帶一個北京人走走吧！我們站在歌德出生和成長的老房子台階，北京人談的是"極左強硬派的……"。走到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加冕的教堂前，北京人正探討著"和平演變、一國兩制"的可能。當我指著一棟建築說，"一八四八年第一個德國議會在這裡誕生，是德國民主政治的起點"，北京人正預測朱鎔基的政治行情和李先念死後的政壇變動。到了布拉格，行過卡夫卡寫《蛻變》的老家和他當年踽踽獨行的老街，北京人淡淡地掃視一番，繼續他剛才的話題："何東昌下臺的消息你聽說了嗎？"
好像在帶一個兩眼迷離夢遊中的人走過大白天的世界，我只好沮喪地住嘴。他是第一次來到歐洲，也很可能從此不會再來，但是他對眼前的一切，毅然決然地視若無睹，而且，因為他根本不感覺自己的無知，所以對與眼前多種異族文化失之交臂也壓根兒不覺得遺憾。他像一個瓶子，盛滿了中國中國中國，滿得溢了出來，容不下一點點對其它世界的好奇。
同樣的這個北京來的高級知識份子，會忿忿指責到中國觀光的外國人，陡然立在岳王廟前、站在山海關頭、行過赤壁淝水，而毫無思古的聯想，缺少歷史的感情；他自己，他說，在走過逐鹿古戰場時，會感情澎湃而致熱淚盈框。
他看不見自己的矛盾。
一隻盛滿中國意念、滿得溢出來的瓶子，撞見我這樣只有吊兒郎當半滿的瓶難免就覺得看不順眼。
最近，我挨過兩次罵。
一位對農村研究相當有成就的大陸學者問我人在歐洲是否感受到種族歧視的壓力。我答道，在我個人的生活經驗裡，極少。
"是嗎？"訪客用懷疑的眼光探詢著，沉吟片刻，然後還是忍不住地吐出心中不滿：
"自己的國家弱，人家會平等看待你嗎？你說你是世界公民，人家可承認你是那個世界的一分子？洋人的世界你進得去嗎？你把別人當人看待，怎麼知道人家也這麼看你呢？我覺得在自己的國家強大起來之前講什麼地球村、世界公民，是可笑虛妄的幻想，是缺乏民族自覺……"
劈頭一頓義正辭嚴的教訓，訓得我啞然無聲。
啞然，因為我找不到可以用來和他解釋、溝通的共同詞彙。
當然不是幼稚地說種族矛盾不存在。在經濟困難的德東遭受本地人攻擊的大多是亞非人。只是，世界上的路走多了之後，發現烏鴉到哪兒都是黑的--阿拉伯人在法國受歧視，印度人在英國、土耳其人在德國、墨西哥人在美國……回過頭來，非洲人在中國、韓國人在日本、菲律賓人在臺灣……自大和排外是人的通性，而不是哪一個民族的特性。
在我的體驗裡，華人和世界上任何一個別的民族一樣，受別人歧視同時歧視別人；我因此並不隨身攜帶一個"被害者情結"的包袱，到世界各地去尋找自己被歧視的例證。你說這就是缺乏民族自覺，唉！那我就缺乏民族自覺吧！
第二次挨罵，是在德國的高速公路上。我開車。
戴晴在後座數落著張藝謀一流以中國民族的愚昧和落後去取悅洋人的中國人。《菊豆》和《大紅燈籠高高挂》都是這一類近乎出賣民族的片子。
我說，《大紅燈籠》沒看過，但《菊豆》我倒很欣賞。
"什麼？"戴晴聲音高起來，用流利好聽的京片子追問，"你倒說說看，你欣賞它什麼？"
我欣賞電影所呈現出來的傳統和人的自然慾望間的張力，喜歡其中各種象徵意義的表達……我一點兒也沒想到電影暴露了"中國人"的愚昧和落後；要說有的話，它所暴露的是"人"的愚昧和偏執，表達了"人"的困境。重要的不是故事在哪裡發生，重要的是故事裡頭傳達出來的人和命運的澎湃衝突……這電影簡直好極了。
