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疑慮記者有，讀者也會有。我願公開作答。
我是中國青基會的第一批工作人員，我曾經很佩服徐永光，甚至對他有點「臣服」。這不是我一個人的看法，青基會許多人都認為老徐聰明，有才氣，與其他副秘書長相比，老徐的能力、氣魄、口才確實高出一籌。
說徐永光曾一度器重我，也對。財務部的老曾、老張、老路，都曾是我的領導，但後來我卻「後來居上」，成了財務部負責人。原因，主要是徐永光的違規投資不斷出現麻煩，為「堵上」投資失敗所造成的「窟窿」，徐便需要不停地沖帳、平帳，可是，每當老徐在小范圍會議上說出自己的「奇思妙想」時，財務部的領導總是跟不上他的「思路」。
徐平時脾氣還算好，但這時就會嫌財務部的老同志「反應慢」，甚至拍桌子罵人笨，結果幾年時間，我的前三任領導都被調離了。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我被任命為財務部副主任（主任空缺）。真是不「坐」不知道，一坐在那位置上，我才明白，我的前三任領導從老徐那裡開會回來，為什麼會抓耳撓腮、不知所措。
我是1996年被任命的。雖然我是青基會財務部的「老員工」， 但作為一般會計，上去之前，希望工程的許多投資內幕我並不瞭解。一開始，我總認為徐永光的出發點是好的，因為他常說：「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即希望工程），要在全國各類基金會中做成最大的，給殘疾人基金會，宋慶齡基金會等『趟出一條路子來』」，「國務院的政策過去已被不斷突破，今後還會被突破，我們要有開風氣之先的勇氣，所以不能只是存款、買國債，要敢於拿著捐款結余去投資」（參見《徐永光說希望工程》……老實說，剛開始聽到這些話，真的讓我熱血沸騰。
也算新官上任，也算按規矩辦事，一上來，我就用半年時間，一點一點把賬目徹底查了一遍。結果發現，希望工程在老徐把持下，不僅投資數額大，涉及領域寬，而且投資管理混亂，損失慘重，導致善款很難收回。舉個例子，我們把幾十萬、幾百萬的捐款挪用了拿去投資，可財務部竟然連一套完整的投資協議書都沒有（今天也仍然沒有！因為徐把投資虧損的賬「做平」後，徐永光曾經投資的那個虧損項目就算「消失」了）！
還有部分投資，從財務憑證上看，大筆資金是被撥劃到某一單位了，但你打電話過去問，人家說那筆錢「來」了之後又按照你們領導的指示立刻被劃「走」了，等於不知去向（如財務憑證顯示，希望工程曾投資700萬給北京石景山區某公司建尋呼臺，但實際上這筆錢是投給京協公司的；等我們去京協公司追問投資情況，人家又說：轉來的700萬投資款，你們領導早已轉走了87萬。後來發現，這筆錢是用來給領導在亞運村買住房了）。
但在當時，經半年清理，我還是滿懷激情、傻乎乎地提出一項大膽建議：「必須全面整頓中國青基會的投資項目，徹底清賬」，但徐永光堅決不同意，讓我出乎意外！
導致最後我下決心提出離開的，是這樣幾件事：
首先是良心不安。為了催款，各地青基會財務部甚至秘書長常常會打來長途，第一，人家當然找老徐，第二找「希望辦」（青基會內負責希望工程的部門）領導，第三，也會找到財務部負責人（就是我），希望財務部盡快把希望工程的救助款、建校款撥下去。因為他們已經有了「指標」、有了「名額」，知道捐款已經到達我們的賬戶，而且，他們很可能從老徐那裡得到了動聽的答覆：「我（指老徐自己）沒意見啊！我早就通知財務部盡快把款撥下去了……怎麼，他們還沒辦，那好，我幫你再催催！」可基層同志哪裡知道，不是我趁機刁難不撥款，實在是青基會的賬戶上沒錢，真的沒錢！但你又不能捅出去，說：「對不起，捐款都讓老徐拿走投資去了，暫時收不回來，恐怕你需要多等等……」不行，我當年要是這樣實話實說，老徐非把我往死裡整不可！
痛苦，我真的很痛苦。東北、西北省份的秘書長有時言辭懇切，說北方希望小學的工程建設有週期，冬季不能開工，錯過了開工期，一等就要等一年，求我務必於某月某日之前把款撥下去，聽人家這樣懇求，我還是束手無策，既不能說實話，也沒錢撥下去，只能編個謊話：「我下星期就撥……」－－下星期？到了下下個星期能否撥款，也還是要看我們的賬戶上是否有錢！
這是我擔任希望工程財務部負責人之後的最大難處。剛開始，我還一邊忍受一邊期盼，盼望秘書長老徐的投資能夠有收益，有回報，到了後來，我已完全不抱幻想，也不忍心再去接人家的催款電話了。坦率講，做普通會計，肩上沒那麼多壓力；等徐真的提拔了我，我才感覺這「副主任」的差事，其實沒法干。
