足以抹煞他們在其它方面的對立和分歧，團結成一家一派。換句話說，有比共青團背景更重要的東西決定著胡與王關係的親疏遠近。這種更重要的東東，是在過去共產黨教科書裡大寫著的理想、信念、主義、志向、路線的不同，而在我輩凡夫俗子的心目中，則寧願歸結為利害考量的差異。改革開放了，資本家入黨了，中國共產黨的同志們似乎也不再在乎理想、信念、主義、志向、路線的一致了，共產黨終於腐化墮落到我輩凡夫俗子的同等水平了，於是利害關係的考量在中國大地普遍地變得非同小可起來。胡錦濤要為中國共產黨繼續掌權勤奮工作，王丹要為海外民運的奪權事業努力奮鬥，這就注定了他們老哥倆無論如何坐不到一條板凳上，雖然他們確實擁有相同的共青團背景。
實際上，在火線入黨成為歷史之後、大力吸收知識份子和資本家入黨之前的中國，團員作為黨員的後備軍，團幹部是黨政幹部的後備軍。因為這個緣故，後來在黨政機關發達發跡的團員和團幹部自然就多到海裡去了，在胡錦濤及其稍後的年代，他們堪稱是中國黨政幹部的主要來源。而人類商品社會的法則通常是這樣的：物以稀為貴，大路貨不值錢。黨政機關的團員團幹部既然多得比比皆是，他們相互之間的共同之處或者一體歸屬感也就變得十分稀薄起來，稀薄得幾乎沒什麼實用價值。在僧多粥少的向權力高峰攀登過程中，互相競爭很可能多於相互合作。
簡而言之，胡錦濤要麼如同孟學農稱讚的那樣「公道正派、不徇私情」，根本不曾拉幫結派，要麼也應當是圍繞共同利害關係形成某種派別。至於所謂「團派」，一方面範圍大而無當，沒邊沒沿，人物形形色色，關係錯綜複雜，共同利害目標不明朗，內在一體感和凝聚力極其稀薄極其勉強，因而缺乏戰鬥力，另一方面又勢必激起圈外人的反感，在胡錦濤身邊築起一道妨礙廣泛團結全黨全國各方各面的圍牆。結果顯然是作繭自縛，得不償失。
退一萬步講，胡錦濤一定要撇開利害關係去拉幫結派，那也應該以「我」為中心，多拉幾個幫，多結幾個派，才是正理。比如「團派」之外，還應有「清華派」(在清華讀書，工作，8或9年)，「安徽派」(祖籍安徽)，「江蘇派」(在江蘇出生，成長，十幾年)，「青海甘肅派」(工作14年)，「貴州派」(省委書記，3年)，「西藏派」(自治區委書記，4年)，以及「水利派」(在水利系統學習工作十幾年)，「建築派」(在甘肅省建委工作7年)，等等。可是迄今為止，僅僅聽說有「團派」。而實際上胡錦濤做共青團工作的時間並不長，從1982年9月成為共青團甘肅省委書記開始，到1985年離開團中央第一書記職務，去貴州當省委書記，滿打滿算不過3年時間，期間也並無突出事跡特別值得留戀，倒是在貴州訪貧問苦，在西藏平定動亂，多見記錄。胡錦濤憑什麼唯獨珍惜這短短3年的經歷和交往？實在令人大惑難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