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如果他們都錯了呢？仔細觀察中國經濟就會發現，和商務媒體的描繪比起來，情況遠沒有那麼美妙。中國的成長率極大地誇大了，主要是由於虛報數字和大規模的赤字運行。不管是外資企業還是國內的企業，凡是以中國國內為銷售市場的，沒有一個不是拚命才能維持帳面平衡。中國經濟受挫於持續的通貨緊縮和幾乎不起作用的銀行系統。"外商為自己造出連鎖效應，"一位關於中國汽車工業的專家說。"他們說服自己一定要到中國來，以免讓競爭者把機會搶走，然後就忽略了基本的經濟指標。"換句話說，中國經濟的奇蹟在很大程度上是骨牌搭起的房子，一旦倒塌，後果不堪設想。
中國作為迅速甦醒之經濟巨人的名聲確實有一定事實基礎。過去二十年中，中國經濟進步令人印象深刻。１９８７年，鄧小平開始經濟開放政策時，中國還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今天的上海生機勃勃，有幾十家歐洲時裝公司的分店。與此同時，北京則獨具特色地在紫禁城裡開了星巴克。中國的東南沿海已成為低投入加工產業的動力中心。中國的中產階級大約佔全國人口的不足百分之十，其可消費收入已有高速的增長；城市的年度可消費收入已從１９７８年大約平均每戶３４０元人民幣（４１美元）增長到２０００年的幾乎６，３００元人民幣（７６１美元）。
不過，中國只是在經濟上邁出了積極的步伐，並沒有革命性的躍進。中國政府聲稱，在過去二十年中，中國經濟保持了每年７－１０％的增長率。然而，除了出口工業以外－－那是中國經濟的亮點，但只佔ＧＤＰ的２０％－－當局的數字卻湊不到一起去。湯馬斯羅斯基是匹茨堡大學開拓性的經濟學家，他注意到在過去的五年裡－－按理說是極高速的增長期－－中國遭受到通貨緊縮、失業率上漲、以及能源使用的下降，這些趨勢通常標誌著低增長，要不就是進入蕭條期。以能源使用的下降為例：中國以煤為主的工業向來不以節省著稱－－在工業城市烏魯木齊的夏日，我都難以看清街對面的建築－－因此，說中國在高速增長的同時使用著更少的能源幾乎是不可能的。查看能源資料、獨立編匯的ＧＤＰ數字、以及其他統計資料，羅斯基得出結論，１９９８到２００１年間，中國有大約４％的增長速度，並非其政府所稱的７－１０％－－已經相當不錯了，但並不比其他的發展中國家好多少。比較而言，孟加拉國雖然不會引起人們對經濟動力的聯想，但９０年代後期的平均增長速度是５％。何況，４％的增長率並不足以緩和伴隨中國從一個農業經濟轉型而來的社會經濟問題。很多中國經濟學家都認為，中國必須保持７％以上的年增長率，才能將農村地區的失業率控制在１５－２０％以下。
羅斯基的數字怎麼會和中國政府的差這麼多？最基本的解釋在於，中國的國家經濟統計數字是根據各省資料編製的，完全沒有防止政治因素干擾的保障。當中央政府在年初定下本年的增長目標時－－比如說１９９８年，北京宣布８％的年增長率是一種"政治任務"－－省級領導就會編造出數字來湊這個目標。"中國統計仍然是基於前蘇聯式的系統，由每個省市向上報告數字，而不是由一個國家級別的組織做報告。很多我見過的基層官員都受到極大壓力，一定要完成下達的指標，"《中國經濟季刊》編輯斯達威爾說。僅２００１年一年，據國家統計局自己的數字，就有超過６０，０００起省市匯報假數字的情況。
其他重要的經濟學家與羅斯基一樣，懷疑中國官方報告的增長率數字。中國經濟學家、作家何清漣說，２０００和２００１兩年，她在中國南部曾去過若干省級辦公室。當她向幹部們瞭解本省ＧＤＰ數字和他們的計算方法時，很多人回答不上來；而那些回答上來的，提供的數字又都對不上。
私下裡或面對特定國內媒體，甚至中國的領導人也承認存在問題。羅斯基等著名經濟學家與北京國家統計局的官員閒聊時，經常被告知，政府裡現在沒人相信近幾年的ＧＤＰ數字。大致瀏覽過去五年的中文報紙就能得到大批報導，與外電滔滔不絕的吹捧不同，這些報導都是關於經濟停滯、工資下降、通貨緊縮。（雖然中國媒體仍受控制，近些年來還是開放了許多，而且，某些具開拓性格的報刊，如《財經》和《南方週末》，經常刊登有關現存問題的報導。）甚至高層領導也瞭解虛報數字的問題。２０００年，朱鎔基總理大約可算是北京說話最直截了當的官員了，警告說"假造和虛報數字猖獗"。
類似的陰暗圖景同樣出現在對某些大公司運轉的調查中，這些跨國公司或國內公司的生產都是以中國市場為目標的。很多財富５００強聲稱其中國分部是公司增長的關鍵，－－確實有些外資公司如摩托羅拉等已在中國佔領了相當重要的市場分成。然而，２００２年夏天，我瞭解了將近４０家鎖定中國消費市場的跨國公司，只有兩家－－酒業巨頭ＳＡＢ米勒和快餐業巨頭Ｙｕｍ！ Ｂｒａｎｄｓ （即肯塔基燒雞和比薩餅連鎖店的上級公司）－－同意提供他們在中國盈利情況的最基本數字。"如果這些外資企業正在中國掙錢，他們肯定會沒完沒了地吹噓，"斯達威爾說。他相信，只有少於１０％的外資企業在中國銷售而能盈利，他的觀點得到相當一些主要的中國研究專家的贊同。（外資企業在中國設廠生產外銷產品則是另一回事：很多都發展迅速。）其餘的，據斯達威爾說，都遇到了過快、過大規模經營的問題，過高估計了中國的成長和潛在消費者的真實數量。最近，由於失業率攀升，個人消費實際上又在下滑中。
