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8月26日，浙江「省聯總」武裝進攻蕭山，製造了大規模的武鬥事件。26日凌晨，「省聯總」所屬數十個單位的4000名經過軍訓的造反派，在支左幹部和「省聯總」負責人指揮下，分3路武裝進攻蕭山，打死90多人，傷者眾多。他們衝進公安局查抄檔案，砸開監獄，帶走5名在押犯，搶走監獄槍支和財物，不少機關商店也被搶。據10多個單位統計，被竊糧票5萬多斤，損失10萬元。農機廠被槍彈射中起火損失達24萬多元。
1966年8月27日至9月1日，北京市大興縣發生駭人聽聞的「老紅衛兵」法西斯式的殘殺無辜者事件。8月下旬，公安部部長謝富治在北京市公安局的一次會議上說：「過去規定的東西，不管是國家的，還是公安機關的，不要受約束。」「群眾打死人，我不贊成，但群眾對壞人恨之入骨，我們勸阻不住，就不要勉強。」「民警要站在紅衛兵一邊，跟他們取得聯繫，和他們建立感情，供給他們情況，把五類分子的情況介紹給他們」。8月26日，大興縣公安系統傳達了謝富治的講話，派出所的民警聞風而動，他們向紅衛兵提供了管轄區域內「四類分子」的情況，並以這些「四類分子」的「不法行為」來激勵紅衛兵對他們的仇恨。8月27日，有紅衛兵將個別所謂「表現不好」的「四類分子」揪出來斗打。把人打死後，紅衛兵還覺得沒有捕捉到對方的「變天帳」，於是又把目光投到其他「四類分子」以及一些有問題的人和他們的家屬身上，有的還拍電報、寫信催促在外工作的家屬立即返回，以便滿門抄斬。從8月27日至9月1日，大興縣的13個公社48個大隊，共有325名「四類分子」及其家屬遭到殘殺，其中年齡最大的80歲，最小的僅出生38天，有22戶被殺絕。另外：從8月下旬到9月底的40天時間裏，北京市共有1700多人被紅衛兵活活打死，有8.5萬人被扣上「地、富、反、壞、右」的帽子趕出北京。此外，在8月18日毛澤東第一次接見紅衛兵後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裏，北京市共有11.4萬多戶被紅衛兵抄家，或被迫聞風主動交出各種財物。僅西城區福綏境一個街道，就有1061家被抄，圖書字畫等被焚燒了8天8夜，大量文物被毀。
1967年8月28日，寧夏青銅峽發生部隊開槍殺死造反群眾的嚴重流血事件。寧夏回族自治區在奪權鬥爭中分化出兩派群眾組織。他們都自稱自己是無產階級革命派，都說對方是反革命組織。兩派勢不兩立，多次發生武鬥。8月16日，當時的中央文革顧問康生就寧夏問題表態，支持造自治區黨委反比較徹底的一派，認為他們是「左派」。他還要求駐寧夏的人民解放軍部隊堅決支持這一派，並公開講：「必要時可以發槍自衛」。對另一派，康生斥責他們為保守派，應該解散。康生的講話引起被稱為保守派的一方極大憤怒，他們開著宣傳車上街遊行，呼喊反對康生的口號，並組織人衝擊了寧夏駐軍機關。8月28日，康生說「保守派」群眾要搞「反革命政變」，「性質變了」，下令調動寧夏駐軍進行武裝鎮壓。當場打死101人，打傷133人。1979年1月21日，中共中央同意寧夏自治區委員會《關於為寧夏青銅峽「反革命叛亂事件」冤案平反的請示報告》，對此案予以平反昭雪。
1969年8月28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命令》發布。毛澤東批示：照辦。《命令》要求邊疆各級革命委員會、各族革命人民、解放軍駐邊疆部隊指戰員：一、高度樹立敵情觀念，充分做好反侵略戰爭的準備。二、大敵當前，全體軍民要團結得像一個人一樣。三、軍隊指戰員必須嚴守崗位，不准擅離職守，不准外出串聯。四、一切革命群眾組織，必須實行大聯合。所有跨行業的群眾組織，要立即解散『另立山頭、重拉隊伍的，要強令解散。五、堅決停止武鬥，解散武鬥隊，上交武器。凡負隅頑抗者，解放軍要實行軍事包圍，強制繳械。六、絕對不知衝擊軍隊，搶奪武器，如有違反，以現行反革命論處。七、要保護交通運輸，保證通訊聯絡暢通。八、很抓革命，猛促生產，大力支援前線。職工、農民必須立即返回本單位進行生產。九、對那些裡通外國、策劃外逃、破壞社會治安、搶劫國家財產、破壞生產、殺人放火放毒、利用宗教迷信制度叛亂的反革命分子，必須堅決鎮壓。
