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不如我想像中的壯觀、美麗，從山清水秀的故鄉來到這裡，只覺得到處是灰土。前門火車站一出來，迎面扑來的就是高聳塵封的箭樓，不免令人感到壓抑。但是一進北大，情況就完全不同了。儘管特務橫行，北京大學仍是革命者的天下。我們在校園裡可以肆無忌憚地高歌：「你是燈塔」，「兄弟們向太陽，向自由」，甚至可以公開演唱「啊，延安……」，北大劇藝社、大地合唱團、民舞社、讀書會全是革命者的搖籃。那時北大文學院各系科的新生都住在城牆腳下的國會街，就是當年曹錕賄選，召開偽國會的「圓樓」所在地，當時稱為北大四院，今天是新華社的辦公地點。程賢策一到校就擔任了北大四院的學生自治會主席，我也投入了黨的地下工作。接著到來的是一連串緊張戰鬥的日子，我們都在工作中沉沒，我和程賢策也就逐漸「相忘於江湖」。
直到三年後，我們又一起參加了農村的土地改革。那時，北大文、史、哲三系的絕大多數師生都去江西參加革命鍛練，他們和很少幾個地方幹部一起，組成了中南地區土改工作第十二團，一些著名學者如唐蘭、廢名、鄭天挺等也都在這個團，參加了與貧下中農同吃、同住、同勞動的行列，程賢策則是這個團的副團長，掌管著全體北大師生的政治思想工作。
我們這些全然沒有社會經驗，也全然不懂得中國農村的知識份子和青年學生突然掌握了近十萬農村人口的命運，甚至有了生死予奪的大權！我們當然只有絕對服從上級命令，絕對按照《土改手冊》的條條框框行事。我被派為一個擁有四千多人口的大村的土改工作組組長，我當時不過十九歲，經常為如此重大的任務，內心深處感到十分茫然，十分缺乏自信，有時甚至渾身發冷！當時正值大反「和平土改」上級指示：要把地主階級打翻在地，踏上一萬隻腳，農民才能翻身。我們村已經按《手冊》劃出了八個「地主」，上級還是認為不夠徹底；直接領導我們的、當地的一位副縣長一再指出我們這個村是原「村公所」所在地，本來就是惡霸村長的「黑窩」，一定要狠批狠鬥。他多次批評我們這些知識份子思想太「右」，手太軟，特別我又是個「女的」，更是不行。他多次指示當務之急是要徹底打倒地主威風，重新「發動群眾」。由於總感到我這個「女組長」極不得力，後來終於親自出馬，突然帶了幾個民兵，來到我們村，宣布第二天開大會，八個地主統統就地槍決。我爭辯說，《手冊》規定只有罪大惡極的惡霸地主才判死刑，他說我們這裡情況特殊，不這樣，群眾就發動不起來，又告誡我要站穩立場。我無話可說。第二天大會上，我親眼看見好幾個婦女在悄悄流淚，連「苦大仇深」的婦女主任也湊在我的耳邊說：「那個人不該死！」她說的是在上海做了一輩子裁縫的一個老頭，他孤寡一人，省吃儉用，攢一點錢就在家鄉置地，攢到1949年這一生死界限（土改以這一年佔有的土地為標準劃階級），剛好比「小土地出租者」所能擁有的土地多了十餘畝！這個裁縫並無劣跡，還常為家鄉做些善事，正派老百姓都為他說情，但我們只能「按照規章辦事」！我第一次面對面地看見槍殺，看見「陳屍三日」。我不斷用「階級鬥爭是殘酷的」這類教導來鼓舞自己，但總難抑制心裏說不清道不明的悲哀。好不容易支撐了一整天，晚上回到我所住的村公所，不禁癱倒在樓梯腳大哭一場。那時村公所只住著我和廢名教授兩個人，他住樓下，我住樓上。不知道什麼時候，他來到我身邊，把手放在我頭上，什麼也沒有說。我抬起頭，發現他也是熱淚盈眶！
不久，工作團開全團「慶功會」，總結工作。我懷著滿腔痛苦和疑慮去找程賢策。他已完全不是黑水洋上低唱「啊！延安……」的程賢策了。他顯得心情很沈重，眼睛也已失去了昔日的光彩。但他仍然滿懷信心地開導我，他說我們不能憑道德標準，特別是舊道德標準來對人對事。「土改」的依據是「剝削量」，「剝削量」夠數，我們就有義務為被剝削者討還血債。至於「量」多一點或少一點，那只是偶然，不可能改變事情的實質。恩格斯教導我們：「認識必然就是自由」，有剝削，就有懲罰，這是必然，認識到這一點，你就不會有任何歉疚而得到心靈的自由。這番話對我影響至深，後來凡遇到什麼難於承受的負面現象，我都努力將其解釋為「偶然」，聽毛主席的話則是順從「必然」。程賢策又通過他自己的親身經歷告訴我他最近才認識到：由於我們的小資產階級出身，我們應該對自己的任何第一反應都經過嚴格的自省，因為那是受了多年封建家庭教育和資產階級思想侵蝕的結果。尤其是人道主義、人性論，這也許是我們參加革命的動機之一，但現在已成為馬克思主義階級學說的對立面，這正是我們和黨一條心的最大障礙，因此，擺在我們眼前最重要的任務就是徹底批判人道主義、人性論。他的一席話說得我心服口服，不知道是出於我對他從來就有的信任和崇拜，還上真的從理論上、感情上都「想通了」。總之，我覺得丟掉了多日壓迫我的、沈重的精神包袱，於是，在慶功總結大會上，我還結合自己的親身體驗和思想轉變作了批判人道主義、人性論的典型發言。
