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中國古人發現的規律，目前的第四代應是倒數第二代。按照杜勒斯的說法，第四代正值和平演變的重大關頭。按照統計學規律，中共離七十大限還有約十七年的時間。有那些因素支持這些判斷呢？判斷中共之澤是否會乾涸，不能出自因對中共或好或惡的一廂情願的政治立場，而是要靠對新出現的重大依據的準確捕捉。不過，在剛剛結束的中共十六大上開始浮現出來的第四代政治局常委會的確反映了整個中共在基本面上的一些重大動向。從已知的信息來看，中共的第四代展現出空前絕後的三大特點。
第一特點，是中共第四代沒有任何在海外尤其是英美留學的背景。從公布的背景來看，中共第四代政治局常委會中主要成員均無留學背景，只有排行墊底、歲數最大的羅干在民主德國學習過。如果不是為了照顧李鵬而擴大常委會的規模，羅干便無機會入圍。在政治局成員中，除羅干外，只有一位是留過學，即廣東省委書記張德江在北朝鮮的"金日成綜合大學"學過朝鮮的經濟學。而北朝鮮恰恰是共產主義與糟糕經濟的雙重典範。
中共的第一代領導人中周恩來曾在法國求學。第二代的鄧小平也在法國留學。第三代的主要領導人曾在前蘇聯與東歐的一些國家留學工作過。所以，中共的歷史上，目前的第四代將是空前的一代。他們會是絕後的一代嗎？很可能，因為在目前的社會上，比他們年輕十至十五歲的政治與經濟精英，許多人都有國外，尤其是到以美國、歐洲與日本為代表的西方國家學習、進修與工作過的背景。這些人中總有一部分會進入未來的最高領導層。
第二個特點，是中共第四代接受的都是共產黨的教育。中共第四代多出生於上個世紀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胡錦濤出生於1942年，吳邦國出生於1941年，溫家寶出生於1942年，賈慶林出生於1941年，曾慶紅出生於1939年。就是說，中共在1949年奪取政權時，他們開始上學讀書。到1966年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之際，他們已經或接近大學畢業。這意味著他們所接受的教育全部都是共產主義教育，而沒有機會受到中共反覆批判的傳統文化與西方文化的熏陶。而這個時代恰恰是"罷黜中外百家，獨尊共產馬列"、閉關鎖國與思想專制達到頂峰的時代。他們不僅受的是馬列共產的教育，而且是殘缺不全的教育。因為中國當時的學校與其說是教育場所，不如說是無休止的政治運動的場所。
他們的上一代，以江澤民為代表的第三代接受的更多的是民國時代的教育。這種教育既不排斥傳統文化，也不排斥西方文化。到1949年中共上臺時，這些人已經完成或接近完成大學學習。所以，他們所受的基本上是非共產主義的教育。這一點也成為他們現在與西方交往的文化資本。江澤民一再炫耀他能背誦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說，朱鎔基一再向外國人重申他熟讀盧梭。這些都是第四代都沒有的文化資本。江澤民、李鵬、朱鎔基、李嵐清等都程度不同地能用英語進行交流。但是，到目前為止，第四代主要領導人中還沒有一個展示出這種能力。只有被胡錦濤戲稱為"老大哥"(big brother)的負責安全工作的羅干懂得德語。
第四代之後的下一代出生於五十年代初。他們中的許多佼佼者在一九七七年高考制度恢復之後有機會開始接受逐漸多元化的教育。他們思維活躍，思路開闊，不拘泥於馬列共產教條、可望瞭解外部世界。雖然高校舞台上仍是馬列共產唱主角，但是社會上的各種思想已是五彩繽紛。他們中有不少人有在國外學習和生活的經歷。不論留學與否都開始接觸到西方文明及其自由民主價值觀。可以肯定，無論中宣部多麼賣力，共產主義在大陸的思想與教育界的頹勢已經無可挽回。目前的第四代將是中共乃至中國歷史唯一的僅僅接受過共產馬列教育的一代。
中共第四代的第三個特點，是他們全是清一色的工程師。其中出身清華的工程師在九個政治局常委席位中佔據四席（胡錦濤、吳邦國、黃菊、吳官正）。中共從鄧小平時代開始，技術官僚的地位就節節攀升。到第三代時，技術官僚已經正式唱主角，但是在政治局常委中仍然有李瑞環、李嵐清這樣的非技術官僚出身的常委。到中共第四代，站在權力的針尖上已經全是學技術出身的官僚。
然而，技術官僚的昌盛本身就是錯誤的治國戰略的產物。清一色的工程師與中國長期實行計畫經濟有關。中共的治國思路是把經濟問題化約為計畫與技術問題，把技術當作關鍵，不思制度上的變革。即使在鄧小平時代，官方的"現代化"構想也只是侷限於工業、農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等器物層面的現代化而非制度的現代化。在這種思路的作用下，在"四個現代化"的口號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名義下，大量的學工科出身的專業人才被重用、提拔而進入權力中樞。今天看來，妨礙中國發展的早就不是技術問題，而是經濟制度與政治制度的落伍問題。這才有政治體制改革與經濟體制改革的議題的出現。隨著中共的教育結構的調整以及制度改革的緊迫性日顯突出，作為特定歷史產物的工程師政治家也必將隨著第四代退出歷史舞臺。
從上面歸納的三個特點來看，目前的中共第四代在任何意義上都可以是空前絕後的一代。空前意味著造極，絕後意味著變局。一旦制度變革代替技術治國成為中國大陸的共識，技術官僚在政治舞臺中的角色也必將隨之改變；一旦大量的受過各種思潮熏陶的人士進入權力舞臺，中國將生變；一旦中共從來就排斥的留學英美的人士進入政治核心，中共將生變。一旦制度的變革不可避免時，出身於學法律、政治、經濟等政治精英必將取代技術精英佔據主角位置。由於教育背景和政治傳統所限，很多人認為，中共的第四代沒有改制的能力。他們欠缺對西方的瞭解，沒有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的主觀動機，也缺乏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的心理準備和知識結構。而且，他們至今未能推出必將迥異於他們的第五代。
所有這些是否意味著，他們只能坐視中共之澤逐漸乾涸？
據（新世紀）(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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