"那你就是個洋人！"戴晴斬釘截鐵地說，"你就不是一個中國人！"
我的方向盤幾乎控制不住一百六十公里的高速。
戴晴是個多才多藝、明快可愛的人。我也佩服她對北京當權者的挑戰。可是這回我真惱火了。車子穩下來之後，我側頭說："你住在那塊土地上，並不表示你因此就有特權決定誰是中國人。"
我惱火的是，怎麼大陸知識份子老有那麼一個自我滿足的自大心理，認為中國是他傢俬產（對不起，我當然承認這是大大地以偏蓋全）。他手裡拿著一把尺，合乎這個尺度--譬如"滿漲的民族意識"，他就賜給你作為"中國人"的榮耀，否則你就是洋人。別忘了，在中國的文化裡，說哪個人不是"中國人"那可意味著數祖忘典，是個嚴重的譴責和污辱，不能鬧著玩的。
這把尺，用在臺灣人身上，又有意外的效果。尺上有個刻度標準叫做"民族情感"，"民族情感"一亮出來，所有的人就必須匍匐在地，敬領聖旨。臺灣屬於"祖國"，臺灣人就是中國人，這個尺一旦決定了你是中國人，你要猶豫一下都不可以。北京一位我極尊敬的作家曾經說："應臺，你若贊成什麼公民自決的話，那咱們就一刀兩斷！"咦，奇怪了，意見不同都不行嗎？不行！牽涉到民族問題的時候，沒有什麼意見的同和不同，只有道德的對和不對。愛民族是有道德，不愛民族是沒有道德。就這麼清楚。刻度分明的尺，不會模棱兩可。
這樣一把尺有個名字--"文化沙文主義"。凡是沙文主義都是一種自我膨脹，因為自我極度膨脹，所以眼界最遠處只及自己的肚臍眼，肚臍眼以外的世界則毫無興趣。自我膨脹有時候以極傲慢的姿態出現。譬如在我們心目中稱人"中國人"是讚美，稱"洋人"是貶抑罵人的。有時候自我膨脹又以相反的、自卑敏感的面貌出現，譬如碰到任何衝突都不經考慮地以種族歧視的被害者角度加以詮釋；然後以這種詮釋來指責他人，武裝自己。
狂熱的民族意識和文化沙文心理揉合在一起，使來到歐洲的中國知識份子一個個像緊張的刺蝟一樣（對不起，我知道這是以偏蓋全），隨時在備戰狀態，他們帶著沈重的心理負擔，認為出了國，自己的一言一行就代表了中國，自己的一舉手一投足，都決定了中國的榮辱。外人對中國的即使是一個字的不敬，都得由他擔負起撥亂反正的神聖義務。他在國內或許竟還是個異議份子，一出了國，不得了，他簡直就變成了中國最忠誠的職業外交官，不容許任何人對他的中國批評、挑釁，一個人肩挑了家國大任。
不累嗎？
我覺得中國的前途要靠它自己土地上那批知識份子（假定知識份子真有那麼重要），不靠像我們這類隔岸觀火、使不上力的邊緣人。也因此，對大陸知識份子暗暗有所期待。當我看到兩眼迷離只觀自己肚臍眼的人，看到以一把民族意識的尺度來衡量整個世界的人，看到把自己和世界劃開而毫不自覺或因此而沾沾自得的中國知識份子，我覺得心疼--一個憂國憂民、黨國大愛的沈重不堪的抽象包袱，壓得他們喘不過氣、直不起腰來輕鬆自然地面對外頭的世界。
然後，當然也覺得些微不安。對中國遠大的未來，我實在沒有什麼前瞻的眼光，但是我知道，一隻瓶子，如果不留點空間，時時注入新鮮的水，那滿盛的陳水是會發霉的。
就讓我做個吊兒郎當半瓶滿的中國人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