雖然同在一個學校，而且他後來還擔任了我所在的中文系黨總支書記，但我再單獨面對他，已是十年之後的事了。這十年發生了多大的變化啊！1958年，我已是人民最兇惡的敵人－-極右派，被發配到京西叢山中一個僻遠的小村落去和地、富、反、壞一起接受「監督勞動」。和我們在一起的還有到農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並充當我們的監督者的「下放幹部」。1961年，幾乎全國都沉落在普遍的飢餓中，許多人都因飢餓而得了浮腫。程賢策代表黨總支到我們的小村落慰問下放幹部。那時，橫亙在我們之間的已是「敵我界限」！白天，在工地，他連看也沒有看我一眼。夜晚，是一個月明之夜，我獨自挑著水桶到井臺打水。我當時一個人單獨住在一個老貧農家。這是沾了「右派」的光。下放幹部嫌我們是「臭右派」不願和我們朝夕相處，讓六七個男「右派」集中住到一間農民放農具的冷屋中，女「右派」只我一人，原和四位女下放幹部擠在一個炕上，她們大概總覺不太方便。例如有一次，她們冒著嚴寒，夜半去附近村落收購了很多核桃，用大背簍背回，連夜在屋裡砸成核桃仁，準備春節帶回家過年。收買農產品是下放幹部紀律絕對禁止的，她們見我這個「敵人」無意中窺見了她們的秘密，不免有幾分狼狽，又有幾分惱怒，沒幾天就把我趕出屋去和一對老貧農夫婦同住。我和老大爺、老大娘同住一個炕上，他們待我如親生兒女，白天收工帶一籃豬草，晚上回家挑滿水缸，已成了我的生活習慣。我把很長很長的井繩鉤上水桶放進很深很深的水井，突然看見程賢策向我走來。他什麼也沒有對我講，只有滿臉的同情和憂鬱。我沉默著打完兩桶水，他看著前方，好像是對井繩說：「也難得有這樣的機會，可以這樣深入長期地和老百姓生活在一起。」過一會兒，他又說「黨會理解一切」。迎著月光，我看見他濕潤的眼睛。我挑起水桶扭頭就走，惟恐他看見我奪眶而出的熱淚！我真想衝他大聲喊出我心中的疑惑：「究竟發生了什麼事？這一切究竟是為什麼？這飢餓，這不平，難道就是我們青春年少時所立志追求的結果嗎？」但我什麼也沒有說，我知道他回答不出，任何人也回答不出我心中的疑問。
時日飛逝，五年又成為過去。我萬萬沒有料到我和程賢策的最後一次相見竟是這樣一種場面！1966年文化大革命風起雲湧，幾乎北大的所有黨政領導人都被定名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被揪上了「斗鬼臺」。身為中文系黨總支書記的程賢策當然也不能例外。記得那是六月中旬酷熱的一天，全體中文系師生都被召集到辦公樓大禮堂，這個大禮堂少說也能容納八百人，那天卻被擠得水泄不通，因為有許多外系的革命群眾來「取經」。我們這些「監管對象」專門被強制來看「殺雞」的「猴兒」有幸被「勒令」歸歸矩矩地坐在前三排。一聲呼嘯，程賢策被一群紅衛兵擁上主席臺。他身前身後都糊滿了大字報，大字報上又畫滿紅叉，潑上黑墨水，他被「勒令」站在一條很窄的高凳（就是用來支鋪板鋪床的那種）上，面對革命群眾，接受批判。我坐在第二排，清楚地看到他蒼白的臉，不知是淚珠還是汗水一滴一滴地流下來。批判很簡短，走資派、地主階級的孝子賢孫、文藝黑線的急先鋒、招降納叛的黑手、結黨營私的叛徒等罪名都在預料之中，但「深藏黨內的歷史反革命」卻使我驟然一驚，接著又有批判說他是國民黨青年軍打入共產黨的特務。我這才想起來，他曾和我說起過他十六、七歲時，為了抗日，曾去緬甸參加過抗日青年軍。他曾不止一次地和許多人聊天，當眾誇耀他游泳的技術多麼棒，如何多次橫渡緬甸的伊洛瓦底江。這能是「深藏」的「特務」嗎？我正在百思不得浣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