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打江山」出身的元老群體中，真正稱得上有文化者了了無幾，但他們卻非常明白建設和鞏固紅色政權需要「蘇維埃加電氣化」的道理，所以自奪取大陸政權的那一天起，即把培養自己的子女問題當成「頭等大事」來抓。隨著中共政權進駐紫禁城後，原來延安的幹部子女學校更名北京育才學校，並新建立了一零一中學，仍是專收幹部子女。另外，北京軍區將原來的「榮臻學校」更名為「八一學校」，中央軍委建立了一所「十一學校」，中宣部系統亦建立了一所景山學校。這些學校享有特權，當年的教學及各種生活設施之先進，就是四十五年後的今天，絕大多數的平民學校也仍未達到。
據曾在這些學校裡讀書的幹部子女回憶，當時育才學校主要招收的是地方司局級以上幹部子女；八一學校、十一學校主要招收的是軍隊師級以上軍官子女(八一學校的地位更高)；景山學校則是黨內知識份子的子女雲集。而一零一中學的學生成員比較複雜，一種是中共烈士子女，如秦邦憲之子秦鐵、毛澤民之子毛遠新；另一種是父母被派駐外地工作的幹部子女，還有一種是父親在歷次「路線鬥爭」中失勢甚至喪命的中共幹部子女，如高崗的兒子高軒--至少在「文革」前，共產黨整它自己人的時候似乎是不殃及子女的。
在一零一中學讀過書的幹部子女回憶，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由於進城以後的中共政要們大都對自己的孩子比較溺愛，所以許多人並不願意讓自己的子女到設在郊外的八一學校和一零一中學寄宿，於是就自然在北京城內教育質量最好的學校裡打主意。北京有名的師大附小，陸續接收過毛澤東、劉少奇、朱德、陳雲、薄一波、李先念等人的後代，城內最好的中學如男四中、男八中、師大附中、師大女附中等學校更是中共高幹子女們雲集的地方。
由於國際冷戰的存在，毛澤東「居安思危」，中共把相當多財力花費在「國防建設」上，同時刻意把自己的子女培養成現代國防事業的接班人。
一九五二年，毛澤東、周恩來曾親自電令大將陳賡主持用「最快的速度」創建一所軍事工程學院，以加速培養「自己的現代化軍事指揮人才」。於是，陳賡大將手持萬歲以及九千歲的欽旨，強令全國軍隊、地方各個有關部門為其開綠燈，結果僅用一年的時間就在哈爾濱
建成了中共自己的「黃埔軍校」--哈軍工。
根據當時國防部長彭德懷的一份報告披露：「到一九五八年，這所學校已經發展成為遠東最大的軍事院校」。當時中共高層的毛、劉、周、朱等人夢想將這所軍校逐漸擴展成世界上規模最大的軍事院校。後來，這所學校在林彪的主導下，被分散成幾個分門別類的軍事學院，主體部分則南遷長沙，更名為國防科技大學，地位大為下降。但它在五、六十年代裡陸續送出的大批畢業生都已在軍隊及地方重要部門擔負重要工作。而其中有高幹背景的一批，大部分都成為軍隊師級以上，地方司局級以上的黨、政、軍要員。
另外，由於毛澤東曾一度指社會科學為「偽科學」，加之中共「科技興國」的宣傳，使得那個時代的高幹子女即使不進哈軍工，也要進清華這樣的名牌工科院校，進文科和其他門類院校的為數甚少。毛澤東的子女李納是個例外，她是北京大學歷史系的學生。
直到「文革」開始，中學畢業後，高幹子女們的主要集中入讀哈軍工、清華大學、北京大學。進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的一批大都就學於與國防工業有關的系和專業，所以他們畢業後也多直接進入了軍隊或國防科技部門。
中共「太子黨」第二梯隊成員比起第一梯隊和後面所要論述的第三梯隊成員相比，經歷最少坎坷。既沒有像第一梯隊那樣不得不在馬背上識字唱歌學文化，也沒有如第三梯隊那樣，在該讀書的年齡不能讀書，而是長年同步槍、鋤頭、鎯頭打交道；「文革」中他們的學術
地位不夠「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政治地位不夠「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所以同第一梯隊相比受衝擊較少；同第三梯隊相比，「文革」初期雖然也不得不走過一段與「工、農、兵相結合」的道路，但因為當時他們已經大學畢業成了「國家幹部」，即使到「五七干校」或其他基層勞動也還有固定薪資收入，很少如第三梯隊成員那樣，曾一度真正活動在中國大陸社會的最底層，同真正的勞動人民一樣含辛茹苦。
拉幫結派，各立山頭
在「太子黨」第二梯隊成才的五十年代，社會風氣、幹部作風遠不似今日一樣腐朽，所以「太子」們在學校讀書時，彼此之間也較少攀比各自父母的官職大小。
到了六十年代，這種情況有所改變。父母大都居住在北京，而且「太子」們又到了喜歡交際的時期，他們開始行走豪門之間、出入宮苑之內，不同級別的家庭不同設施，以及他們自身所享受的不同待遇衝擊者他們正在形成的世界觀、人生觀和政治理念。他們很容易察覺
