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拉克:從恐懼到自由——人權災難

發表:2002-12-23 1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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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集權專制的性質有著最深刻認識的俄羅斯作家亞利山大.索爾仁尼琴在1970年接受諾貝爾文學獎時說,"暴力不是、也無法獨自存在;它毫無例外地與謊言交織在一起。"

謊言政權

薩達姆.海珊製造的一個核心謊言是,他是捍衛伊拉克和阿拉伯人民的英雄。恰恰相反,他捍衛的是他自己和他的權力。他給伊拉克人民帶來的只有災難、屈辱和壓迫,他給伊拉克鄰國帶來的是戰爭和侵略,他給世界帶來的是大規模屠殺的威脅。

與捍衛阿拉伯事業相反,薩達姆是屠殺和蹂躪其人民的元凶。他非但不是使伊拉克人民團結和使伊拉克國家強大的領袖,而且是摧毀組成伊拉克社會的族群的惡棍,他把曾經是中東教育水準最高和最繁榮的國家之一變成了一個為國際社會所不恥的成員,成為一個供薩達姆發泄淫威和施行壓迫的附屬品。

用曾經擔任聯合國伊拉克問題報告專員的馬克斯.範德.斯圖爾(Max van der Stoel)的話說,巴格達政權是"自二次世界大戰以來世界所目睹的最殘酷的獨裁專制政權。"

薩達姆.海珊以伊拉克復興社會黨的一個政治活動成員和打手的身份起家,在爬到權力頂峰的過程中,既施展出陰險、冷酷、恫嚇之計,又積極調動酷刑和謀殺等種種殘忍手段。據研究過薩達姆.海珊的人說,在很多方面,薩達姆的生涯與他的主要楷模之一 ─ 蘇聯的約瑟夫.斯大林一脈相承。同斯大林一樣,恐怖和謀殺一貫是薩達姆統治的特徵。同斯大林一樣,他將絕對權力集於偶像化的自身。同斯大林一樣,他監禁、折磨和殺害的不僅僅是個人,而且是被視為對他構成或看上去構成威脅的整批人。

新聞工作者賽義德.阿布裡什(Said Aburish)撰寫過《薩達姆.海珊:復仇的政治》("Saddam Hussein: The Politics of Revenge")等書籍,他曾擔任的多項政府高級職務使他與薩達姆有過密切接觸:

毫無疑問,薩達姆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帶有斯大林色彩,特別是,他依賴安全系統而非武裝部隊的做法,以及武裝部隊將軍的嫉妒;啟用國內犯罪份子,將其納入安全系統等。這些人大都是半文盲暴徒,他們效忠薩達姆,因為沒有他,他們一無是處。因此,他利用這些人,依賴這些人,而他們則為他效勞。他想除掉的人都已經被除掉。

暴力和酷刑

伊拉克是人權的災難。 從任何角度衡量,伊拉克對異議人士、少數民族、以及那些不過是不再受寵的人通常所施以的暴力和殘酷待遇都是驚人的。無論是聯合國、外國政府,還是像大赦國際、人權觀察這樣的非政府組織發布的伊拉克人權報告,都毫無例外地展現出,伊拉克是一部酷刑和任意處決的殘忍機器,即使是掩飾性的合法程序都不存在。被處決的人中包括被指控策劃推翻伊拉克政權的軍官和被懷疑有不忠之心的神職人員。另外還有很多是因為被指控偷盜、走私、賣淫或犯下在其他國家屬於輕罪的人。這些任意殺戮行徑 ─ 美國的《伊拉克人權報告》說,自1997年以來有多達 3000人被殺害 ─ 看來也是進行了多年的伊拉克"清洗"監獄計畫的一部分。

據人權觀察組織說,伊拉克"當局還處決了阿布哈里卜(Abu Ghraib)監獄和馬卡斯卜 (al-Makasib)監獄和其他監獄的很多犯人,包括長期未得到審叛的在押政治人士和被定罪的囚徒。 "

叛逃人士和政治異議人士的家屬會遭到監禁、酷刑和處決。例如,根據美國的《伊拉克人權報告》,2001年5月,"據報導,三名伊拉克叛逃人士的母親被政府以她的孩子從事反政府活動為由迫害致死。"

