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中國青基會財務部工作期間，曾接待過國家審計署的審計小組、團中央的財務檢查小組、中華會計師事務所、中銀會計師事務所的會計師……，他們都是來稽核、審計的。另外，因為希望工程收到過巨額外匯捐款，中國青基會每年還要接受國家外匯管理局指派的會計師事務所對青基會進行外匯「年檢」……肯定有讀者要問：既然有這麼多審計單位來審計，為什麼就沒有發現徐永光搞的鬼呢？
有幾個情況，必須予以說明：
第一，在1994年1月之前，即香港《一週刊》發表文章，稱希望工程七千萬善款「失蹤」之前，中國青基會從未接受過社會審計，基本上只是由團中央派人來檢查一下，因為是「自己人查自己人」，因此基本是走走過場。
第二，《一週刊》事件發生後，徐永光決定打官司，只是到了這時，希望工程才第一次聘請了相對獨立的會計師事務所來進行審計，但這第一次，一下子就要審計1989年至1993年（總計五年）的收支狀況。坦率講，由於這次審計的工作量大，而會計師對「如何審計慈善事業」這樣的「新課題」確實沒經驗，例如，徐永光這時挪用捐款的投資額明明已超出七千萬元，但因此徐永光堅持說「項目投資與希望工程的收支無關，你們不必審計」，結果，中華會計師事務所的人居然就相信了。
第三，徐永光確實「站得高、看得遠」，1994年中華會計師事務所第一次來審計時，他就決定：審計費用可以給的高一些。結果，94年，我們給了中華所20萬元的審計費，這筆開支，明顯高於正常的審計付酬（負責審計的董向功等等會計師最後沒有拿，決定把審計費20萬元又捐給希望工程）。
這三點，今天進駐青基會的國家審計署工作組是完全可以「看見」的，但我還要提供一點「活線索」。
無論是團中央來檢查，還是審計部門來審計，每逢此時，中國青基會的財務部都會受到徐的格外重視：一是領導要進行「戰前動員」；二是要給財務部下撥特別的「工作經費」，以便給審計人員送禮、聯絡感情；三是領導每天下班後，要聽財務部的匯報（需要保密，不讓審計部門知道），針對審計人員提出的問題，徐會緊急下達指示，告訴我們如何應對。四是如果徐最後對審計結果滿意，他就會給財務部的工作人員發獎金。
例如，1997年，當審計部門對徐永光炒股的交割單，以及希望工程投資項目的協議、收據及其收益情況追得比較緊時，徐永光就指示我們採用「拖」的辦法，一面笑嘻嘻地告訴人家「希望工程工作量特別大，財務報表特別多，我們正在查找」，一面就是「扛」著不交，直到人家審計結束，我們也沒有交出來，人家等不及，最後只好不了了之。
這一點，只要找到希望工程過去的審計人員（在財務部的審計報告存檔中，很容易查到當年會計師的姓名）去詢問，可以證實我說的決非假話。
我還要特別提醒今年進駐的國家審計署審計小組，要注意，如果遇到財務部的會計無法「應付」了，徐一定會「親自出馬」。過去遇到特別的麻煩，徐也會這樣做。因為徐永光擁有超乎常人的善辯口才和信誓旦旦說謊不臉紅的特點，而審計人員又常常被徐永光道貌岸然的樣子所矇蔽，不願把他往壞處想，因此，有時候明明查出了問題，頂多也只是覺得他「經驗不足、失誤難免」。
還有，徐永光特別會利用希望工程「保護傘」，如果狐狸尾巴被抓住，實在沒轍了，他就會搬出如下「法寶」，第一，黨和國家領導人是如何重視希望工程，又是如何親自捐款的；第二，我們黨的傳統一向是「內外有別」，如果你們（指發現了問題的審計部門）公布不利於青基會的審計結果，那麼希望工程這項偉大的事業就會「毀」在你們手裡，你們就是千古罪人！第三，你們知道，貧困地區有多少大眼睛正在焦急地等待救助嗎？
我斷定，徐永光此次一定會如法炮製，舊瓶裝新酒，給國家審計署新近進駐的十名工作人員，重新上演這出鬧劇，演到精彩處，這位「優秀演員」還會潸然淚下、以淚洗面！善良的人們，這一次千萬不可再上當了。
不過，徐永光只要想胡作非為，就一定會留下蛛絲馬跡。
線索一：海內外許多大機構或知名人士都知道，他們在捐出巨額善款的時候，是很少定向捐贈或結對捐贈的，此類捐款，在我們內部被稱作「一般性捐款」（與之對應的是「定向捐款」，即「1+1」）。我清楚記得，中國人民保險公司總裁馬永偉，在獲得境外機構的一筆200萬的賠款後，迅即把這筆錢全額捐給了希望工程，但因為馬先生並未指定這筆錢是捐建希望小學呢，還是救助哪個省份的哪些失學兒童（我絲毫沒有指責馬先生的意思。因為在現實生活中，如果想這樣「指定」，實在是不容易、不可能），因此徐永光便私下指示財務部：把這筆捐款列為希望工程的專項活動捐款（在財務上，這屬於二級科目），然後徐就在這200萬里列支工作經費（在捐款裡列支辦公經費，屬於違法）
徐永光類似「瞞天過海」做法挺多的，國家審計署可以據此追查。
