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體制無法脫離軍事集權
回顧歷史，中共歷代領導者都是在打江山的過程中建立起來的權威，與武裝部隊有非常特殊的淵源，而且他們基本上沒有跳出「馬上得天下，馬上治天下」的怪圈，每當在危急關頭，總是情不自禁用軍隊來解決問題。例如文革時的「三支兩軍」的全面「軍管」；一九八九年天安門前的軍隊坦克，在全世界新聞媒體之前，大開殺戒。這種赤裸裸依靠武裝暴力的做法，雖然一時間維持了中共的集權專制統治，但是面對日益覺悟的人民大眾和逐漸加深互相依賴的國際社會，卻暴露了缺少合法性資源的致命缺陷；戰時狀態的軍事集權形成了強大的慣性，使得中共權力運作一直無法自拔。中南海一直被「軍人干政」、「擁兵自重」的陰影所籠罩上種扭曲的權力機制，與中國社會快速發展的現實嚴重脫節，加劇了國內社會尤其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矛盾衝突。這也是有人擔心中國社會出現「拉美化」趨勢的一個重要原因。這使得中國在當今世界崛起成為經濟大國的同時，政治上卻淪為危險的「小國」──中共甚至也自甘與朝鮮、古巴、伊拉克、伊朗、利比亞等邪惡軸心國家為伍，被國際社會視為威脅安全秩序的一個重大禍源。
軍方與江澤民互相利用
江澤民與軍方的關係是八九年被鄧小平等中共元老「拉郎配」給硬安上去的。在他執政這十多年中，有一半時間軍隊仍然是由鄧小平掌控，在鄧去世之後，他才真正開始放手經營，大量的在各個層級上拔擢親信、培植黨羽。為了獲得軍方的支持，江澤民對軍方的要求盡量滿足。比如，這些年不顧現實的和平環境，不斷增加國防；對軍隊系統的腐敗「睜隻眼，閉隻眼」；而且在兩岸關係的敏感時節，為顯示軍力，舉行試射導彈的大規模軍事演習，直至引發美國航空母艦兵臨臺灣海峽……
人們不禁看到了一個十分危險的現象：「軍人干政」勁已經出現了某種程度的復辟回潮。每年兩會，軍方代表的聲音立在不斷的擴大，軍方對國家政治尤其是對高層決策權力的影響力，似乎是在不斷地增加之中。江澤民之所以一直拒絕進行包括軍隊國家化在內的政治改革，並且繼續延用毛鄧的意識形態傳統處理「黨」和「槍」的關係的原因何在？直到最近人們才看出他的真正用意：用他統領軍隊的職務之便，在十六大最高權力的交替中討價還價、予取予求了。
中共太子黨加緊控制軍隊
在江澤民為一己之私犧牲軍隊國家化改革的良機的同時，中共太子黨明顯加緊了在軍隊的布局，在短短几年內，中共軍內儼然已經崛起了一個以太子黨為核心的「少壯派」，他們甚至在私下裡宣稱：只要軍隊在我們手裡，天下就還是我們的！如果江澤民認為今日中國存在甚麼野心家的話，「林立果式」的野心家正遍佈軍隊上下。江澤民現在正是利用他們的力量，謀求破壞中共十分脆弱的權力交接「規則」和默契，以爭取自己的最大利益嗎？江澤民這種對軍隊的態度，無異於放虎歸山。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就像任何事物都有兩重性一樣，作為江澤民權力鬥爭工具的軍隊，也完全有可能發生「異化」，或事實上，已經「異化」。人們現在把江澤民和軍隊等同起來，一般的理由乃江澤民是名義上軍委主席，佔據軍中權力要津的各主要將領這些已經讓江澤民換了個遍，幾乎都出自他的任命。其實，只要熟悉中共的軍事體制就不難明白，江澤民作為軍委主席所作的任命更多的是一種形式而已，這是軍方高層系權力平衡的一種表現。退一萬步講，就算這些將領都是江澤民親自發現提拔上來的，也不能保證江澤民不看走眼，發生例外的情況也不是完全沒有可能的。例如鄰國巴基斯坦的軍事強人穆沙拉夫，當初發跡就是由民主選舉的總理沙裡夫親自選中提升起來，結果穆沙拉夫發動軍事政變奪得政府權力，並把沙裡夫投入監獄判處終身監禁。
中國軍方向來就有與國家政治生活休戚相關的傳統，在社會日益腐敗、社會轉型舉步不前的情況下，當他們中有人對現任當權者江澤民喪失信心的時候，要麼採用非常的手段逼迫江澤民就範，或者乾脆推選其他人來取而代之，或者自己公然走到臺前，這種可能性並非不存在。十六大將迫使中共各個政治力量和軍方作出抉擇。
十六大會否出現第四次政變？。
其實，在十六大上軍隊無論怎麼表示立場和態度，恐怕都難逃「政變」之嫌：如果中共軍方像官方媒體宣稱的那樣繼續效忠第三代領導核心江澤民，那就是對鄧小平權力更迭部署和中共政治運作默契（不成文規則）的政變；如果改而宣布效忠十六大新產生的第四代核心，那就是對現任軍委主席江澤民的政變。如果這個時候，軍隊中有人要胡錦濤接班，勸江澤民交權也用不著奇怪，因為在中共的政治機制中，也完全能找到合法性依據的；麻煩是擁江和擁胡的同時出現，誰來裁定和統合？又為什麼裁定和統合？這就是現行中共政治體制，逼使中共軍隊在中共最高權力交接過程中做出的任何選擇，只能是不仁不義的尷尬選擇。
現今中國軍隊的表態，不僅將決定江澤民去留，而且對國家政治生活產生深刻的影響。到底是江澤民統領軍隊，還是軍隊逼迫江澤民就範？抑或江澤民聰明反被聰明誤……這其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軍隊在國家政治生活中扮演超越職權和職能的角色，這對於中國的轉型無疑是一種反動。因此，十六大不僅顯示出中國軍隊和江澤民、胡錦濤等人的危機，而且也再一次暴露了中國政治體制的重大缺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