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想就全國人大中農民代表的名額，說上幾句。直至步入了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九億農民在中國十二億多人口中所佔比重仍高達七至八成。不知有多少人著重留意過：在我們國家最高權力機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中，農民代表所佔的份額有多少呢？
我手頭有份資料：1993年產生的第八屆全國人代會：代表共2978名，農民佔9.4%，工人佔11 .15%，兩者之和是20.55%,知識份子佔21.8%（引自國務院新聞辦1995年12月《中國人權事業的進展》） 如果說上面這個數據是八年前的，已不新鮮了，那麼我們看看新鮮的數據怎麼樣。
為了瞭解今年３月召開的全國九屆四次會議上的同類數據，我上網際網路查詢。說實話，我差點累暈了頭，也沒有找到結果。我查到與主題最相關的一個結果是：總代表2979名，工人農民代表合計563名，佔18.89%（同比減少了近２個百分點），知識份子21.08%。我只能靠猜測來得出結論（別怪我不嚴謹）：九屆人代會，農民代表的比例也許是9%，也許是7%。讓人不解的是：為什麼不像「解放軍代表佔8.99%」一樣單獨列出來呢？是不是比例太低，乾脆運用「模糊理論」來模糊一下呢？
就憑這有限的資料，可能不妨礙我們得出一個大致清晰的結果。試分析如下：工農代表563名，按工農各佔一半計算（實際上，通常工人代表要多於農民代表數），農民代表實數是281. 5人，取整數281，除以農民總數九億（保守的估值），得出結果是1：3202847。這就是說，三百二十多萬農民中，才攤得上一個代表名額。若按這個比例匡算，香港只夠２個議席，而不是３６席。澳門只能有0.14席，而遠不配擁有１２席！
對於任何一個農家子弟（或一個有良心的人）而言，這是一件令人悲傷的事。但這還遠遠不能算是最令人悲傷的，最令人悲傷的事還在後面，請容我說你聽。
我想進一步表達我另一個更大膽的猜測：名義上，全國人代會中農民代表比例為7%至9%，左右，實質而言在這個最高的權力機關裡，沒有一個真正的農民代表！也就是說，一個堪稱世界最龐大的群體、一個佔全球人口六或七分之一、一個超過了全歐洲加前蘇聯人口基數之和的中國農民群體在自己的國家政治生活構成中，所佔比例是0%！
別以為我是在聳人聽聞，故作驚世之語。我是認真的！
質疑理由如下：
第一：
全國人大中的農民代表是在中國政治生活中，其最主要作用和使命是代表農民利益說話的，這毫無疑問。可是，現今（也可說一直）中國農民生活境狀如此之苦，受「戶籍制」流弊禍害如此之深，請問：在人民大會堂的議事廳，有誰聽到過有某一個（哪怕一個）農民代表在這一關乎農民子孫後代的福祉問題上表達了一個「不」字，拿出了一個提案？！
第一條的補充質疑：「農民真苦」「農村真窮」的呼號反映出的問題絕非自2000年始，自李昌平發現始，幾十年來一貫制。為什麼這個良心的呼叫，這個殘酷的、真實的呼叫出自村官李昌平的喉管，而不是最早、最先、最應該為此發話的農民代表？！
第二：
一個農民當上（非選上）了人大代表，他將不再具有無助的農民那些最基本的特徵，也就是說，他開始擁有了一些城市強權階層一直就有的一切特權。
比如：他（或他領導的村落、他領導的集團公司）可以拿到最低息（或無息）的貸款、最緊缺的原材料、最優厚的政策扶持、最便捷的市場准入```` `再想想：這個人，他啟動資金不缺，原料足夠，方方面面的保護關照足夠，銷路也不愁（再愁也不能讓比熊貓更珍稀的農民代表愁），雖然他號稱農民，他的日子會不好過嗎？如他有兒子，他兒子犯得上去北京做苦力嗎？昌平篩沙子、服苦役的命運輪得上他嗎？如果他有女兒，廣州收容醫院遭輪姦的命運輪得上她嗎？八輩子也輪不上－－這時，也就是說，他的雙腿已經邁進了一個嶄新階層，一個擁有了社會資源（包括稀缺、非稀缺的資源）由由調配權階層。這是普通中國農民絕不可能具備的條件。
「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享受到這個份上，你能指望他能對謀生在外的農民工惡劣的生存處境，對野蠻的、罪惡的收容制度喊上哪怕是一嗓子？
如此表現，我們農民豈敢一廂情願地說：你，是我們的代表？
《人民代表報》今年三月曾報導說，有的農民代表三年未發一言，未提一案，即是佐證。他們中很多人把人民大會堂裡剩給農民的區區幾個席位白白浪費了。
當然了，如果有人說那麼多農民代表真的一句話都沒有說，這對尊貴的代表們而言肯定是「別有用心的」「惡毒攻擊」（文革常用語）。問題是，你的發言老說農村形勢不是一般的好，並列舉自己那個村（或集團）人均達到了幾萬人民幣；表態說中央領導決策就是英明；安定團結來之不易，必須維持；以德治國就是好``````之類，錯倒是絕對沒錯。但，你為什麼不說點別的，比如，說說那些你曾與他們處在「同一戰壕」的農民眼巴巴地盼著你說的話呢？
如此這般，在我們這個社會，苦難的農民到底還能指望什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