線索二：90年代初，青基會財務部出納馮密素（女）曾向我報告，說徐永光把財務部捐款收據一本（可開具50張捐款收據）拿走，說是要給他的浙江老鄉，理由是：這位老鄉可以在當地幫助青基會「拉」捐款。我要解釋：希望工程的捐款收據，系印鑒齊全的空白收據，每本50張，其中捐方、收到捐款的數額一欄，均為空白，可以隨意填寫數額。我當時沒在意，過了幾個月，我問馮，馮說徐永光沒有交回收據，我於是直接去問徐，希望他把收據存根交回來。哪裡想到，徐永光竟然說「這本收據被浙江那個同鄉搞丟了！」
我和馮當時很擔心，因為審計部門來審計的時候，要檢查希望工程收據存根號碼是否連續，但因我們收到的錢多，開出的收據也太多，而且後來審計人員來的時候，也只是抽查，因此並沒有發現我們的收據存根號碼不連續。這個問題，如果國家審計署現在去查，可以立即發現漏洞。
南方週末記者方先生曾問我：「徐永光拿走收據的時候，是否簽字？」我說：「好像沒有。單位一把手要來拿一本收據，馮能夠阻攔不給嗎？」方先生追問：「如果徐不承認，那你怎麼辦？如果徐說，是你們財務搞丟的，你又怎麼辦？」
我在此做一個公開回答：第一，我願在海內外媒體上發表聲明：看有沒有人把捐款私下交給我（通過正常途徑，在青基會辦公室內交給我並拿到收據，應該不算），是否從我（或者馮密素）手裡直接拿到過收據？第二，被徐永光老鄉（也許根本沒有丟？）搞丟的那一整本收據，它的號碼應該是連續和確定的，這些收據又是由財政局監製的，很難偽造，因此，只要國家審計署此次認真去查，就可以很快查出這些丟失收據的連續50個號碼（對應50張收據）。號碼，可由報紙公布，如果有捐款人發現自己手中保留的希望工程收據與這些丟失號碼相吻合，那麼他（捐款人）的錢是捐給誰的，也就立即清楚了。
因此，如果有人因此站出來說：我曾在中國青基會之「外」（注意，是「外」！）捐過款，曾從某人手裡「私下」拿到過捐款收據，那麼「這個人」就必須承擔法律責任！記得我當時就對方先生說：「只要你公開寫出報導，我相信自己是清白的，馮也是清白的的。」
線索三：徐永光還給「香港咭（卡）協」郵寄過2萬枚的希望工程「精緻紀念幣」，那是一種含金的紀念幣，我們只做了2萬枚，這一點，中國青基會的許多人可以作證，財務部也可以查到憑證。
按照當時的市場價，每枚希望工程含金紀念幣的售價是人民幣100元。甘東宇（海外部負責人）寫了報告，說要在香港搞活動，請示了徐，就把這批金幣郵寄到了香港，但過了一個月我們財務部向甘索取發票和回收款的時候，徐永光卻解釋說：「香港那個人不守信用，偷偷跑了，因此這批紀念幣全都丟失了」！這件事，是我在開會的時候提出來的，結果徐在會上公開這樣說。因為紀念幣的增值收入本來就不在賬上，此事後來也就不了了之。
價值200萬的財產丟失了，徐在香港是否報過警？是否登報聲明要求警方追查過？誰該對這件是負責……？我想，這一次國家審計署應該查清楚。
線索四：我建議查查中國青基會發行的電話磁卡、紀念郵票、奧運火炬紀念封、足球義賽、希望工程義演以及幾家銀行發起的代收希望工程捐款的情況。我記得，希望工程實施十二年來，除了公開賬戶（被審計）之外，與之並行的、隨開隨停的、不被審計的賬戶，至少還有七八個。徐永光當時就曾指示我們：要保證這些帳戶裡，始終有充分的資金。
原因，是因為我們「吃飯」、「公關」的費用太高了，審計時一定不好看，會遇到很多麻煩。我清楚記得，1993年國家審計署來審計的人員，就曾對當年青基會「吃飯費用」太高提出過質疑。
事後，徐對財務部大為光火，責問我們「怎麼搞得，怎麼能讓審計署審計出來，提出如此丟人的問題」，然後他下達命令說：「以後審計部門再來審計，不許把矛盾上交，一定要提前消滅在財務部」。沒辦法，以後審計部門再來時，財務部的人只好想盡辦法，力爭不讓審計人員查出問題。
具體的線索是：徐曾把希望工程的某些投資收益「分流」過來，如我們給「景山信用社」的投資收益，有幾十萬元；對「和德養殖場」的收益，有100萬元；包括深圳新產業、紹興中青公司等等……雖然從總體上看，上述各單位上繳的收益與我們此前的巨大投資不可相提並論，但只要有了收益，徐並不著急給希望工程的救助「還債」，而是首先設法把收益打入我們不公開的「華青帳戶」－－因為徐永光手頭有一部分永遠不能公開開支，因此他只能這樣做。
但是，財務憑證會留下證據！而且，從國家規定看，這些投資收益的每一分錢，都仍然屬於希望工程而不屬於中國青基會、更不屬於徐永光。
線索五：徐的投資，不僅違規，而且有違法嫌疑。例如，假投資、真買房，根據我國刑法規定，這屬於貪污行為。挪用希望工程善款數百萬，給青基會職工購買宿舍，屬於法人貪污；給徐永光等少數領導人買房，屬於個人直接貪污。又例如，徐永光等人利用美元捐款49000元去歐洲旅遊，又用希望工程的增值收入，採用不入賬方法彌補窟窿，也屬貪污。還有，希望工程湍畋業氖杖氬蝗胝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