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歷來自認為是「人民的公僕」，推崇「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如今，中國的工業發展正舉步維艱，8億中國農民仍掙紮在貧困線上，社會治安較以往更加混亂，爆炸暴亂罷工曾出不窮，朱鎔基卻只要老百姓承認他是清官就行了，這是何其自私的想法！
當然，中國老百姓歷來是世界上最容易滿足，最容易統治的老百姓，大家對政府的最大願望也就是一個「清」字，但，作為一國之相，難道朱鎔基也是以此為終極目標嗎？自從入主國務院以來，他以舉世矚目的姿態，是做了不少事情的，而且大家也公認他是中國除了董建華之外，唯一一個算得上「清」的大官。然而，作為一介草民，筆者感到他所做的事情也僅僅是一種姿態而已，或許瀟灑痛快，但於我們的生計無甚裨益。
在2000年朱鎔基親手抓的潮汕稅案中，恐怕大部分中國人都不知道，案子查到汕頭便再也查不下去了，把幾十個倒霉蛋判了刑之後便不了了之。為什麼呢？此案究其根本，錯其實在於地方政府。當初潮汕地區政府實行包稅政策(不按銷售額的比例徵稅，年度只交納固定稅金)，潮汕人覺得有機可乘，便發起了替外地人代開稅票的財。這類政策性的漏洞是中國政策的通病。當朱鎔基發現這個問題時便下令嚴查嚴辦。結果就是抓人，可是能抓到誰呢？開票的小商人們走的走，逃的逃，有些地方甚至整個稅務局的人都全部逃光。小嘍囉是抓了一大批，但是，大後臺就是撬不出來，錢也追不回來了，那麼，丟失的稅誰來補？
最終倒霉的只能是接受了這些稅票的企業。這些企業大部分，根本是在不知情的情況下，按照國家政策規定，收取了發票。最後由這些冤大頭，主要是民營企業，補交了所有的稅款。要發票也是錯，不要也是錯，要了發票還要被罰，不如當初就買沒有發票的黑貨了。而同樣接受這些發票的國營企業，只說了一句不知者不罪，便安然無恙。此後不久，朱鎔基在視察廣東聽取匯報時，有人匯報說，廣東經濟開始蕭條，出口連連下降，朱總理來一句，那就緩一緩吧，結果廣東稅也不查了，連走私也不用打了。
這樣的虎頭蛇尾，欺軟怕硬，就非常令人懷疑朱總理的嚴打嚴查姿態背後的真實目的。他到底是想以廉政風暴來打擊官商勾結，整頓國家經濟秩序，還是因為國庫實在空虛，需要一些沒有背景，沒有靠山民間小企業的血汗錢來填補呢，還是純粹想發發威，讓四方攝伏，給自己的政績加碼，以滿足自己心理需要？
對於中國出名的「豬市」在此不想多提。朱鎔基任職總理之初，認為中國經濟過熱，泡沫過多，完全聽不進經濟學家厲以寧的意見，一廂情願的冷卻股市，當他覺得太冷的時候，又人為的發布指令，將股市抬上來，中國的股市，就隨著他個人的意志漲漲跌跌，他為什麼敢於這樣做？中國在97年金融風暴中穩定過渡，朱鎔基作為一國之相，大出其名，什麼經濟沙皇，鐵腕宰相，各種讚美紛紛而來，沖昏了他的頭腦，真以為自己是個經濟專家了，事實上，他為什麼敢這樣做？如果中國沒有97年之前大搞改革開放，積累下充足的外匯儲備，朱鎔基拿什麼到金融市場去一擲億金？現在，中國的小股民們早已被他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姿態弄得九死一生，痛苦不堪。
三年扭虧，更是彌天大謊。當時的主要政策是債轉股，簡單地說，即將國營企業無法償還的債務，轉化為銀行的股份，使企業脫掉包袱輕裝上陣，將來賺了錢再歸還(其實誰也沒想還)。在這件工作中，充分體現了中國人際關係網的重要性。
凡親近中央，親近銀行的國有企業，達到或接近標準，都可將債務擺脫。一些國企負責人事後感嘆：「真後悔當初沒多借點債啊！」這樣的債轉股會有用嗎？誰都知道，真正要使國營企業復活，不改變政治體制，不改變經濟體制，是不會有用的，這樣的做法只能相當於又製造了一個「新的」國有企業，並讓它沿著老路，將國家資產，人民血汗再度虧空。相信朱鎔基其實是深知這一點的，不然，不會送他的子女都出國深造，學成後，兒子朱雲來更在涉外金融機構位居高職。他當然不會放心讓自己子女與自己治下的國企綁在一起，斷送前途。
