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導說，現已大學畢業、在羅德島當老師的徐謹，趕到芝加哥，迎接在那裡入境的父親。父女在機場相見、擁抱而泣。從照片上看到已年近60的徐文立，不禁一陣感慨。在20多年前的七十年代末，當我在黑龍江大學讀書的時候，就被徐文立他們從事的西單民主牆運動所感動，曾從哈爾濱坐了一夜火車到北京，在一個四合院裡找到徐文立的家。他當時是民刊《四五論壇》的主編。正在開會的徐文立匆忙當中只和我談了幾句話，塞給我幾本《四五論壇》，又匆匆回去開會了。當時他給我的印象是，年輕、有活力，充滿正在從事一項偉大事業的神聖，他使我想起《列寧在一九一八》。
或許是徐文立這種使命感使我感到了他所從事的事業的危險性，回到哈爾濱後，我給他寫了三封信，表示如果他在北京有危險，可以到黑龍江來，我有地方藏他。沒想到大學畢業時，我被留校反省，罪名除了辦社團，就是給徐文立的信。據說徐文立把所有信件都編號儲存了，他當時一直主張在共產黨的制度下合法鬥爭，他認為自己襟懷坦白，沒有秘密。我還以為徐文立會像其他革命者那樣，把我的信看過後就燒掉了。被審查時我才意識到，寫信的時候，根本就沒想過到底把他藏哪兒，那只是一個大學生的熱情，再加上吹點牛而已。
我只是被審查了一陣子，而徐文立卻不僅遭到逮捕，而且被判15年的重刑。他服刑12年後獲釋，但幾年後又遭逮捕，被判13年。這次他又坐了4年多監獄。如果沒有美國的壓力，誰知道他會不會把刑期服滿才能出來呢？而那時他將是年屆70的老人了；而我當年見到他時，他才36歲。共產專制的殘酷，想來都令人脊背冰涼。而在今天的中國，還有多少「徐文立」被關押、多少個「徐謹們」在聖誕之夜，思念著父親，渴望和親人團聚？
中共把政治犯當作籌碼，和美國討價還價，已是公開的秘密。過去在中國申辦奧運，奧委會投票表決時，在北京辦亞運會之際，在江澤民想和美國拉關係，累積他的所謂政治遺產時，都會釋放一、兩個政治犯，像拉斯維加斯的賭徒一樣，扔出幾個「籌碼」（目的是想贏回更多）。而且幾乎都是「遣送」到中國之外的土地上。
當年俄國的沙皇把異議團體的「十二月黨人」流放到荒涼的西伯利亞，讓他們在那裡自消自滅。共產蘇聯則把「索爾仁尼琴們」押送到沒有人煙的古拉格，強迫他們在那裡做苦役。目的都是把他們與世隔絕。現在中共把政治犯「遣送」到外國，並設立黑名單禁止他們返回，和沙皇和克格勃做的在本質上是一樣的，就是不讓這些人在自己的國家、自己的土地、自己的人民中間發出獨立的聲音。它在本質上仍是「流放」。
中東的伊斯蘭激進組織，把美國人、以色列人等抓做「人質」，然後和西方國家討價還價，謀求利益。雖然這也是極為殘忍、卑劣的行為，但畢竟人家還是抓外國人，不是本國公民。而江澤民政府則是抓自己國家的人當作「人質」，然後和美國等西方國家「交易」。中共抓本國公民當然比抓自己籠子裡的鳥還容易。就在徐文立被釋放之前幾個星期，據報導，中共就抓了北師大學生劉荻、辦網站的劉毅斌、異議人士何德普等，並宣布逮捕異議人士王炳章等，且不說在這之前關押的黃琦、楊子立、秦永敏、王有才、楊建利等。這些人將來都可能作為政治籌碼，來和美國「交易」。中共做的是「放一個抓一打」的人質生意。
美國政府對「人質」的政策是，不和綁架者談判；認為只要談判，就等於承認這種方式的可行性，那麼今天你通過「交易」使一個人質獲釋，明天他們會綁架兩個、十個西方人質。在今天旅行方便的時代，對這種綁架行為難以預防。因此只有採取不和綁架者談判，拒絕承認這種方式，來中止綁架行為。美聯社記者安德森（Terry Anderson）等八名美國人質被中東伊斯蘭激進組織綁架後，美國政府一直不予談判和交易，最後他們被關押長達七年才得以獲釋。這些伊斯蘭組織最後承認，這種綁架人質的方式不靈。
但美國等西方國家對中共實行這種「拒絕」策略則很困難，因為「人質」都在共產黨控制的地盤，有13億之多，根本無法阻止。而且西方如果採取不理睬和不予談判的政策，江澤民更可以獲得利益，那就隨便抓吧。禁止了這些獨立聲音發出來，就可以保持共產黨的統一聲音，統一專制。江澤民政權的殘酷，在任何一點上都不亞於鄧小平時代。
因此，杜絕這種人質現象的唯一途徑，只能是結束共產黨的統治、鏟除中共獨創的這種人質制度。讓所有的徐謹，都能在有父親的環境中長大；讓所有的劉荻，都能在聖誕之夜，和她的奶奶及家人在一起；讓所有的王有才、楊子立、王炳章、楊建利們，能夠回到他們的妻子和家人身邊，不再被鐵窗分隔。
《紅樓夢》中有句名言：天下沒有不散的宴席。中共用抓自己土地上的人民做人質的方式來維持它的宴席，說明它已走進這場「世紀大宴」的尾聲。每個中國人都使把勁兒，就一定會把這場吞噬人民血肉的「宴席」掀倒。讓我們懷著這樣的信念，跨進新的一年。
於2002年聖誕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