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是《共產黨宣言》發表150週年，國內外學術界、政論界發表了一些紀念文章，使19世紀問世的這篇雄文再度光輝閃爍。一個有趣的事實是，1996年伊始，倫敦一些書店傳出爆炸性新聞：《共產黨宣言》銷售量每年突破1萬冊，列入暢銷書行列。
然而，國際社會也有人根據《共產黨宣言》在前蘇聯的具體「實踐情況」，對「宣言精神」提出質疑。筆者認為，《共產黨宣言》的社會主義原則永存，而生存了70多年的蘇聯根本就不是社會主義國家。充其量而言，戈爾巴喬夫的無能導致了蘇聯龐大帝國的解體，葬送了具有共產黨名稱的一個腐敗政黨對一個大國的統治而已。
斂財
《共產黨宣言》勾畫出社會主義(通稱共產主義)大廈的基礎，即「廢除資產階級所有制」，消滅「建立在一些人對另一些人的剝削上面的產品生產和佔有的最後最完備的表現」。馬克思後來強調，在無產階級取得政權的國家，它的掌權人應廢除舊官吏的一切特權。
而從20年代末起，蘇聯新生政權的鞏固、工業和農業領域公有制的建立，並不意味著資本(生產資料)的公共佔有，恰恰相反，它們只是改變了佔有者的姓氏，由十月革命前的資本家、地主手裡轉到黨的官僚主義者手裡。國營企業和農莊在高級幹部、廠長、經理、主席和黨委書記的支配下，勞動階級創造的社會財富成為掌權人隨意享有的剩餘價值。他們的薪金高出工人10倍至20倍左右，享有的汽車、住房、國內旅遊、食品配給和其他津貼也十分優厚。
不僅廠長、經理，就連中央級高官、部長和各州、市級幹部都利用職權斂取財物，把國有財產的部分份額通過暗渡陳倉的渠道裝進腰包。斯大林的個人生活堪稱儉樸，但他憑藉至高無上的權力不拒絕各部門送來的鈔票。當他的妻子阿利盧耶娃自殺後，他對她的哥哥拉開一個裝滿盧布的抽屜說：「她還缺少什麼呢?她要什麼就買什麼!」斯大林接受了許多社會兼職，每個兼職部門每月都送來一袋錢，他「連封條都懶得拆」，輕而易舉地積蓄起大量現鈔。
1930年初《布爾什維克》雜誌發表了署名拉柯斯基的一篇評論，揭穿了蘇聯農村公有制的實質：「事情的真相，就是集體化農民將不再是為自己勞動。而唯一能夠生根、開花、結果的東西，都是新生的集體農莊的官僚主義。」蘇共十九大在《總結報告》中不得不承認這種危險：「有些企業領導人，對政府隱瞞他們所掌握的物資，竟然企圖把這些企業變為他們的世襲領地，他們訂立自己的法律和規章，隨心所欲地、胡作非為地做任何事情。」
當公有制和權力專斷結合在一起，新型的官僚階級的私有制即虛偽的公有制，剝奪了勞動者的產權，到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時代，這種現象日趨嚴重。許多各級領導幹部的子女紛紛借老子的權力進入領導階層或「能夠發財」的部門，成為一代新貴。勃列日涅夫的女婿丘爾巴諾夫是他們的一個代表。這個平庸之輩和勃氏的女兒結了婚便官運亨通，很快當上內務部第一副部長，在短短几年內受賄達600萬法郎。