記得草庵居士在一篇文章中曾推測，中國加入WTO，之所以一直沒有對國人宣布內容，是有圖謀的，朱鎔基，龍永圖等作為主要談判代表，是希望讓中國快快入世，以犧牲國人的巨大利益為代價，促使國外先進民主思想以及強大的經濟勢力進入中國，來推動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但縱觀朱鎔基在國內的所作所為，實在看不出他有這樣的想法。在現今的中國，最有活力的是民營企業，還是國有企業？無庸置疑，當然是前者，然而朱鎔基在執政後，所有政策基本都是向國有企業傾斜。除了上述的債轉股之外，銀行的貸款政策，出口政策，無不是國營單位有優先權。這些苟延殘喘的機構在他的大力扶植之下，並沒有改變它們即將被市場淘汰的命運，越來越多的下崗工人， 正無情地說明瞭這一點；而民營企業由於得不到政策支持，反而受到變相壓制，錯失前幾年世界經濟繁榮時有利發展的寶貴時光，面對WTO的來臨，單薄的底子，將使他們同樣在生死存亡線上掙扎。如果朱鎔基明知入世在即，仍用計畫經濟的那一套厚此薄彼，我們實在無法理解他這種深奧的思想和政策。或者他認為世界大同，可將整個民族經濟拱手送人？
2001年初在農村試點的費改稅政策，據說是一項朱鎔基關心農民的善政，可以讓農民少交不合理的錢，結果卻是實行了不到半年就草草收場。他本人的解釋是：此政策使得鄉鎮財政收入減少，農村教育辦不下去了。筆者認為他還隱瞞了另一個原因，中國農村各地的收費並不相同，有些地方的費確實多如牛毛，有些地方的費還算合理，當全國農村的稅費實行一刀切之後，本來多交錢的地方固然減少了點負擔，而原本交非不多的地方憑空增加了一大截，真是幾家歡喜幾家愁。而且費是可以有增有減的，稅，卻是鐵板釘釘， 難以再挪動。如此一來，恐怕是愁的更多了。不經過認真全面的調查，想當然地以雷厲風行的姿態，推行某項政策，不成後，作無奈狀，隨便找個理由推到別人頭上，是他常用的一招。
綜觀朱鎔基在經濟治理中如此多的失誤，「朱鎔基神話」已經一天天地破滅了，然而在中國的老百姓心目中，他仍然是一個可信賴的，與眾不同的總理。究其原因，就在於朱鎔基唸唸不忘的清官光環，那是中國老百姓心中的夢想。以清官自居的朱鎔基，在吏治中做了什麼呢？
2000年，他縱容他的嫡系部隊--國家經貿委向國家外經貿部發起進出口配額的權力之爭，(誰都知道發配額是塊肥缺)，想將原屬外經貿部的配額的分配權奪過來，可惜沒有成功，轉而成立行業辦，通過控制企業進出口間接控制外經貿部的出口配額分配，一個兒子兩個爹，且不說中央領導們的勾心鬥角，只苦了那些被管的企業。原說要精簡機構，機構卻越來越臃腫。
在打擊貪污腐敗的早期事件中，紅塔山集團的老總因收回扣一千多萬，曾被判死刑，全雲南的老百姓都在為這位老總喊冤：紅塔集團原是只有十多萬資金的一家民營小廠， (注意，是民營企業。)發展壯大之後，每年上交國家幾十億的稅，對於這樣的廠長，國家即使獎給他一個億也不為過吧？但作為國家政權的總執行官，竟然賞給他一個死刑，弄得他妻子瘋掉，兒子逃亡，女兒自殺身亡。在全體紅塔集團職工聯名遞交請願書之後，才改判為有期徒刑。
就筆者所知，類似的案件還有相當多起，貪官污吏他確實抓了不少，但其中的冤案有多少？因得罪他被他下令重判的又有多少？相信總有一天歷史會給一個說法。在2001年的APEC會議上，他向加拿大總理索要賴昌星的行為，不但成為笑話，而且證明了他根本沒有現代法制觀念。
2001年，在清華告別會上，朱鎔基講述了自己和兒子的一個故事。當他還在國家計委工作的時候，有一天回到家，看到兒子拿著一塊油毛氈搭花棚，他心裏的第一個反應就是：「這是偷的！」於是問也不問，立刻一個耳光打將過去，隨後兒子委屈的告訴他，這是從垃圾堆中撿來的。他知道錯怪了兒子，但是出於「父親的尊嚴」，說道："即使垃圾堆裡的，也不能撿。"於是就陪兒子把破毛氈送回了垃圾堆。朱鎔基以這個故事來標榜自己教子有方；以「反腐反貪」「三年脫困」來標榜自己治國有方。實際上這一切正充分反映了朱鎔基一貫的姿態--封建大家長：自以為是，一意孤行，在家亂打兒子，在位亂打老百姓，將老百姓的利益源源不斷地送進當今世界最恬不知恥的政府的無底洞。
一個真正的清官，應該不僅僅是不擾民，在個人經濟問題上清白就夠了。作為一個「官」，所謂在其位而謀其政，他就應該對人民負起責任，以百姓的利益為重，更重要的是他應該有能力和素質負起這個責任，為百姓謀求利益，這包括：明察秋毫，有方有略，廣納兼聽，寬厚待人等等。僅僅清是不夠的，尤其是為清而求清；為了他一己之清，而斷送天下老百姓的利益；甚至為了襯托他的清，而不惜任意給無辜的老百姓扣黑帽子，揹黑鍋，填黑洞。這樣的清官又能好到哪裡去？
《道德經》中有云：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矣。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