1970年8月29日，寧夏銀川市革委會宣判「共產主義自修大學反革命集團案」。「共產主義自修大學」是由13名1966、1967屆大學和中學畢業生於1969年11月在銀川成立的自修組織。其中有3名當時是「上山下鄉知識青年」。他們中年紀最大的26歲，最小的21歲。他們在「共產主義自修大學守則」中寫道：要「培養和造就一批真正地而不是形式地、踏實地而不是虛浮地、勇敢地而不是怯懦地掌握馬克思主義的歷史發展，有政治元件，具有獨立的思想和工作能力，富於犧牲精神，探索並瞭解現代社會的運動規律，誓為世界上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終身的堅強的革命戰士。」因為成員不住在一地，「守則」還說，「自修大學」是以「刊物為中心，通過自修與交流討論相結合的方式進行學習」。這個組織成立以後，自籌經費印過兩期「學刊」，刊登了「社論」等六篇文章和三篇農村調查報告。1970年3月，在當時進行的「打擊反革命」運動中，這個組織被當局定為「打著研究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旗號，進行旨在推翻我國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的一個反革命組織」， 「有組織、有綱領、有計畫、有策略、有言論、有行動的現行反革命集團」，「是一個十足的帝修反的別動隊」。他們的罪證，就是他們在兩期「學刊」上印出的文章和他們的來往書信。這13名青年中的吳述森、魯志立、吳述樟3人以「反革命罪」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陳通明被判處無期徒刑；徐兆平被判處15年徒刑；張維志被判處8年徒刑；張紹臣被判處3年徒刑；其餘6人受到拒捕關押和在本單位被隔離關押和「批判」「鬥爭」。其中22歲的女青年熊曼宜被逼自殺。1978年8月8月5日，中共寧夏回族自治區委召開大會，為這一冤案平反。1978年8月7日的《寧夏日報》發表了以《撥亂反正、徹底昭雪》為標題的報導。1978年9月29日《人民日報》也報導了寧夏回族自治區黨委為「共產主義自修大學」錯案中受到殘酷迫害的青年徹底平反、恢復名譽的消息。同時發表了「評論員文章」，題為《革命青年的銳氣是扼殺不了的》。這篇文章表揚這寫青年「一面在農場、社隊、工廠中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一面刻苦學習馬列主義和毛主席著作，鑽研理論探索真理的精神」。
1967年8月30日，毛澤東批准周恩來的報告，對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關鋒進行隔離審查。第二年1月，又對戚本禹進行隔離審查。
1966年8月31日，毛澤東第二次在天安門廣場接見外地來京的師生和紅衛兵共50萬人。林彪在大會上代表毛澤東和中共中央講話，說：「當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形勢，好得很！紅衛兵和其他青少年的革命組織，像雨後春筍一樣地發展起來。他們走上街頭，橫掃『四舊』。文化大革命，已經觸及到政治，觸及到經濟。學校的斗批改，發展到社會的斗批改。群眾的革命洪流，正在蕩滌著舊社會遺留下來的一切污泥濁水，改變著我國整個面貌。」「我們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領導，要用文鬥，不用武鬥。不要動手打人。鬥爭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鬥爭那些地富反壞右分子，也是這樣。武鬥只能觸及皮肉，文鬥才能觸及靈魂。」周恩來也在大會上講話，說：「現在，全國各地的同學到北京來交流經驗，北京同學也到各地去進行革命串聯。我們認為，這是一種很好的事情，我們支持你們。中央決定，全國各地大學生的全部和中學生的一部分代表，分期分批到北京來。」此後，紅衛兵大串聯開始了。