根據這份報告,也是在2001年,伊拉克政權以從事反政府活動的罪名處決了37名在押政治人士。據新聞媒體報導,"著名的庫爾德族作家穆罕默德.賈米勒.班迪.羅茲巴亞尼(Muhammad Jamil Bandi Rozhbayani)因撰寫針對政府的阿拉伯化和種民清洗計畫的文章受到情報人員的調查,在情報人員到過他家以後,他於3月份遭到殺害。"

酷刑為法律和伊拉克憲法所絕對禁止,但是酷刑已經成為對很多被捕人士施用的典型的懲罰或逼供手段。大赦國際在2001年的報告中描述了伊拉克施行酷刑的手段:

伊拉克的酷刑受害者被蒙上眼睛,剝光衣服,長時間地繫手腕懸吊。對生殖器、耳朵、舌頭及手指等身體各種部位進行電擊。受害者向大赦國際描述他們如何被用棍子、鞭子、水管或金屬棒抽打,如何被長時間、往往是扭曲的姿勢吊在旋轉的吊扇上或橫桿上,同時遭受反覆電擊。一些受害者被迫目睹包括自己家屬和親人在內的其他人遭受折磨的過程。

失蹤和釋放囚犯

根據大赦國際的報告,伊拉克是世界上不明失蹤人數最多的國家。但是,當局完全拒絕國際組織和鄰國提出的探尋數以千計人的命運的要求和請求。大多數"失蹤人士"是伊拉克北部的庫爾德族人,伊拉克南部什葉派社區的失蹤人數居第二位。其他少數民族,如亞述人、土庫曼人和亞齊德人,也都有長期失蹤的人。

伊拉克官員向一名攝影師示意不要拍攝示威者。示威者的在押親人在薩達姆.海珊10月21日頒布大赦令後下落不明。(美聯社照片/Jerome Delay)

巴格達無視科威特和沙烏地阿拉伯一再提出的對在1990年至1991年伊拉克佔領科威特期間被監禁的兩國公民的下落做出說明的要求。例如,在已知的609個科威特公民失蹤案中,只有三個案子得到解決。巴格達繼續拒絕解決有關1991年海灣戰爭中在伊拉克領空失蹤的一名美國飛行員的問題。

2002年10月21日,薩達姆前所未有地"特赦"了巴格達數千名囚犯,但此舉僅僅更加突出展示出其政權對待本國公民的殘酷和野蠻。很多人得到釋放,但是很多家庭的親人沒有被釋放,他們哭泣地請求當局說明緣由。

國際新聞記者在被下令離開巴格達之前所目睹的在一些監獄門口發生的情形,令人想到羅馬尼亞獨裁者尼古拉.齊奧塞斯庫倒臺前,在民眾中顯現出的那種人性的渴望。

《紐約時報》記者約翰.伯恩斯(John Burns)這樣描述巴格達一座監獄的混亂場面:

門外的人越聚越多,可能達到了幾千人……兩小時之內達到了1萬或1萬 5千人。到了下午人數可能已經有5萬或5萬以上。他們在實際釋放時間還未到來時,已經推開了監獄大門,然後衝破了監獄內的牢房設防,此時出現了種種最令人驚嘆的情景。在我看來,那天所發生的,是過去一直遭受巨大壓迫的伊拉克人民,在監獄門口前那一刻掌握了自己的主權……。他們突破了牢房的屏障,隨著幕色降臨,獄中的囚犯開始驚慌地想往外逃。

他們來到一堵煤渣牆跟前,有幾千名親人等在牆外。這些家人從建築工地找來一些長鋼管,開始把牆推倒。這時出現了一個極其慌亂的場面,只見囚犯從牆的破口處爬出來,而且得到一些看守的幫忙,而在監獄牆的另一個開口處,看守用鋼管要把犯人打回去 ─ 完全是一片驚慌失措的場面。