到自己自尊心的來源原來是父輩的「等級」。
在毛澤東時代結束後，他們中大多數人的父母重返政壇，使他們也迫不及待地通過當「秘書」、「幹部培訓班」等方式獲取高位。並以父母的派系及自己的學校劃線，拉幫結派，各立山頭「招賢納士」，形成各自利益一致、配合默契，有能量有經驗的班底。在最高層，最主要的「太子黨」圈子分別以葉劍英之子葉選寧、胡耀邦之子胡德平、鄧小平之子鄧樸方、王震之子王軍、陳雲之子陳元、陶鑄之女陶斯亮、楊尚昆之子楊紹明為首。他們彼此之間時而互相利用，時而爭風吃醋，互不買賬，任何「外來人」想往上爬，往往依附其中一派。
這一批人雖然在八十年代以來大都升遷過快，但僅從年齡和閱歷的角度講，五十歲上下的具有大學以上文化程度的人擔任司局級至省軍級的領導人，不應該算過份。他們自己可以從心理上把自己近些年來突然崛升的原因歸之於「文革」中被「耽誤」了十年。
事實上，他們中像賀鵬飛這樣僅有十多年軍齡即能官至正兵團級要職，像廖暉那樣一夜之間從一個團級(相當於地方縣級或國家機關處級)軍官躍升為國務院僑辦副主任(副部級，後升正主任)的畢竟不是多數，很多人官到如今之高位還是經過了各種「階段」的。例如粟裕大將的兒子粟戎生，自哈軍工畢業後即到了位於「抗美援越」第一線的部隊裡從戰士幹起，歷任班長、排長、副連長、連長、營長、團長、師長......直到總參軍務部副部長。是故，他們中的一部分人對自己現居高位的「合法性」也還是有點「底氣」的。
就人數而言，第二梯隊的成員在「太子黨」中為數最多，而且大都在軍中身居軍、師級甚至更高。
他們當中的相當一批已將解放軍的實權接管，少部分後來「軍轉民」進入了地方各級政權領導層。這批人在中共「太子黨」中為數最多，包括賀龍之子賀鵬飛(中將，海軍副司令員)、鄧小平女婿賀平(少將、總參裝備部部長)、張愛萍之子張翔（少將）、彭德懷侄女彭鋼(中紀委常委、軍紀委副書記)、陳毅之子陳丹淮(某軍副軍長)、粟裕之子粟戎生(少將，總參軍務部副部長)、譚震林之子譚冬生(少將，總參動員部部長)、楊勇之子楊繼平(少將)、昆之子楊紹京(國防科工委研究所所長，副軍級，已病逝)、王諍之子王蘇民(少將，中央警衛局副局長)、任弼時之子任遠之(副軍長)、秦基偉之子秦天(少將，副軍長)、許光達之子許延濱(裝甲兵學院副院長)、陳賡之子陳之健(少將)、劉伯承之子劉太行(裝甲兵部隊作戰部副部長)、羅榮桓之子羅東進(少將，二炮部隊後勤部政委)、劉華清之子劉卓明(海軍裝備論證中心副主任)、馬本齋之子馬國超(少將，海軍航空兵後勤技術部政委)等等。
中央機關和地方代表人物包括：鄧小平之子鄧樸方(中國殘疾人聯合會主席)、鄧小平之女鄧楠(國家科委副主任)、伍雲甫之子伍紹祖(國家體委主任)、曾山之子曾慶紅(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廖承志之子廖暉(國務院僑辦主任)、陳雲之子陳元(中國人民銀行常務副行長)、洪學智之子洪虎(國家體改委副主任)、李維漢之子李鐵林(中組部副部長兼人事部副部長)、烏蘭夫之子烏傑(國家體改委副主任)、趙東宛之女趙地(中紀委常委)、胡耀邦之子胡德平(全國工商聯副主席)、林伯渠之子林用三(勞動部副部長)、黃敬之子俞正聲(中共青島市委書記)、姚依林女婿王岐山（中國人民建設銀行行長）、何長工之子何光 （國家旅遊局局長）等等。
改革開放以後，他們當然也同大陸所有人一樣，不可能不受到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而擠入大陸社會的各種西方「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的衝擊，他們已經開始意識到僵化的意識形態難以再迷信人民，但又不敢積極引進西方民主的思想，「文革」的混亂局面和他們對自己既得利益患得患失的心態，使他們中間正在醞釀一種比他們哥哥姐姐更大膽、更為務實的政治形態，即所謂「以非意識形態的共產黨組織社會力量；以非絕對專制的統治方式，以官辦資本(非官僚資本)市場化的經濟運行為主體，與一部分非共菁英人士的階層和集團相結合，來推行異化的共產黨獨裁統治」的政治方針。這種思想最明顯表現在《蘇聯劇變後我國的現實應對戰略選擇》，有人稱之為「太子黨綱領」，激進者更斥之為法西斯綱領。不過，這份綱領的策劃者是比他們年齡小得多，應屬於第三梯隊的潘岳。
平心而論，「太子黨」第二梯隊畢竟比他們的父母輩和哥哥姐姐們(第一梯隊)減少了意識形態上的束縛，儘管他們在形式上離不開中共的特殊個性，但他們是中共內部自我改造最堅定的力量。當元老治國時代終結後，主導政壇的「太子黨」第一梯隊就會積極拉攏第二梯隊，使之成為專政的輔助力量，並通過第二梯隊與第三梯隊溝通。但是，歷史不太可能給他們太長的時間，除非他們自我徹底更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