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一種觀點可能更接近北京的本意。
潘岳才是宗教改革重要「推手」
數週以前，中國一家民間網站發表江澤民訪問河北名剎柏林禪寺的紀實性長文。文中披露了江澤民在去年11月曾前往該寺訪問，與該寺高僧交談時，表現出對宗教的濃厚興趣與瞭解。江澤民自爆他在多年以前胃出血，每天深夜練習打坐3個月結果出現了奇蹟。這則報導其實就暗示了中國宗教政策將發生變化。在某一政策將發生重大變化之前，當局總會利用某種方式釋放出一些信息。自毛澤東時代以來就是如此。
中國宗教政策的這個改變，以這些人的犧牲為代價：除了那些赴湯蹈火的宗教界人士外，還有一位重要的「推手」，他就是曾經被認為是中共政壇「明日之星」、現任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辦公室副主任、但前途暗淡的潘岳。「9 11」事件後，潘岳在《深圳特區報》、《華夏時報》等報刊發表重新看待「宗教鴉片論」的觀點，主張扶持正教。在長篇文章《馬克思主義宗教觀必須與時俱進》中，他指出，馬克思對宗教的鴉片功能並無褒貶之意，只是列寧在解釋時創造性地給加上了「麻醉」兩字，說成「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鴉片」，令宗教被視為毒品。
潘岳認為，中共在取得政權之後，「一直以鴉片論作為我們認識宗教的圭臬，以致國家的宗教政策一度產生偏差，並為此付出代價」。文章辯稱，宗教具有精神補償作用，具備心理功能、道德功能、文化功能，同時還兼具服務、公益等多種功能，比如，無神論和科學無法克服民眾對死亡的恐懼，宗教卻能夠做到。結論是，必須建立新型政教關係，以利中共完成革命黨轉變為執政黨。
潘岳這篇長文的目的只有一個：中共在由革命黨變成執政黨後，為了維護穩定，應該利用宗教來鞏固統治。共產黨要是還想在中國繼續統治下去，就應該多一些朋友，少一些敵人。然而如此「善意」的建議，非但未能為他帶來喝采，反而令他付出瀋重代價。為此，中共第2號人物李鵬極力反對把潘岳列入中共16大中央委員名單之中，甚至建議免除潘岳的現任職務。
同屬「奏摺派」，但命運多舛
潘岳出身於解放軍高級將領家庭，現年48，20年前就成為中國最年輕的局級幹部，先後擔任過《中國青年報》副總編輯、國有資產管理局副局長、國家技術監督局副局長，後被提拔為國家體改辦副主任，主管西部開發研究，又成為當時中國最年輕的副部級官員。他是前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劉華清的女婿。過去，外界以為他的晉升與岳父有關。但他與劉華清的女兒劉朝英分居之後，反而由國家技術監督局副局長升為國家體改辦副主任。
與被稱為江澤民「化妝師」的王滬寧、專職政協委員（在中國獨一無二）何新、中共吉林省委副書記林炎志等中國當代思想新銳一樣，潘岳也被認為是「奏摺派」之一。1991年蘇聯政變失敗後，中國曾流傳一份題為《蘇聯劇變後中國的現實應對與戰略選擇》的長篇文章，被海內、外普遍認為是「太子黨」成員實現接班理想後的「新政綱領」。他正是這篇文章的策劃者（海外曾誤傳是陳元）。而具有強烈民族主義傾向的《第三隻眼睛看中國》則被認為是陳元的綱領、何新的思想、潘岳的策劃、王山的執筆。
去年2月，潘岳更向江澤民提交一份「萬言書」──《對革命黨向執政黨轉變的思考》──，從頭到尾貫穿著對中共歷史的反省，被海外論者認為是一篇有相當理論深度的突破性綱領。從政治上看，這篇報告的角度顯然著重於改革的操作性及可行性。其主張沒有體制外政改「一步到位」的激進尺度。例如，報告完全沒有平反「6 4」的主張，因為解決「6 4」問題意味著江、李體制的倒臺，毫無推動政改的著力點。
