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是「六一」兒童節，有許多孩子會度過一個充滿陽光與歡笑的節日，而對另一些孩子來說，「六一」只是一個憧憬。
賣花女孩：都市新童工
中關村，羅傑斯酒吧。每天晚上會有一個小女孩來這裡賣花。很普通的玫瑰，要價卻很高。
小女孩叫珍珍（化名），今年才10歲，家在湖南株州農村。在一個月工資200元的誘惑下，父母讓她跟著同鄉「老闆」到了京城，一同出來的還有好幾個同齡的孩子。
「不光我一個人，人民大學還有一個，這片地方我們有好幾個人。我們每天下午4點鐘出來，晚上12點一起回去，我們住在西客站。」頭一次面對問她這些問題的人，珍珍有些好奇，也有些害羞，拍照的時候把臉藏了起來。
「你別把我的照片登到報紙上去，」聽說要把她的資料登報，珍珍有點慌，「老闆會打我的。」
「如果找到人送你回家上學，你願意嗎？」我問她。她漸漸地收起臉上的笑容，低下頭很久沒有說話。
在北京的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珍珍這樣的孩子，因為貧困離開了父母和家鄉，為了並不高的「工資」來到這裡。華燈初上的夜晚，他們出沒在不屬於他們的城市，兜售著不屬於他們的鮮花。
「不能賣花了我就回家。」問她長大了做什麼，珍珍這樣回答。
外來工子弟：第二代漂泊
*沒有「名分」的存在
在北京火車站，總能看到背著大捆行李的農民工，他們鮮明的存在於這個城市，卻並沒有被真正接納，他們的孩子也不得不接受同樣的命運。
農民工的孩子上不起公立小學，大多數上的是打工子弟學校。這些學校就像他們自己和他們的父母一樣，儘管已經並不鮮見，卻依然沒有一個正式的「名分」。
*孩子眼中的城市：我在北京找不到學校
孩子們在作文裡寫下他們眼中的城市生活：「到了冬天，天很冷，爸爸開著三輪車，拉著大白菜去賣。爸爸帶著我，我坐在車上都很冷，爸爸坐前面，那一定更冷。我長大以後一定要讓爸爸過上好日子。」
「我姑姑在北京，我家就到北京打工。北京找工作很難，後來就賣盒飯、賣水果、烙大餅。父母整完了他們的事，又為我的事操心，因為我在北京找不著學校……」
*被剝奪的未來
對於農民工子弟，教育也許是改變他們未來的唯一途徑，當教育也被無形剝奪的時候，他們會有一個怎樣的未來？
農研中心呂紹青研究員指出：「戶籍制度、城鄉壁壘造成了打工子弟生存狀態和受教育權利的缺失。他們的命運不僅僅供我們簡單地施以同情，因為他們的命運包含在我們民族的命運共同體中。」
三毛流浪記
這是讓人們既同情又避而遠之的一群人。他們來自不同省份，以安徽人居多，平均年齡3、4歲至8、9歲，常常三五成群一起行乞。他們的背後都有幾個大人在操持他們的日常生活。小乞兒的身世多極為可憐，除極個別發育正常外，多數都伴有不同程度的殘疾。有的是天生殘疾，是被狠心父母拋棄的棄嬰，也有後天被人販子拐賣、再被這群乞兒「父母」為了賺錢殘忍地把他們弄殘的，更有被農村的父母嫌棄是女嬰多少又有些身體不健全而低價出售的……
還有一群年齡在8、9歲至15、16歲之間的小扒手們，幾乎全來自新疆。他們那異國情調的臉龐、濃密捲曲的頭髮，除了盯著行人挎包外哪都不看的眼神，讓人很容易就一眼把他們分辨出來。
孩子總令人「哀其不幸」，卻無法「怒其不爭」，在生活和命運面前，他們實在太弱小。
一根火腿腸的故事：城市新貧困
在北京一間普通的街邊小店裡，一個小男孩手裡捏著兩毛錢，目不轉睛地盯著一根火腿腸。孩子的眼神毫無遮攔，那是渴望。小店的大媽說：「孩子，我不能再賣你火腿腸了，因為你的錢差得太多了，要不然你買點糖吃吧。」孩子說：「我不想吃糖，我想給我媽買肉吃。」
男孩來自一個下崗家庭，只能依靠低微的救濟餬口。孩子媽媽生活中唯一的樂趣是等著姐姐到她家串門。早幾年她下崗時，我國還未來得及建立社會保障制度，她和她的家庭立即成為新的貧困人口，不僅失去了工資收入，原來享受的企業和政府的大量隱形補貼，如住房、取暖、交通等均隨下崗而消失。
據專家估計，2001年我國城鎮貧困人口（指最低收入困難戶人口）的上限為2300萬人，約佔城鎮人口的5％，月人均收入為200元左右；我國城鎮貧困人口的下限為1400萬人（其中2002年低保人員1230萬人），約佔城鎮人口的3％，月人均低保資金不足100元（2000年為58元）。
北京的早晨，很多家長開著私車送孩子到學校，另一些孩子只能走路上學，從車流中低頭穿過。
為兒童打開未來之門
北京只是一個縮影，中國各個地域各個階層的人，都可以在北京找到，各個地域各個階層的孩子，也在這裡並不平等地生活。驅使他們的最大原因是貧困。
對於孩子來說，貧困不僅僅意味著缺乏金錢。貧困意味著無法掌握自己的命運，任憑他人的意願擺佈，為了勉強度日而忍受屈辱。更重要的是，這意味著沒有機會追求比較美好的未來生活。由於幾乎沒有受過教育，也沒有資源可以利用，他們很難打破貧困的循環。
每個新生兒降臨人間，人類的希望與夢想又重新點燃。這些生活在父輩貧困中的孩子會有怎樣的未來，決定了我們會有一個怎樣的世界。而這需要我們的共同努力。
（轉載自 SOHU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