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在成立以後的大部分時期，基本上是一股無法無天的勢力。即使在統治中國10幾年之後，仍然提出「砸爛公檢法」的口號，徹底以黨權代替法權。最近10幾年，中共則轉而提出「依法治國」或「法制」的口號，似乎要洗心革面，脫胎換骨。中共的理論工作者也順應黨的新路線，提出共產黨要進行所謂由「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變，或曰與文明世界的法治「接軌」。然而，「依法治國」或「法制」的口號與現代文明社會的「法治」建構風馬牛不相及。以前者混淆或取代後者，只不過是一種偷梁換柱的勾當而已。
「法制」由英文「Rule By Law」轉譯過來，意在「用法來統治」；所謂「依法治國」大概由此而來。「法治」則是由英文「Rule OfLaw」轉譯過來，意即「法的統治」。這兩個術語在法學和政治學當中有著嚴格的區分。「法治」是近代以來方才出現於西方的政治形態，通俗地講，也就是在一個社會中法高於一切，在法的權威之上，沒有更高的權威。而「法制」則不同，它的基本含義在於「藉助法律來統治」，最常見的方式即用法律手段來推行行政。在這種情況下，法不具有獨立的主體地位，不享有最高的權威，而是為另一個政治主體或某個更高的權威所利用。中共所謂「依法治國」，即是共產黨「依照法律進行統治」。
以「依法治國」或「法制」實現與文明世界的接軌，無異於緣木求魚。雖然中共發明瞭「依法治國」的口號，但這種統治方式並不是中共的發明創造。秦始皇時代，中國的統治者即知道藉助法律推行行政，用中共的口號講,即開始實行「法制」或「依法治國」。
在中國歷史上，歷代王朝均制定種種法律以利其統治，並依法推行行政。所以，中國歷史便可以說是一部改朝換代的「法制」史。但這種「法制」或「依法治國」並不能避免「暴政」，因為統治者所謂「依法治國」或「法制」，既可以「依法」行「仁政」，也可以「依法」行「暴政」。歸根到底，所謂「依法治國」仍然仍然是「人治」或「黨治」，而不是「法治」。
中共現在所希望推行的，也正是這個意義上的「法制」或「依法治國」。公平地講，這種「法制」比無法無天要好一些，但卻與現代社會的「法治」建構差著十萬八千里。在「法治」社會，法律不能單純變成政府推行行政的手段。相反，政府的行政必須置於法律的規範之下。同樣，在「法治」社會，立法機構也無權通過限制公民基本自由的法律，因為立法機構的立法權也受到法律的制約。這才是「法治」的實義。
中共之推行「依法治國」或「法制」，與其一黨專政的理念和實踐並不矛盾。因為，這種「法制」完全可以為黨所用。比如，中共操縱下的立法機構通過「反邪教」法來限制宗教自由，也可以通過規範網際網路的法案來限制言論自由。而這些「惡法」一旦由立法機構通過，即具有法律效力，成為「法制」或「依法治國」的一部分。中共可以在「法制」或「依法治國」的口號下，「依法」推行「暴政」，以法律的名義「依法」踐踏公民的基本權利。這才是中共所謂「依法治國」的實質。所以，在一黨專政下「依法治國」無異於c
職是之故，「依法治國」並不能導致中國實行憲政法治，卻能拖延中共反憲政、反法治的一黨專政局面。當然，在「依法治國」或「法制」之下，老百姓可以獲得一些喘息的機會，使日常生活成為常態，而不至於天天生活於非常狀態。原因在於，這種「法制」也能使某些人的胡作非為得到一定程度的制約。只是，這種制約極為有限，至少不能超過法律作為統治工具這一限度。就此而言，中共所謂「依法治國」或「法制」，頂多無非是恢復中國歷史上的統治常態，即試圖藉助「法律」來坐穩天下，完成由「造反」或「打天下」向「坐天下」的轉變。這是中國歷代統治者反覆走過的老路，並沒有什麼新鮮東西。以「依法治國」或「法制」取代「法治」這種偷梁換柱的勾當，只能推遲中國從獨斷的「人治」向理性的「法治」的過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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