人權荒原

薩達姆政權的統治所到之處,言論自由、宗教自由、政治集會自由、隱私權、法律規定的合法程序,都根本不存在。

例如,巴格達的報紙和廣播電視媒介均為政府、復興社會黨或與薩達姆親近的人所擁有。媒體的作用從根本上說是宣傳工具。兩個細節可以說明伊拉克媒體受控制的程度:批評薩達姆.海珊可以被處死刑;薩達姆的兒子、作為伊拉克記者聯合會負責人的烏代.海珊,在1999年解雇了數百名伊拉克記者聯合會成員,理由是他們對他的父親讚揚不夠充分,不夠經常。

甚至個人或民族成份都成為任意攻擊的對象:作為使伊拉克北部部分地區"阿拉伯化"的長期運動的一部分,特別是在庫爾德人居多、盛產石油的基爾庫克(Kirkuk)和摩蘇爾(Mosul)市周圍地區,整個社區的人被趕走,數以千計的人被迫採用新的"阿拉伯"身份(但是新的身份證上把他們歸為"二等阿拉伯人",因而當局立刻可以知道他們原來的民族身份)。薩達姆政權也在破壞信仰基督教的少數民族(亞述人和迦勒底人)社區。

打擊信仰

薩達姆.海珊對伊拉克的宗教社區的攻擊和利用,同他對其他任何試圖稍微獨立於薩達姆政權的個人、團體或組織的攻擊與利用一樣殘酷無情。

正如官方和非政府組織的人權報告所記述的那樣,巴格達對伊拉克的什葉派穆斯林社區進行著一場長期的謀殺、恐嚇、騷擾和任意逮捕的運動,尤其是在伊拉克南部。美國2001年《伊拉克人權報告》指出:

(伊拉克)政府幾十年來對佔人口多數的什葉派穆斯林宗教領袖和信徒進行了殘酷的謀殺、草率處決和實行長時間的無故逮捕。儘管名義上有法律保護宗教平等,但是政府嚴厲壓制什葉派神職人員和信奉什葉教的人。

伊拉克政權打擊什葉派穆斯林宗教領袖和信徒的運動是殘忍和曠日持久的。美國國務院 2001年的《國際宗教自由報告》指出:

自1998年1月以來,國際人權活動人士、其他政府和伊朗及黎巴嫩的什葉教神職人員普遍認為,對三名有國際聲望的神職人員的謀殺和對另外第四個人未遂謀殺是(伊拉克 )政府特工所為。69歲的大阿亞圖拉謝赫穆爾塔達.布羅熱迪(Grand Ayatollah Sheikh Murtada al Borojourdi)1998年4月被殺。68歲的大阿亞圖拉謝赫米爾扎.阿里.加拉維(Grand Ayatollah Sheikh Mirza Ali al-Gharawi)1998年7月被殺。阿亞圖拉謝赫巴希爾.侯賽尼(Ayatollah Sheikh Bashir al Hussaini)1999年1月倖免於難。66歲的大阿亞圖拉穆罕默德.薩達爾(Grand Ayatollah Mohammad al-Sadr)1999年2月被殺。

在薩達爾1999年被害以後(他的幾個兒子也遭到殺害), 巴格達的什葉派穆斯林區和什葉派人口佔多數的卡爾巴拉(Karbala)、納西裡耶(Nasiriyah)、納傑夫(Najaf)和巴士拉(Basra)等城市爆發了示威活動。當局以野蠻的鎮壓運動進行報復,使數百人喪生。政府禁止為薩達爾舉行葬禮,安全部隊對自發聚集起來的送葬者發起攻擊,造成更多人死亡。美國的《伊拉克人權報告》梗概指出:

當局繼續打擊所謂的薩達爾支持者。2000年2月,安全官員據報導處決了在薩達爾遇害後被捕的30名宗教學校學生。2000年3月,在1999年和2000年逃離伊拉克的很多什葉派穆斯林告訴人權觀察組織,安全部隊對他們進行了審訊、關押和折磨。2000年5月,在薩達爾被處決後遭到逮捕的另外六名學生被判處死刑。

伊拉克政權繼續實施對伊拉克南部什葉派穆斯林的騷擾和高壓政策,迫使生活在沼澤地區的人誶ㄒ頻匠鞘謝蚱淥(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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