1967年8月31日，湖南發生大批武器彈藥被搶事件。從7月底到8月底，湖南省邵陽軍分區、邵陽武裝部大批武器彈藥被搶，共計被搶走各種槍支818支，「六0」、「八二」迫擊炮27門，手榴彈1萬多枚，子彈250萬發。
1975年8月31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署名竺方明的文章：《評＜水滸＞》；還先行發表了1975年第9期《紅旗》雜誌短評：《重視對＜水滸＞的評論》。
1966年9月1日，毛澤東給章士釗覆信說：「行嚴先生：來信收到，甚為系念，已請總理予以佈置，勿念為盼！順致健康。」8月30日，章士釗給毛澤東寫信，講述了8月29日北京大學紅衛兵如何抄了他的家並鬥爭了他，毛澤東就此覆信，並對章士釗的來信批示道：「送總理酌處，應當予以保護。」同日，周恩來據毛澤東的這一批示，嚴厲批評了有關人員，責令當即送回抄走的全部書籍，並派人前往保護章宅；另還親自理了一份應予保護的幹部名單，有：宋慶齡、郭沫若、章士釗、程潛、何香凝、傅作義、張治中、邵力子、蔣光鼐、蔡廷鍇、沙千里、張奚若；（１）副委員長、人大常委、副主席；（２）部長、副部長；（３）政副；（４）國副；（５）各民主黨派負責人；（６）兩高；（李宗仁）。
1966年9月1日，周恩來在接見首都紅衛兵時作了重要講話，主要內容有：
政策問題：
１．團結大多數問題。依靠左派，教育爭取中間派，孤立最少數的資產階級右派。
紅衛兵在學校是少數，１０００多人中，只有一、二百人，要爭取團結大多數，除了頑固分子以外，都要教育。在勞動人民中首先是對工人階級要講團結，到工廠首先要請教工人，還有農民、解放軍、服務人員，要向他們學習，互相尊重、互相幫助。有的紅衛兵的行動對生產不利，與他們對立起來。我們既要革命，又要生產，你們要照顧這一點。不能停止生產，服務行業也不能夠停，否則吃什麼？用什麼？到工廠去，可以找工廠革委會不要到車間去，這樣大多數人才能站在你們這邊，各方面才能支持你們。要與公安部門配合好，團結好，因為公安機關是我們的專政工具。
２．敵我問題。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打擊誰？依靠誰？主席講過好多次了，大家好好學習《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
關於地、富、反、壞、右，不是一般出身不好的黑五類都打擊。一般在城裡已落了戶，不需要馬上趕走他們。如果逃亡地主有血債，或有現行反革命活動、壞分子，應當回去。
要查有實據。右派份子有兩種，已摘帽子的，不能還算右派。
對資產階級，批判的是資產階級的思想體系和違法行為。
如他們守法就不要打倒、抄家，批判他的威風，他的威風要打倒，有的未做破壞活動，還有選舉權，就不要打倒。
取消定息，要經中央討論，主席批准。人民代表大會討論，已經領的退回去也不好，因為這是合法的。
對知名人士，如民主人士年歲大了，你們一天去幾次，他們就受不了；是否應該去，要商量一下。如果打、搜查、那就是法律制裁問題了。下邊還要講這個問題。
有些家庭出身很好，如一個紅衛兵父親是老幹部，母親出身是地主，外婆住在他家，是地主婆，你們去了就打，這就不好，這樣你們在座的許多紅衛兵自己就要保自己了。
對待有地位的人是否都搜查？如宋慶齡，宋慶齡是孫中山的夫人。孫中山的功績，毛主席在北京解放後的一篇重要文章《論人民民主專政》中就肯定了的。他的功績也記在人民英雄紀念碑上。南京的同學一定要毀掉孫中山的銅像，我們決不能贊成。每年「五一」、「十一」在天安門對面放孫中山的像是毛主席決定的。孫中山是資產階級革命家，他有功績，也有缺點。他的夫人自從與我們合作以後，從來沒有向蔣介石低過頭。大革命失敗後她到了外國，營救過我黨地下工作的同志，抗日戰爭時期與我們合作，解放戰爭時也同情我們，她和共產黨的長期合作是始終如一的。我們應當尊重她。她年紀很大了，今年還要紀念孫中山誕辰１００週年，她出面寫文章，在國際上影響很大。到她家裡貼大字報不合適。