據聞，江澤民讀過潘岳的報告後甚為激動，立即批轉政治局成員傳閱；而對於同一時間出籠的、由極左領袖鄧力群炮製的另一份「萬言書」，江澤民則叫中宣部組織批判。面對中共的執政危機，江澤民也極欲為黨尋找一個合法性存在的理由。潘岳報告似可解決這一難題。傳江澤民下令撥款十萬元給潘岳主持「東南西北經濟研究所展開研究」，予以獎勵。
只是到了當年3月，事情發生逆轉，潘岳報告遭到封殺。北京高層調派廣東副省長王歧山出任體改委主任，向他傳達中央的批評，並責令他「立即停止這方面的工作」。至於封殺原因，有人說是因為黨內極左派的發難，也有人認為，理論問題還是遵循鄧小平的辦法為好：不要爭論，去做好就行了。實際情況則不盡然。如果拿他的《政改報告》與江澤民的「7 1」講話相對照，就會發現問題所在。他的報告，有相當的篇幅圍繞著「三個代表」這一核心，為意識形態合法性急遽流失的中共提供新的合法性論證。報告以西方現代政黨政治為參照，否定之鋒芒直指中共的「道統」和
執政方式，對「三個代表」進行了更為大膽、明確、激進的論證，與江澤
民「7 1」講話相悖之處甚多。恐怕這才是它遭到始亂終棄之命運的原因
。
中共16大後有可能性鹹魚翻身
潘岳出任國家體改辦副主任後，並不專心於他分管的西部大開發工作，而是組織北京、上海一批思想界人士，撰寫一系列戰略報告送交給中南海，被批「不務正業」。他的方案的基本思路是：中共原來是個革命黨，以革命手段奪得政權後，未改變政治體制，仍以原來的革命手段治理中國，以致不能適應和平建設之需要，使矛盾積累日深，腐敗日益嚴重，動亂因素正在發酵。有朝一日，任何一場社會衝突和經濟危機都可能激發革命。故必須讓「政治改革」走在「暴力革命」前面，才能避免革命危機，使中共統治不致崩潰。
有意思的是，潘岳的這一觀點同時遭到來自左派和右派的批判。黨內保守派份子紛紛上書江澤民、李鵬，說他想當「中國的葉利欽」。他們認為，他的政治方案表面上是在維護中共統治，實質上是在給中共的改造成為社會民主黨提供理論依據。主張政治民主化的右派人士認為，他的政治方案實質上會阻礙民主化的進程，因為是維護江澤民、胡錦濤的現有統治，屬於既得利益群體的思想綱領。海外民運人士甚至也把他的方案叫做「中共的救命方案」，例如中共總書記趙紫陽智囊人物包遵信，就在一篇文章裡質疑：這哪是什 政改報告？分明是鞏固和強化一黨專政的新對策。
而相當一批中青年官員，以及主張漸進變革的知識份子，卻對潘岳表現出極大興趣。他們認為，他的思想是民主社會主義與國家民族主義的混合物，符合中國的國情，也將促進中國與國際社會的融合。事實上，江澤民理論中也有不少這樣的色彩。例如江澤民「7 1」講話中同意中共納入私有企業家入黨，他的報告起了很大推動作用。這也是當局沒有將他「一棍子打死」的原因。
在中共傳統上，政治上喜歡張揚、改革思想激進的人士，從來都是犧牲品。潘岳能否跳出這一「規律」，還有待觀察。他的政治地位搖搖欲墜而不墜，當然與他的政治背景有關。他的身份橫跨了「太子黨」、「共青」兩個陣營，與軍方、胡錦濤（潘岳的「政治改革方案」，據說反映了胡錦濤的思路）、曾慶紅等關係密切，又供職於朱鎔基手下。從這個層面看，他鹹魚翻身的可能依然存在。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他已成為中共政治改革的指標。倘若16大後啟動政治改革，他很可能會受到重用，反之，他便會丟官，甚至會被驅離政壇。
大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