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同進工商局的同學還未離開大學校園，就提前到單位報到，然後穿著藍色的工商制服在學校操場、餐廳等人多的地方晃蕩，以吸引更多的目光。「畢竟工商局是個不太容易進的單位，『打假』又能替老百姓辦些事。」初出校園的我們這麼想。但幾年後的現在，我們中的大多數都不愛在非工作場合穿制服。制服大多數時間放在辦公室裡，同事們上班來的第一件事和下班前的最後一件事，就是更衣。
進了工商局，我才明白，我們這些從學校畢業的有個通稱－－－「大學生」。這個名字是相對於「部隊轉業幹部」而言的，這兩個人群在目前工商局官員中佔了非常大的比重。有個現象，越往地市級、縣級，「部隊轉業幹部」的比重越大，好像越吃得開。「大學生」和「部隊轉業幹部」經歷不同，雙方觀念上好像總有些疙瘩。帶我的「師父」是個精幹的「部隊轉業幹部」，我們彼此總是直呼其名。印象中，他帶我處理的第一個案子是關於早市上的蚊香。
那天剛上班，我們還沒有來得及更衣，一個老頭就闖進辦公室(不知他是怎麼通過門前的警衛進來的)。他說他在早市上買了蚊香，讓我們看看是不是假的。賣蚊香的小販被他揪來了，在樓下等著。辦公室裡，師父在兩人之間調和，最後以老頭退了貨了事。我們攤開的處罰決定書上一字未寫。
師父指點：「這事下個處罰決定書？還不夠那紙錢。按理，也犯不著省局管，既然老頭上門了，你也不能轟出去。」我逐漸明白了－－－現實的「打假」有太多現實的做法。
每年「3．15」，常規的做法是上街諮詢發宣傳單。找一個熱鬧的地方，圍觀的人最好不要太多，也不能太少。挂一條橫幅，擺一排桌子，準備幾摞印好的法律條文，還有高音喇叭。臨時從各個科室抽調的幾個穿制服的官員，面前擺幾個珍藏的假貨樣品，諮詢開始了。電視臺拍完領導講話和親自發資料的鏡頭後，總有幾個畫面－－－戴大蓋帽的官員拿著瓶子瞇著眼看真假。每看到這時，我們總樂：「他肉眼真能看出假貨？」「打假」的人都知道，要確認是不是假貨，有一些法律程序，有些假貨質量比真貨還好。就是專門「打假」的官員，沒有真貨廠家的配合，也無法確定是不是假的。可憐那些無辜的宣傳資料，被一些人取走，沒幾步隨手就扔了，因為要看懂不太容易。翻印的《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全文，甭說一般老百姓，就是工商局的官員中，懂這部法律的人，也是極少數。「為什麼會是這樣，難道沒有比這更好的做法？」我們中一些年輕人有時在想。
傳統的工作方式是這樣的－－－每年一個年度工作計畫：今年要發動幾個戰役，進行幾次專項鬥爭，幾回集中治理。時間有選擇，多集中在一些重大節日。程序大致相同：起草一個文件，一級一級轉發。首先是宣傳階段，接著是研究部署執行階段，接著是檢查，最後是總結匯報。
寫總結是項重要的任務，初稿一般都交給一些剛畢業的年輕人：內容是程式化的－－－一說領導重視，實例說明；二說成績，大致是這樣的：這次出動了××人，××輛車，檢查了××家單位，查獲了××起案件，其中立案××起，結案多少起，罰沒款××××元。需要注意的是，數字一定要比上年有增長，還要舉一兩個事例說明；三說效果，如××單位送了錦旗、我們取得了階段性的成果；四寫不足，有待下回提高。有時需要領導上個高度，總結出4個「一把抓」、5個「高度統一」等理論層面的東西。
說個小插曲，有一年單位辦了一個成果展，匯報打假成績，用柱狀圖表示。圖一出來，領導生氣了，原來這年的統計數字比上年少。領導親自動手，剪紙補上。
說實話，有時能夠查獲一個大案，是每個參與者高興的事。
但是，我們面對的現實是－－－幾乎所有案子都有人托關係說情，案件越大，好像出面的人物也越大。
就是下了處罰決定書，執行也是一個問題。有的地市曾經搞過罰沒款辦案人提成，最後被上邊制止了。這是個矛盾：罰沒款給辦案人提成，於法於理都不對。可是不這麼做，又影響辦案打假的積極性問題。「瘦肉精豬」出來了，媒體說過：「七八個『大蓋帽』，管不了一頭豬。」今天，中國的「打假」也是同樣的問題－－－中國有權「打假」的政府部門太多了。我曾經參加過一個國外行業協會出面組織的「打假」知識培訓。滿屋子的「大蓋帽」，工商局、公安局、技術監督局、海關、管種子的農業局、衛生局……不僅老外分不清楚，就連咱們的官員也互相問：「你們的制服原來是這樣的呀。哎，我忘了，你們是哪個局的？」
今天到底誰在打假？在政府部門中，每省都有個協調性的「打假辦」，設在工商局或者技術監督局。一直鬧彆扭的工商局和技術監督局曾經有一個分工：工商局管商場等流通領域的假貨問題，技術監督局主管生產環節的假貨問題。細心的你會發現他們經常在電視上通過「打假」而「打架」，互相進入對方的地盤。而在工商局的內部，消保科、經檢科(公平交易科)、執法隊、商標科都有權插手「打假」。要求「打假」的一些精明的企業，進這個辦公室不行，就進另一個辦公室諮詢。找技術監督局談不成，就找工商局再試試。
我有一個同學，在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讀經濟法學博士學位。他曾想做一個關於「查獲的假貨去哪裡了」的調研，結果難度太大，不了了之。「我們拿錢養活了你們這些公務員？為什麼假貨還這麼多？」一個企業負責打假的工作人員不客氣地問我們。我無言以對。
老百姓和企業希望假貨越來越少，權益得到維護。面對現實，作為一個還算有點責任感的年輕公務員，我總覺得什麼地方出了點問題。問題出在哪裡，誰能告訴我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