官僚特權階級在得勢的幾十年或幾年間，把公有財物變成家產，各級官員、企業負責人暗中合作，成為貪婪的掠奪者和腐化的寄生蟲。列寧格勒一個軍用工廠的領導人，把自己的親信安插在工廠「所有關鍵性職位」上，「把國營企業變成了私人企業」。3年內，僅出售自來水筆一項就貪污了120萬舊盧布。在這些人中，還有「一生都在盜竊」的「20年代」的「投機商人」。蘇共各級幹部張開胃口掠奪公共財產，同時又高喊堅持社會主義公有制，反對自私自利，弘揚共產主義道德，對此《共產黨宣言》充滿科學預見，早就給予回答：「為了激起同情，貴族們不得不裝模作樣，似乎他們已經不關心自身的利益，只是為了被剝削的工人階級的利益才去寫對資產階級的控訴書。」
專制
「在政治實踐中，他們參與對工人階級採取的一切暴力措施，在日常生活中，他們違背自己的那一套冠冕堂皇的言辭，屈尊拾取金蘋果，不顧信義、仁愛和名譽去做羊毛、甜菜和燒酒的買賣。」《共產黨宣言》使用的這些辛辣語言，完全適用於蘇聯高層特權階層的一言一行。
在斯大林時代，黨內的殘酷鬥爭加劇了派別分裂和權力之爭，先後出現了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布哈林、貝利亞、馬林科夫、赫魯曉夫等6個反黨集團，大體經歷了「七八年來一次」的黨內殘酷鬥爭和無情打擊。在個人專制的政治體制下，民主蕩然無存，從事政治成為最危險的行當，為共產主義奮鬥的箴言變成爭權奪利的殺機。
大清洗是從斯大林一件小小的禮儀失崇開始的。1934年1月召開黨的十七次代表大會，按規定對總書記斯大林的鼓掌可達10分鐘，對其他政治局委員鼓掌不能超過2分鐘，可是政治局委員兼列寧格勒州書記基洛夫出現時，鼓掌長達10分鐘之久。選舉總書記時基洛夫得的票數超過了斯大林，由於基洛夫不願意擔任此職，斯大林才得以連任。大禍隨之臨頭，基洛夫在散步時莫名其妙被人槍殺了，此後，參與該案偵察工作和見證的人不是死於車禍就是永久失蹤。由此開始，和斯大林意見不一致的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也被指控為犯有謀殺罪和叛國罪而被害。接著，內務部的部長們和主要局長被殺，參加十七次代表大會的1966人中被捕、被殺的有1108人，大會選出的139名中央委員有近80人被捕、被殺。
各州、市都進行類似的清洗，把一切敢於揭露特權和官僚主義、提出不同意見的人視為政敵加以逮捕或消滅肉體。在斯大林時代有2000多萬人遭到殺戮，這個駭人聽聞的數字已佔當時蘇聯人口近1/9。
封建社會主義對民主的剝奪，到勃列日涅夫時代不僅繼續惡化，而且加重對蘇聯下層群眾的彈壓，更富掠奪性的領導幹部統治集團和廣大人民形成尖銳的階級衝突。蘇聯特權階級在「加強法制和秩序」的名義下，不斷炮製一系列「法令」、「條例」和「決議」，把人民的反抗行動誣蔑為「聚眾騷亂」、「破壞勞動機構工作」、「盜竊」等等。據報導，當時全蘇有「勞改營」1000多個，關押「犯人」100多萬，約佔全蘇人口的0.5％。這個比率，甚至比西方國家都要高。除此之外，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集團還特設一種「精神病院」來摧殘反抗黑暗統治的人，「精神病院」內佈置許多打手，對被關押的人任意拷打，並強制注射烈性藥物和毒品。