第二，很少有人知道，募集、管理希望工程巨額捐款的中國青基會的財務部，卻無權管理本會的所有財務往來。青基會的賬戶比較多，不少賬目往來根本就不歸財務管。例如「基金部」負責捐款的保值、增值，負責希望工程基金的投資運作，基金部直接歸老徐管，除非投資失敗了要平帳，老徐才來找你；「辦公室」也有自己的單獨賬本，有保險櫃，那是徐永光的小金庫，凡不便在財務計賬的收與支，都由徐永光批准，由辦公室主任顧曉今單獨負責。
第三，1997年，我發現基金部劉文華拿了基金會的錢去炒股，且帳目有問題，於是專門寫了書面報告，建議老徐授權財務部，把劉文華炒股的事好好查一查，結果，徐非但不支持我，反而把我罵了一頓。消息傳到劉文華那裡，劉也指桑罵槐罵我。這件事，終於促使我正式提出調離。
第四，徐永光等人用捐款悄悄給幾位領導買房的事，是後來才暴露出來的。另外，老徐和剛從大學畢業、分到我們單位的女員工搞婚外戀，結果鬧得人家尋死覓活自殺未遂的事也發生了。女員工在北京沒有家人，結果老徐只好動員、組織青基會的女職工（包括我）去醫院輪流陪護、看望、勸慰，我聽這位女員工訴說了許多事，結果，徐在我心中的高大形象慢慢消失了。
第五，我的前任也曾告誡我：你要小心，老徐的有些做法遲早要出事，你可不要陷進去！人家是老會計，比我精明。我終於下決心決定離開了。
我是1997年提出調離的，徐永光提出挽留，搞到後來，甚至許願給我提拔副局級、配備專車，但我也會琢磨：你越是這樣，我越不敢留下來。就這樣，一直拖到1998年，徐看到我開始消極怠工，特別是聽說我離開之後也不會「害他」，才同意「放行」。
南方週末記者曾問：有哪些材料能夠證明你在1998年底離開之前，就曾悄悄地抵制老徐的錯誤做法了？這方面的書面材料，至少有三：
第一，我在1997年曾撰寫、遞交書面報告，報告顯示了我和負責投資工作的劉文華的嚴重分歧，我反對在希望工程「基金部」負責人劉文華在追討債務過程中，直接在接受了我方投資的單位報銷差旅費、並以差旅費「沖抵」投資收益，徐永光等人，在我的報告上有批示（參見未能正式出版的南方週末）。
第二，1997年，中銀會計師事務所對希望工程的審計報告。我在青基會工作期間，雖然不得不按照徐永光要求，做了一些平帳、沖賬的具體工作，但我還是在1997年審計時，私下向中銀所的審計人員提出了我的意見。正因為我私下提供了相關證據，中銀所的審計師才能夠白紙黑字，把這些批評內容寫在了當年的審計報告上（參見1997年中銀所對我們的審計報告，我已向海內外記者提供）。
第三，我的牢騷，還在《創造希望》這本書裡有明確表述。這本書的作者、清華大學研究員康曉光採訪了我們單位的所有中層幹部，我公開表示了自己的某種「不滿」。不過，也正是因為這份審計報告和這些牢騷話，徐永光才更堅定地把我打入「另類」。
南方週末記者曾問我：你為什麼直到2001年才站出來揭發？
離開青基會之前，我確實沒勇氣揭發。但在1998年底調離後，我就開始四處打聽，看怎樣才能舉報、扳倒這個腐敗分子。但所有的朋友都勸我打消檢舉、揭發的念頭。我曾找過公檢法的朋友，他們聽我簡單一說，立即批評說：「你太天真了，我的傻妹妹！老徐是全國政協委員，你怎麼能夠扳倒他。老徐的神通，太大了；希望工程的名氣，太響了，最後的結果，肯定是老徐沒倒，你卻可能下場很慘。這就叫孫猴子跳不出如來佛的手心！」
我也找過一些單位的信訪部門，結果聽說，全國舉報腐敗案件的人很多，但有關部門最終能夠受理的不過是一小部分，人手不夠，忙不過來……我一聽，沒敢動。徐永光實在是太能狡辯了。我估計，一般的審計、辦案人員，如果不是像我這樣親自經歷過那些沖帳、平帳的財務人員，很難搞清楚徐永光的「腐敗案」究竟是怎麼發生、又是怎樣被掩蓋起來的。徐用光一狡辯，我估計檢察官、紀檢辦案人員就會被矇蔽了。
寫到最後，我必須承認：在青基會，我也肯定做過錯事。例如1994年，香港《一週刊》事件發生後，我奉命給他們發送有關材料，但是，就在傳真《審計報告》時，徐還命令我們把最後一頁的上半部分傳過去，而把下半部分（有投資項目列表）用沒有字的白紙遮蓋起來，不讓一週刊以及我們自己在香港聘請的律師發現……記得那時財務部有人曾開玩笑說：「柳楊，你手中掌握的材料如果偷偷賣給一週刊，至少可以賣個50萬港幣呢！」但那時的我，還是一心一意要保護老徐呢。
人都有弱點，我，也不例外。我只能藉此機會請求各位原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