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青年時訊》日前刊登文章稱：都市白領的自殺傾向以及自殺率有提高的趨勢，一位專家在接受時訊採訪時說：「是時候關心他們了！」許多人認為都市白領有體面的職業穩定的收入，工作中所接觸的人也都是有層次的，他們有房有車生活水準比大多數人都要好很多，還會有什麼想不開的呢？張艷萍醫生認為：「自殺與貧富沒有直接的關係，是個人的原因。發達國家自殺的比例也不低，不能說貧富造成的。自殺與個人對待壓力和承受壓力的能力有關。而應付這種壓力的能力跟一個人的文化水平沒有直接的關係。」
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海歸」在接受時訊記者採訪時說：「中國白領的工作強度已經超過了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中國的寫字樓是全世界最累的寫字樓。」
根據時訊記者對大量有海外生活和工作經驗的「海歸」的瞭解，在歐洲的一些國家，比如說法國德國，找一個穩定的工作可能有難度，但是一旦找到，就非常穩定，一切都井然有序，每過一年加薪多少，每年有多少工作日，有多少自由支配時間，休假的時候絕對不可能有公司電話追上來；但是當他們回到國內以後，發現國內的工作環境工作壓力大大高於國外，人們普遍願意犧牲休假、犧牲睡眠、犧牲與家人在一起的時間，而忘我的工作－－為了抓住每一個賺錢的機會，尤其是年輕的白領，他們甚至不願意錯過任何一次老闆的表揚，哪怕只是口頭表揚。社會評論家何東先生在接受時訊記者採訪時說：「我身邊有很多這樣的人，算是成功人士吧。他們承受著巨大的工作壓力，站在財富與時尚的風口浪尖上，只能往上混，混到半空中，既沒有機場也沒有降落傘，不知道怎麼平安著陸。」
「跟他們不能聊多了，稍微往深裡一聊，你就會發現，他們的身份越主流，心態越邊緣。到處是機會，干吧，只要你還有心氣，就一直干，最後把一個人的心態完全拖垮，心靈秩序非常糟糕。」何東說。
「我感覺我早就應該瘋掉了。別人都以為我生活在陽光燦爛之中，我從國內最好的大學畢業，然後在跨國公司工作，我一路順利提升，五年裡獲得公司提供的兩次培訓機會，一次在澳大利亞，一次在美國，現在我這個職位已經是公司的高層了，中國人獲得這樣的職位是很難的。可是，我必須再往前走，而且還要邁更大的步子，所以我又去學MBA，因為我不能比別人落後，落後就會被淘汰，可是我怎麼能被人淘汰？我必須生活在陽光燦爛之中，我不會生活在陰影裡。可是，我真的很累，覺得每天都生活在剃刀邊緣，現在我每天早上刮鬍子的時候，都特別想就這樣一下子全部結束了－－－GAME OVER！我常常反覆做同一個夢，夢見小的時候在結了冰的水面上滑冰，我滑得不好，可是我羨慕那些能夠在湖中心畫圈的溜冰的人，他們圍成一個圈子，飛快地滑。有一次，他們中的一個人向我招手，我就加入了他們，最開始的時候，快樂得像飛，可是後來越滑越快，越滑越快，我非常想停下來，可是我不會。周圍看著的小夥伴還為我喝采，說我滑得好，可是我卻心裏怕得很厲害。最後我一個趔趄摔出了圈子。然後我從夢中驚醒，滑冰的事是真事，發生在我十幾歲的時候，我摔破了臉，旁邊的冰刀還差點開了我的腦袋，從此我再也不滑冰了。可是我不知道為什麼最近一段時間，我幾乎是週而復始地重複這個夢，我想也許我需要看心理醫生，可是我連看心理醫生的時間都沒有。」一位在外企工作的高級白領在接受時訊採訪的時候，講了自己的心態。他說像他這樣的人絕對不止他一個，他認識一個很能幹的女人，也是有令人羨慕的工作和職位，並且有不菲的收入和一個絕對體面的未婚夫，這個女人後來自殺了，他聽說這個女人自殺的消息後，感到非常震驚，因為「她已經邀請了我去參加她的婚禮，她死在婚禮前的一個星期。誰都不知道是什麼原因。」
