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６５年１２月７日，接到通知要我到上海參加中央的會議。當時我在下面搞「四清」。７日，我從河北永年縣趕回北京，８日由北京飛到上海，行前對會議內容一無所知。
１２月９日開始開會。會議由林彪主持，毛主席沒有參加，會議的主要內容是批判羅瑞卿。
批判羅瑞卿的起因，是１１月林彪讓葉群從蘇州到杭州向毛主席告羅的狀。林讓葉到杭州，告訴她要躲開什麼人，直接找到毛主席。葉群到了杭州也不容易見到毛主席。主席也不知道她有什麼事，讓她等。她就和主席的秘書徐業夫談了談。她在杭州打電話請示林彪，想給主席寫個東西送上去。林彪批評她：你糊塗！真蠢！意思是必須向毛主席本人講。葉群又去，寫了個條子，要求面談。這樣才見到毛主席。
據說講了５個小時，主席聽了５個小時。主席問得很仔細，但一直不表態。最後，毛主席相信了葉群的話。
這時羅瑞卿正在雲南視察工作。１２月１０日，中央要他馬上回來，到上海開會，羅完全沒有思想準備，接到通知就飛到上海。一下飛機，由上海市委書記陳丕顯和空軍司令吳法憲迎接，將他送到一個地方，警衛森嚴，實際上是軟禁。羅瑞卿是搞保衛工作的，他一住下，馬上就明白自己已經失去自由，非常生氣，又莫名其妙，也不知道為什麼。他始終沒有參加會議。李井泉不知道，還給羅瑞卿送橘子。
我參加的那個組是總理主持，有賀龍，還有葉群等知情人。
葉群在會上介紹了她與主席的談話過程。她揭發羅瑞卿和劉亞樓兩個人躺在床上，密談一直到天黑。（劉已於１９６５年５月病故，生前為空軍司令。）說羅瑞卿要劉亞樓轉告葉群四條意見：
⒈林總早晚要退出政治舞臺的。不退出也要退出，現在不退出，將來也要退出政治舞臺；
⒉要保護好林總的身體；
⒊今後林總再不要多管軍隊的事情了，由羅總長去管好了；
⒋一切由羅管，要放手叫他去管。
還說羅罵林是「佔著茅坑不拉屎」，等等。
雷英夫和我在一個小組，表現十分活躍，大講羅對毛、林的不滿，等等。
在會上，鄧小平比較和緩，傳達了毛主席在１２月２日在海軍的報告上對羅瑞卿問題的批示，內容是：「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對於突出政治表現陽奉陰違，而自己另外散佈一套折衷主義（機會主義）的人們，大家應當有所警惕。」總理也很謹慎，態度很不明朗。賀龍講了幾句。
林彪在會議上宣布撤消羅瑞卿的職務（書記處書記、副總理、公安部部長、國防部副部長、總參謀長、軍委秘書長）。
我當時想，羅是聽毛主席話的，和毛、林的關係從來都是可以的，怎麼現在一下子成了現在這樣？！
會上規定不准記錄，也沒有講怎麼傳達。會議開得十分秘密。１３日會議結束。
１６日我飛回北京。要向下傳達，因為沒有記錄，只能是口頭傳達。我當時兼北京軍區政委，在軍隊本來應該由在軍隊的廖漢生同志傳達，但他說軍隊地方一塊傳達，非要我傳達。我是第一政委，沒有辦法，只好傳達了。我也沒多說，寫了一個很短的提綱，後來又在華北局傳達，要點就是毛主席決定開會，大家都贊成。會後，軍隊就開始批判羅瑞卿了。
搞掉羅瑞卿，不等於說毛主席就十分信任林彪。毛主席考察幹部是反覆的，長期的。他批評彭德懷時就說過林彪：「別人的事情都是馬列主義，就是對他的自己的病的看法是唯心主義。」林將自己的病看得過重，迷信中醫。抗美援朝這麼大的一件事，高級幹部應該為之拚命的，然而主席提出林彪指揮時，他竟推了，還認為不應出兵，自己跑到蘇聯養病去了。這件事與斯大林有什麼關係不知道，但很可能是走高崗這條線。斯大林和高崗有直接的來往，而高崗進行反劉少奇活動首先找的就是林彪。聯繫到早在長征途中的會理會議上林就反過主席，主席碰到困難的時候，林會怎麼樣？主席一定會反覆考察的。
１９６４年９月２８日至１０月１２日，羅馬尼亞領導人毛雷爾、齊奧塞斯庫在中國訪問期間，曾勸中國同蘇聯和好。主席頂了，意思是不行，要和好，蘇聯總要有個表示，先講話（自我批評），９０％的責任應該是他們的；林彪在一旁說９９％。「文革」初期，主席講不宜搞急剎車；林彪趕快講：如果急剎車可能摔下來。林總是這樣，總是表示和主席的意見完全相同，而且講的比主席講的還厲害。主席一講完，他馬上講兩句話，第一句是毛主席發表了非常重要的指示，第二句是我完全擁護。他的這些作法也可以使主席從另一個方面考慮：你一直捧我做啥？實際上，林彪越是捧主席，主席就越警覺。本來，把羅瑞卿搞下去，林彪就突出了，但主席對林也不完全放心，自己牢牢掌握軍隊，不然為什麼定了一條：文革期間不准調動軍隊，調一個排也要軍委主席簽字，就是必須有毛主席簽字？可見毛還是不完全放心，不讓林有權調動軍隊。
（二）一九六六年三月
１９６６年上半年實際是「文化大革命」的準備、醞釀時期。
