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理當然很簡單。因為在毛澤東時代，「普天之下，莫非黨土，率土之濱，莫非黨奴」。中國的所謂「公有制」，即「黨-國」所有制，使政府與黨的機構的運作經費根本不需要去求人上繳，公有制的政府在本質上無須徵收賦稅。所有財產都在黨-國的口袋裡，所有國有企業創造的利潤都歸它所有。相反，人們所種的地，人們吃的飯，人們領到的薪水，反而被認為是黨和國家給的，是黨-國養活了人民，而不是相反。
因此，在那種共產制度下，賦稅本質上是一種虛擬物，是一種贗品，是模仿其他國傢俬產制度的一段盲腸。共產國家的政府在根本上並不依賴（國民所繳的）賦稅來運轉，在這點上，它無所求於國民，因此，它也不受國民意志的制約。
本質上，稅賦是與私有制相伴隨的產物。是該制度下國民用自己的錢（賦稅）來購買政府對自己的服務，因此，在這種關係下的政府必然受到民意的制約。這一原則，是由人類的第一個憲政國家英國用劃時代的大憲章確立下來，並在幾百年內逐步向全世界擴展開來的。
最近二十年來，中國大陸的財產制度目前正處於歷史性的轉型階段，公有制衰微，私有制萌發，但新舊制度仍處於拉鋸戰的相持形態，一系列異象由此發生。
前不久，以明星劉曉慶涉嫌逃漏稅被押進秦城監獄為象徵，中共以一種誇張的聲勢加強了對富豪的查稅，幾名名列富豪排行榜的億萬富翁也陸續被捕。但是人們注意到，所有這些被清查的富翁中並不包括位高權重的人，特別是發了橫財的赫赫有名的太子黨們。
這些事件的發生溯源於何種國情背景？
眾所周知，中國大陸過去二十幾年逐步走向市場經濟，對外商和對民營企業開放，國有企業不可挽回地走向失敗，導致公有制日益縮小。此外，國有財產的轉移由於缺乏透明的制度安排和監督，日益流入權力者的腰包，甚至大批流失到國外。這兩項因素（國企失敗，公產流失）致使國庫日益空虛。而經濟制度（特別是）產權制度轉型，又使私企逐步崛起壯大。這一公一私的一消一漲，使國庫收入對民間企業和個人賦稅的依賴度日益增加。
但是由於過去公有制基本不依賴賦稅的慣性，雖然自從1980年起就開始徵收個人所得稅，但基於中國稅制的不公平不完善，加上缺乏合乎國際標準的金融、信貸和財會制度，致使多年來逃漏稅成為普遍現象。直到近兩年，由於中國加入WTO，關稅大幅降低而導致海關稅收迅速減少，該巨大壓力與前面的諸因素多管齊下，中共驟然發現稅基嚴重不足，國內稅務領域問題叢生，逃漏稅嚴重，加以貧富懸殊，民怨沸騰。於是，在這種國庫日益捉襟見肘的困境下，當局把視線轉向了市場經濟造就的富人階層。
在北京的算盤裡，打擊民間的富豪，一可以充實國庫，二可以平抑民怨，可謂一石二鳥，何樂不為？這樣，中南海的潮流驟變：從「官商合流」轉向「殺雞儆猴」，一場汲汲於與民爭利的浪潮洶洶而起。
這就是中國一批民間富豪身陷囹圄的背景。它將導致怎樣的經濟政治後果，人們將拭目以待。
(自由亞洲電臺特約評論員陳奎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