隨著蘇聯檔案的解密，80年代開始公布的大量扼殺公民民主和自由的事件，暴露了蘇聯社會喪失了《共產黨宣言》宗旨中值得無產階級稱讚的任何東西。蘇聯特權階級在反對少數舊的剝削階級的反抗中，卻把表達不同意見的人當作階級敵人對待，在消滅舊的生產關係的同時，不斷製造一個新的「資產階級」。而實際上一個新的剝削階級確實出現了，這正是蘇聯權力統治集團。無產階級及人民的自由被剝奪，一切人的發展條件也就被毀掉了。那些誤讀《共產黨宣言》的人，不斷宣揚階級鬥爭擴大化，視人民的自由為洪水猛獸，不能不把無產階級自身的真正先進份子作為階級鬥爭的對象。
主僕
剝奪了人民的自由，剝奪者的自由也喪失了。斯大林便驚恐政敵和「心懷叵測」的人暗算，每天生活在軍警的嚴密保護之下。據披露，克里姆林宮一度成為一座隔離人世的軍事堡壘，用現代軍事技術裝備起來的整整兩個師內衛部隊把它層層包圍起來，領袖和人民的血肉聯繫僅僅是新聞報導中冠冕堂皇的套話。在許多場合，斯大林不敢露面，而是由形似逼真的替身裝模作樣地欺騙那些「熱忱的」歡呼者。斯大林的女兒斯維特蘭娜證實，凡是送給斯大林的食物，都放在特製的紙袋裡，附一張由毒物學家簽了字的、蓋有國徽圖章以證明無毒的文件。這和封建皇帝的飲食起居沒有什麼兩樣。赫魯曉夫當政，克里姆林宮警衛部隊大大精簡，但仍有幾千人之多。
蘇聯特權階級的專政最終可歸結為一個人的專政，因此而造就出從上到下一支無能、低效、奴性和霸性混為一體的幹部隊伍。個人任命制掃蕩了層層篩選人才的機制，只需要絕對聽話這種品格就可委以重任。1929年赫魯曉夫只是莫斯科工學院基層黨的工作者，此時斯大林的妻子阿利盧耶娃恰好也在這所學院學習，赫氏主動接觸、關心阿利盧耶娃，百般獲得她的好感。終有一天斯大林的妻子把赫領到家裡認識了斯大林。從此，赫以高喊擁護斯大林、不斷向斯大林打小報告漸漸博得斯大林的信任，最後成為斯大林的主要心腹之一。
勃列日涅夫被赫魯曉夫提拔上來，也只因為他對上級忠順，是「一位一聲不響，忠誠老實的助手」。勃列日涅夫的翻譯霍德列夫在回憶錄中說：勃氏「是一個沒有受過良好教育、知識貧乏的人，對任何事情都不求甚解，往往用諸如『我們將研究研究』、『我們考慮考慮』這類話搪塞對方提出的問題。只要手頭沒有講稿，他連一句話都說不出來」。1979年勃列日涅夫和卡特私下會晤，他照本宣科念著為他準備的稿子，當念到劃去的段落時，竟轉過頭去問翻譯：「我還要往下念嗎?」美國總統卡特和翻譯注視著眼前這一幕，已悟出正是一位白痴統治著一個大國。
愚拙的勃列日涅夫竟能控制蘇聯18年之久，依靠什麼神奇的力量?除了警察特務統治之外，就是選拔一批和他一樣的唯命是從、愚拙的幹部。勃列日涅夫的貼身警衛梅德韋傑夫在回憶錄中提供了一段滑稽的插曲：「政治局委員們要同總書記保持一致，衣服最好也能同首長穿得一模一樣。11月7日，上午9點50分，勃列日涅夫登上列寧墓檢閱臺的休息室，這時其他政治局委員及黨政軍領導已經到齊。大家依次向總書記問好。勃列日涅夫環視一下大家後說：『噢!你們都戴禮帽，就我一個人戴皮帽!』大家馬上說：『列昂尼德?伊里奇，我們這就換上皮帽。』於是，我看到就像神話電影裡發生的一樣，轉瞬間，所有政治局委員的頭上都換上皮帽……」
到蘇聯後期，全國各級黨政幹部大都像由勃列日涅夫模子克隆出來的一樣，唯命是從、唯利是圖、上尊下卑、阿諛奉承、趨炎附勢、落井下石，沒有任何魄力和創新能力，泱泱大國之風實際上只剩下一個空架子。
應驗
蘇聯共產黨背叛了《共產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