上海會議後，１９６６年１月２１日，江青由上海趕到杭州和林彪商量「文藝革命」的問題。林向總政下達指示，２月２日至２０日，江青根據林的委託在上海召開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江說：「在文藝方面，有一條與毛澤東思想相對立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這條黑線專了我們十七年的政」，「該是我們專他們的政的時候了」。３月２２日林彪將座談會紀要報中央軍委。紀要經毛主席修改三次，再由林彪報中央，４月１０日以中共中央的文件下發。
３月８日凌晨，邢臺發生地震。我們正在天津召開華北局書記處生活會。８日晚周總理召開緊急會議，研究進行救護、救災工作。我當時表示要去邢臺。總理說：你先不動，我先去。
總理赴邢臺視察後，１２日到１６日在天津參加華北局的會議。１６日總理作報告，會議結束，我們回到北京。
會議還未結束時，我就接到通知，讓我到杭州開會。
１７日我從北京乘飛機到上海，而後乘火車到杭州，我們住在新落成的西泠賓館。忙中偷閑，住下後游了蘇堤。
當天下午５時，我們到主席那裡開會，主席住在劉莊。參加會議的有中央政治局成員和六大區書記，總理，彭真都在。小平同志沒有來，他為了躲開處理羅的事，到三線視察去了。
這次會議我有記錄，會開得很自由，沒有正式報告。主要是毛主席講。他先是扯些閒話，很隨便的，然後講到文化革命，點了喬木的名（他未到會），批評了吳冷西。毛主席講吳冷西，喬木，「我看你們只是半個馬列主義者，半個三民主義者，你們自己做結論，算不算馬列主義？」大家也聽出來，不只是這幾個人的事，而是批評文化工作方面的問題。主席也沒有講得那麼透。
大家聽著，啞口無聲，誰也不能表態，陶鑄是勇敢的，敢講話，這次也很謹慎。參加會議的人相互之間也不敢多說話，又都想試探一下，瞭解情況，但是誰也不主動，也不敢主動。
當時彭真的地位還可以，還是中央秘書長的角色，還管著羅的事。記得會議中間，他去接電話，回來說羅（３月１８日）跳樓把腿摔壞了。這時毛主席有些驚訝的樣子，問：「為什麼跳樓？」然後講了一句：「真沒出息！」聽起來意思是官司剛開始打，就跳樓，官司還在後頭呢。我想主席還在觀察，從以後事態的發展也可以看出。主席為什麼講這句話，因為中央還未做任何結論麼。主席還在考慮還可能牽扯到什麼人。
３月會議主要點了楊尚昆，陸定一的事，還聽了江青介紹召開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的情況。會議對羅的揭露就多了。一邊倒，群情激憤，光聽會上揭發的事，那麼羅的問題就大了。
２０日上午會議結束。
２１日，陶鑄領頭，大區書記參觀了花塢、玉泉。我們離開杭州到上海。２３日從上海飛回北京，當天召開書記處會議。
（三）一九六六年四月
杭州會議後，學術批判不斷升溫。４月９日－１２日中央在北京召開書記處會議，會議內容之一就是研究學術批判的問題。
會後馬上召開第二次杭州會議，又叫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
我於１４日從邯鄲返京，１５日飛上海，從上海到杭州。當時來的人比較少，就安排在西泠飯店（八層樓）。
彭真來得晚，我們還換了一下房子，住在同一層。
葉帥也來得晚，來了就問我：「這個會議是幹什麼的？３月不是剛開了會？」
我說：「我也不知道。」
葉帥說：「送彭真上飛機時，彭真和我講了兩句話，說現在又出事了，我出事了。」
彭真到杭州以後，要求和毛主席見面談話。彭真和徐業夫講話時我正在旁邊。彭說：「我要求和主席見面，只講２０分鐘。請你轉告。」徐業夫會轉告的，可是主席沒有見彭真。這樣我們知道事情大了。
會議還沒有正式開，１８日關於彭真問題的材料就出來了。一個材料是４月１６日「北京日報」以三個版面發表批判吳晗，鄧拓，廖沫沙「三家村」的文章，並加「北京日報」「前線」的編者按。在編者按中有所檢查，並提到「前線」發刊詞。康生講這是個假批判，真包庇，假裝自我批評。又說「前線」也發了一篇文章，文章我始終沒有看到。我知道「三家村」的問題牽涉到北京市委。
４月１８日「解放軍報」發表社論，是按照江青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記要」的精神寫的。社論宣布：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高潮已經到來。
１９日開始開會。
２０日，２２日，２４日，２５日在主席那裡開了幾次會。主席談得很活躍、和緩，但講話中插那幾句話就重了。主席說：北京的空氣很沉悶，他不願意在那裡住，他願意到上海來。那時柯慶施和江青聯繫較多。１９６５年初，江青就躲到上海來密謀策劃批判吳晗的「海瑞罷官」一文。
我們都在西泠飯店。吃過飯，出去散步，六大區書記包括劉瀾濤在內，沒有一個和彭真並行，並且都不和他說話。我還和他講話，因為彭真１９３８年就是我的上級，關係可以。但是我們也只講點廢話，「天熱了……」等等。誰也不敢講正題。
４月２１日少奇訪問巴基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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