「後來我去參加了她的葬禮，在葬禮上，她的父母拿著她的日記，尋找每一個曾經做過自己女兒下屬的人，去跟他們道歉，打開日記本讓他們看，請求他們原諒自己的女兒。因為他們的女兒在做紅顏主管的時候，為了工作，經常責罵下屬，但是回到家裡，夜深人靜的時候，就會在日記本中懺悔，她會無比悔恨地懺悔自己在白天的所作所為。這是一個白領紅舞鞋的故事，穿上就一直要自尊地跳到死，現在我常想她的故事，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倖免。」
曾經寫過都市類電視連續劇《沉星檔案》的何東先生，在接受時訊記者專訪時說：「我通過寫這部電視劇，接觸到大量的都是白領，有時尚界的，有商界的，還有海歸以及電視主持人，我發現那些按照成功標準不舍晝夜地努力的人，多數常年處於高度緊張狀態。對於他們來說，生活就像一場宴席，他們只能一路飲鴆止渴。
「我認識一個年輕女人，一年換了8個男朋友，看她活的狀態，好像她的生活裡擺滿了一桌子香檳酒，她只能一直喝下去。我還認識在世界知名投資公司就職的兩個女高層，全是形容皎好類型，穿著打扮提的包配的絲巾全對，用時尚的尺子去量，怎麼量怎麼對，而且上個時尚雜誌做個時尚伊人，完全夠格，年齡不大，二十多歲，個人資產都有一二百萬美金。可是她們活得狀態就像兩隻機器貓，不能浪費一分鐘。給她們介紹一個朋友吧，或者說有男人喜歡她們追求她們吧，她們的第一感覺不是興奮，而是緊張－－好像人家是要搶銀行。我跟她們接觸，就像看兩個人表演高空鋼絲，表演得是不錯，可是她們沒有系保險繩，總讓人擔心萬一栽下來得摔成什麼樣兒呀！」何東認為，我們的社會越是充滿機會，就越要給人文化撫慰。中國白領受過良好的教育，有高學歷，這使他們面臨的機會要比常人多，同時也使他們面對的生活假定性也要多，這就特別容易使他們把生活當作一個一個火圈，他們施展自己的本領從燃燒著機會的火圈中不停地鑽過去，每鑽過去一次，就是掌聲響起來，可是這麼鑽著鑽著，就有人把自己套死了！
何東把「白領死亡危機」的潛在根源歸結為一些膚淺不負責任的時尚雜誌以及相關的「成功」書籍－－－比如《誰動了我的乳酪》。他說：「看電視看雜誌，經常會有人以時尚的名義告訴你應該怎麼生活，批評你吃的不時尚了，穿得不時尚了，然後給你提供一個一個最新的國際流行樣板間。這就相當於把人催得飛起來，飛到半空中，告訴你還不夠，你還得飛。那種遭遇白領精神危機的人，實際上是被時尚在半空中給凌遲了一遍；我遇到很多時尚類雜誌的編輯，他們特別喜歡跟人家比較，而且一旦發現自己比人家差，就容易出現否定自己生活的傾向。讓他們放棄時尚腳踏實地生活，相當於先被凌遲再放到沙地裡磨。我認為這不僅是一個心理問題，還是一個文化問題。生活在一個機會特別多，價值多元的社會，人最需要的是一種清醒的判斷能力，能夠鑒別什麼是蒙人的，什麼是真實的。否則，誰受得了天天站在風口，雨打風吹去的？」
一位攻讀社會學的研究生對本報記者說，自己正打算把「白領死亡危機」作為答辯論文的題目來研究。她說在社會學上，有一個專有名詞叫「文化震驚」，簡單地說就是當兩種文化急劇碰撞的時候，就像兩輛迎面相撞的轎車，坐在「副駕駛座位」上的人是最危險的，而對於我們國家現狀來說，白領所處的位置恰巧是「文化震驚」的最前沿，他們受到的衝撞最大，尤其是有些白領以為自己已經很國際化，自己都不把自己當外人了，但是到了關鍵時刻，尤其是一到人家國家，發現你不把自己當外人，可是人家沒把你當自己人，那種感覺如果處理不好，把握不好，就容易導致精神危機或者心理危機，說到底就是「絕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