她兄弟三人姐妹三人就出了她一個革命的，不能因為妹妹是蔣介石的妻子就要打倒她。她的房子是國家撥給她住的。有人說：「我敢說敢闖，就要去。」這是不對的，我們無論如何要勸阻。
打擊流氓分子太寬了，鬥爭年輕娃娃，有的有流氓行為，有的只有點偷竊。
文鬥武鬥問題。十六條講了文鬥武鬥，社論也講了。武鬥只能體罰，文鬥才能攻心。要學習「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解放軍對俘虜軍官都不打。
有的人好像打了一下，會壯聲勢，實際上失去的是同情。
紅衛兵要解放軍和公安部門保護你們。態度不好，不需要打。
我們不提倡武鬥。應堅持說理，主席一直提倡文鬥。
搜查，要充分調查。公安派出所要謹慎。是否沒收金錢？
要討論一下，現在就很被動，未登記，未給收條。不能光靠熱情，還要有組織，不能用沒收的辦法。登記不要弄錯了。如要退還就很難算帳。以後要有秩序，有極少數紅衛兵，佔用了手錶、照相機，這就不好。
戴高帽、有的２０斤重（陶鑄同志插話：這也是體罰），應當把道理告訴大家。我們提倡文鬥，以理服人。
保護、愛護公共財產和群眾利益是符合大多數人的利益。
毀了太可惜，應該注意。
…………
凡是國家要害部門，首腦部門，要保護，如黨中央，大會堂。公安機關、人民警察和解放軍要保衛整個國家。還有新華社、廣播電臺，機要檔案，不能隨便搞亂。
到外地去的紅衛兵，由於組織準備不好，與各地工人、機關發生矛盾，主要是打人，使當地黨委不好做工作，這次要有組織地去。
1967年9月1日，北京市革命委員會舉行擴大會議，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等代表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組在會議上發表了講話。他們在講話中要求緊緊掌握住鬥爭的大方向，搞好革命的大批判，發展和鞏固大聯合和「三結合」。他們指出：一切革命群眾必須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性，嚴防國內外階級敵人的挑撥離間，渾水摸魚。必須堅決鎮壓美蔣特務、蘇修特務、地富反壞右的反革命破壞活動，堅決取締「5.16兵團」這個被一小撮壞頭頭操縱的反革命組織。
1968年9月1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聯合發表編輯部文章：《把新聞戰線的大革命進行到底--批判中國赫魯曉夫反革命修正主義的新聞路線》。文章說：「新聞事業，包括報紙、刊物、廣播、通訊社，統統是階級鬥爭的工具。它們的宣傳。影響著群眾的思想情緒和政治方向。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爭奪新聞陣地領導權的嚴重鬥爭，是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在思想戰線上的生死搏鬥。」文章還傳達了毛澤東的最新指示：「不應當關門辦報，應面向群眾，又要有大方向，又要新鮮活潑。」
1970年9月1日至9月6日，中共九屆二中全會召開。在閉幕會上，毛澤東講話說：「現在不讀馬、列的書了，不讀好了，人家（指陳伯達）就搬出什麼第三版啊，就照著吹呀，那麼，你讀過沒有？沒有讀過，就上這些黑秀才的當。有些是紅秀才約。我勸同志們，有閱讀能力的讀十幾本書。從基本開始嘛，不妨礙工作。」「要讀幾本哲學史，中國哲學史，歐洲哲學史。一講讀哲學史，那可得了呀，我今天工作怎麼辦？其實是有時間的。你不讀點，你就不曉得。這次就是因為上當，得到教訓嘛，人家是哪一個版本，第幾版都說了，一問呢？自己沒有看過。」「廬山是炸不平的，地球還是照樣轉。極而言之，無非是那個味道。我的惆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