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大學之後，我才知道我那個農村貧窮家庭再也無法讓我吃穿不愁地生活和學習。我上的是一所電視大學，學的專業是計算機管理，學習任務倒沒什麼，可是在這個七分講穿論吃三分才講學習的時代，我這個成績一流的好學生並不見得有多吃香。
相反，因為窮，每月有限的生活費都成問題。每逢星期天或者節假日，只好一個人偷偷地讀書，看報。
在一個非常偶然的機會，我從同學那裡知道了有家茶樓招聘陪聊小姐。什麼叫陪聊呢？就是城市裡有一種人孤獨極了，想與人溝通交流，於是出上幾十元錢，公司就可以給你找一個如意的女孩子陪你聊天。
在朋友的幫助下，我十分難為情地來到這家叫「聊天妹妹」的公司，報名費不高，可還十分講究文憑，如果是大學本科以上的陪聊女孩子的工資是一般女孩子的兩倍以上。我是一個在校大學生，工資方面的待遇就更高了，每小時除了提成，是50元。想想自己的家庭情形，想想老父親在家裡苦掙苦幹還沒有一個小時陪人吹牛聊天所賺的收入多，於是心安理得地報了名辦理了手續。
陪聊的是一個失戀的車間主任，他把我約到滇中風景區，把我當成了他說話的忠實聽眾。我很同情他，小夥子愛好詩歌，雲南省作協辦的《邊疆文學》上還發過他的一組愛情詩呢。
與其說是陪聊，倒不如說是聽他聊天，他一個勁地自言自語，我一句話也搭不上去，最後只好聽他說他自己的愛情和詩歌，說他喜歡喝愛爾蘭咖啡和唱前蘇聯歌曲。我沒有什麼話可說，只是怔怔地看著他一臉悲傷。那晚我沒有回學校，而跟著這個失戀的男人回到了他的家，一間只有十個平方米的小屋子裡，在一杯烈火一樣的老酒的作用下，我把自己「處女」的身子一文不值地給了這個失戀的男人。當一番雲雨過後，小主任看見床單上那一灘鮮紅，他哭了起來，並跪在我面前讓我嫁給他。我傻瓜一個地呆在床面前大氣都不敢出，少女時代就這麼結束了麼？
真不是人，我對不起自己在鄉下苦苦掙紮著的父母。可有什麼辦法呢，那個失戀的男人說他的工資不算很高但是有獎金可拿，一個月就可以把我一學年的錢全交上，這倒也好，我可以不考慮這錢的問題了。但是，就在他得到我之後的一個星期天，他匆匆忙忙地來到學校，把一束有些凋謝的鮮花和一件禮物送到我手上，可憐巴巴地向我求婚。天哪，這也太簡單了吧，我很難相信，真會有愛情出現。而且這個失戀的男人的個子與文化都不是太低海拔。
就這樣，我與這個叫軍的大我十歲的男人過著不明不白的同居生活，開始還覺得十分幸福，有吃有穿的，還有錢寄回老家父母手中。每個星期天他都會叫來出租車把我帶到很遠的湖邊，把他寫給我的詩一篇篇讀給我聽，然後大方地買單請我用餐。老家的父母並不知道他們教育了多年的乖乖女，因守不住貧困向命運投降了。他們都為一個在外讀書還賺著錢的女兒感到高興。
軍雖然大我十歲，但在性需求方面遠遠地超出了我的承受能力。我要學習要應付考試，可是他把我弄得精疲力竭，年輕的我一年之間彷彿蒼老了許多，心靈一下進入到人生的暮年。就像是一杯喝淡了的茶，我再也感受不到半點幸福。而且軍是個小心眼的傢伙，一看到我與男同學在一起，他就會橫蠻地與我理論，在得不到他所需要的「保證」之後就會對我大打出手，完全把我當成了他專一的性工具。看我穿得越來越好，他乾脆不給我錢了，吃飯就到他們工廠的食堂，我完全喪失了自由。畢業前，我們見了最後一面，他要我與他完婚，留在他那個工廠當零工，我沒有答應，也不想再與他處下去，他怒吼著要我給他兩萬元損失費。天哪！我還沒與他計算損失他倒是得寸進尺地與我要這要那，我非常生氣。可又有什麼辦法同他理論呢？他要到學校告我，那我還能順利畢業嗎？
我忍了忍，就又與他同居了一段時間。
2001年秋天，我畢業回到縣上。誰知道憑我讀出來的文憑竟分不到一個理想的工作。
我再次做了陪聊。我沒有回到老家去，那裡有我的父母和因為供我讀大學而不能上完小學的三個弟弟妹妹，我不敢面對那一雙雙略帶哀愁的眼睛。我要用我的學識與經歷呆在小城，出人頭地時再回家。
我曾幫過小報的編輯們採寫稿件，但一篇幾元錢的稿費哪夠我的開支，我還要包裝自己，以掩飾歲月留在我臉上的蒼老。於是我一次次地換工種，又一次次無奈地離開。最後，我走向一家茶室，當起陪聊小姐。聽說我這個大學生是新來的，而且還能講一口流利的普通話，客人們就一個個地約我出去玩。開始時，我還堅持著不出茶館門，不接待不三不四的男人，可是時間一長，就控制不住了。在小城裡，光陪男人說話是不能賺到錢的，一個陪字不行，得三個陪字，於是，也就上了一張張陌生的床。昆明的軍找到小城，以為我在正二八經的單位裡上班，一見到我與幾個流里流氣的男人在一起喝酒，就大打出手。結果，他自己被這些不明真相的人當場打死。我嚇得昏了過去。待我明白過來時，已被公安人員請進了看守所裡，讓我交待事情的原委與起因。
在看守所裡，我追悔莫及，想要好好做人，但願還不會太遲。（《重慶晚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