儘管說服外資公司公開他們在中國的經營實況可能很困難，要找到商務失敗的實例卻很容易。位於北京的美國商會於１９９９年做問卷調查時發現，只有不到１５％的回應者報告在中國經營了高於投資的回收，而這是有獲利可能的最起碼標準。每週數次，中國的報刊和香港的英文《南華早報》都會有關於又一家外資公司遇到麻煩的報導。去年春天時，隨便檢索幾份《南華早報》和英文《遠東經濟評論》，我就注意到一篇關於百事可樂的報導，這個公司還從來沒在中國盈利過，而二十年來在那裡的投資已經超過５億美元；另一篇是克利斯勒在北京生產吉普車的失敗；還有一篇是美國在線與華納公司在中國遭受的磨難。
重點的中國公司通常情況更糟。較小的私人公司則即使有合理的商務計畫也幾乎沒有可能得到銀行貸款，因為中國負債纍纍的銀行系統仍然在集中精力維持國營企業。（結果，企業被迫依賴於本地區的非法高利貸；中國某些最大的高利貸放貸者是些老太太，他們提供資金給自己家庭成員辦的公司。）據外資銀行估計，由於這些與國營企業相關的運營，中國一半以上的銀行貸款都是呆賬死賬。據評級巨頭史坦普爾估計，至少需要５４００億美元才能重組中國的銀行業。
由於可以輕易獲得資本，大型國營企業常常成為上級管理部門資產重組的對象或是養活低生產率工人的廢殼。裴敏欣是卡內基國際和平中心的中國專家，他估計腐敗耗費至少中國年均ＧＤＰ的８％。中國的經濟監管機構承認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大型企業帳面數字是虛報的－－這是令人震驚的比例，不妨考慮投資者對美國證券市場的批評，那主要都是在今年多起公司醜聞之後，而且大多數經濟學家認為只有不到５％的美國公司有虛報問題。在很多情況下，貪污腐化的中國經理們使用他們從國營企業偷盜的資金建設著大規模基本無用的建築，在東南沿海一帶顯示他們暴得的巨富。浦東的部分地區，作為上海最新的商業中心來開發，可是看上去就像一座鬼城。我走進過若干座嶄新的建築，由於無人租用，空蕩蕩的大樓裡只有些警衛，把時間消磨在繞樓轉圈或是吐痰比賽上。
很大程度上由於這種過度，中國公司的實際生產率正越來越下降。雖然《紐約時報》最近在比較印度和中國時對印度不看好，可印度在境外直接投資只有中國大約十分之一的情況下，卻保持了只比中國稍差一點的增長率，原因就在於印度使用資金時更有效率。如今印度有在全球具競爭力的私營大公司，如Ｉｎｆｏｓｙｓ和Ｗｉｐｒｏ等，而中國還沒有產生類似的跨國大生產企業，因為其最大的公司都是國營的，壟斷著特定的產業，接受有保障的貸款，同時又大量浪費著資金。一位中國高級銀行業官員注意到，這個中央大國還未能有力地進軍到更具附加價值的產業中；即使是中國的電子產品出口，也多半不過是再出口而已，中國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不過是提供勞動密集的加工工業。
無力創出更好的公司，中國在世界競爭力的排名（即Ｗｏｒｌｄ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Ｓｃｏｒｅｂｏａｒｄ，以經濟表現的效率來衡量各經濟大國）已在近五年裡從第２１名下降到第３１名，標誌著中國經濟正在向效率和競爭力都更差的方向發展，與此同時，韓國按說是受到東亞金融危機的重大影響，排名卻從第３６位上升到了第２７位。隨著效率越來越差，中國至今仍無力創造足夠的工作機會給數百萬正在離開農業部門的農民就業。雖然公安警察力量力圖阻止失業工人在國內旅行，人們仍然在尋求機會，增加了社會經濟的流動性和不穩定性。站在上海一個購物中心外邊，裡面是歐洲時裝精品店，我在買蘋果，而賣蘋果的是一群寒酸的無業農民，遠離他們家鄉的村莊。可我的蘋果還沒買完，就被打斷了，警察凶猛地抓住這些盲流並開始毆打他們。
如果說中國的消費者正在減少消費額，中國的國營企業正在減少生產力，而外資企業又正在努力於至少掙一點點錢，這個國家的經濟怎麼可能在增長呢？不斷輸入的境外資本起了作用：根據諮詢公司迪勞得托切的調查，９０％的在華外資企業計畫在未來三年內擴大經營。更重要的，和前蘇聯一樣，中國的增長高度依賴於大規模國家消費。中國在過去兩年裡有著創記錄的預算赤字，在２００２年的前三個季度裡，政府開支上升了將近２０％。"鄧小平改革的早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