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遭受比二戰珍珠港事件更為慘烈的攻擊之後，從最初的震驚中醒來，美國人沒有走上街頭遊行，沒有去襲擊那些與襲擊者相關國家的大使館。他們走進教堂祈禱。
這是我們在昨天給朋友們寫信的時候，不由自主地提到的第一個事實。這一事實給我們造成深刻印象。因為，這樣全國性的民眾行為，是美國傳統文化的自然反應，而這樣的文化，正是我們所陌生的。
那麼，美國人不憤怒嗎？顯然不是。在事件發生三天之後，美國CNN新聞網的民意調查中，讓民眾在"震驚、悲哀、憤怒"這三種情感反應中，作出對自己佔上風的那種情感的判斷，大多數人選擇的是：憤怒。那麼，憤怒的美國人為什麼不去叫喊口號、扔磚頭瓦塊發泄憤怒，而是走進教堂默默祈禱，點上一支小小的蠟燭？
有著宗教傳統的文化是一種享有高度精神生活的文化。在這樣的文化中，人們習慣于思索一些超然的、對解決現實的生活政治困境似乎是完全沒有用處的問題。例如，生與死的問題，如何處理內心世界的問題，如何看待外部世界的問題，等等。走向宗教，是人們體驗到人的軟弱、感受到生命充滿困惑，有著向善的願望、卻遭遇完善自己的艱難。於是，他們求助於神的力量。而這種問題的提出，本身就是思索、痛苦、尋求等等一系列深度的精神生活的結果。因此，淫浸在這樣的文化氛圍中，人們習慣於對自己提出一些深層問題。他們面前的世界是複雜的、矛盾的、需要信仰才能夠維持的。
他們感受軟弱，是因為他們思索的習慣，讓他們比生活在無神文化中人們，看到一個更為複雜和無奈的世界。
現代生活的節奏變快了，今天的許多美國年輕人並不像他們的父母那樣規律地去教堂，甚至根本不去教堂。但是，假如你問他是否信仰宗教，他們中間的絕大多數人會回答說：是的，我是信神的。他們會說他們是基督徒，或者佛教徒，甚至穆斯林。許多人簡化了教義，但是，他們至少會說：上帝就是愛，上帝就是和平。
可是，眼前的世界卻是矛盾的，充滿悖論。無論從人的歷史，還是從今天的國際社會中，都是如此。人的世界走到今天，充滿了僥倖和偶然，對於在西方文化中生活的人來說，還充滿了讓他們痛苦的心靈掙扎。他們需要信仰的力量，在人的世界面臨困境的時候，支撐起自己這樣一個渺小的個人。
在他們的眼中，從來就沒有單純的勝利。
第二次世界大戰，看上去似乎是非清楚。但是，在美國人的反省中，仍然在宗教精神的層面有著許多善惡問題，無法解決。例如太平洋戰爭，作為主要受害者的中國，對它的殘酷性有著切膚之痛。長達八年的戰爭，最後是由兩個美國原子彈結束的。這是德國和美國核競賽的結果，這是世界上最早參與核競賽的兩個國家。當時，並不是一個太平洋戰爭的問題，而是整個世界的前景就在等待這場競賽的結果。假若是由德國人搶先造出原子彈，盟軍的一切依靠常規戰爭取得的結果，都會在頃刻之間化為烏有。無法想像這個世界將會陷入怎樣的黑暗時期。在這樣的黑暗前景威脅之下，沒有人會譴責美國參與核競賽，當時慘遭日本法西斯戰爭蹂躪的中國，不可能不為原子彈的爆炸而歡呼。
五十年過去之後，有許多國家，包括日本這樣的核爆受害者，以及當年核爆導致太平洋戰爭勝利的得益者，都發出譴責美國當年使用核武器的聲音。美國確實不能再理直氣壯地、如其他國家那樣向世界作出道義宣布：我們決不率先使用核武器。因為，不可推卸的歷史責任已經逼迫美國率先參與了核競賽、率先使用了核武器。
對於美國人，這就是他們面臨的世界和現實。他們在意的並不是外部世界隨意發生的、對他們的讚揚與譴責之間的簡單切換。他們自己在宗教層面面臨的問題，從來沒有隨著外部世界的變化而時過境遷。不論處在他們具有最充足理由的激戰時刻，還是五十年後的今天，他們內心的問題都是相同的。在原子彈還處於絕密狀態的時候，這樣的心靈掙扎就發生在參與試制的科學家們中間；在核爆發生之後，參與投放的美國士兵在同樣的掙扎中尋找不到出路，導致精神崩潰；在此後的五十年中，美國人沒有把他們參與並且起了決定性作用的二戰結果，看作是一種簡單的光榮。他們更多地看到的，是這個世界的悲劇性和無奈。
二戰中日本下決心遠越太平洋襲擊珍珠港，是由於處於和平中的美國，當時不僅在言論道義、並且在行動上，都譴責和制裁了日本對亞洲國家的侵略。今天，美國受到殘酷攻擊，當年美國人為之流過血的土地上，照樣可能發出幸災樂禍的聲音。可是，這卻不是美國人關注的事情。五十年來，在更深的層面上，他們面對的是遠為困擾的問題：二戰是他們被迫以戰爭尋求和平。珍珠港襲擊只是短暫的幾小時，他們作戰的戰場始終在別國－－在歐洲、甚至遠在中國。戰場上一千六百萬個美國士兵，是他們的親人，其中有五十多萬人，大多是還沒來得及開始生活的年輕人，倒在陌生的國家，再也沒有回到自己的故土。這是一種生命喪失。同樣，戰爭是非常狀態，必然大量傷及平民和無辜。即使不提核爆炸，二戰後期的德累斯頓大轟炸，東京大轟炸，已經是史無前例的毀滅，這也是巨大的生命損失。從戰爭結束到現在，美國人一次次檢討：二戰中盟軍的某次轟炸是否完全必要。檢討的原因，正是戰爭與和平的悖論，在二戰後幾乎一刻也沒有停止地、在宗教層面折磨著美國人。由於美國在國際社會的特殊地位，他們有著必須承擔的責任，這些責任在時時迫使他們作出類似的艱難選擇。
今天遭受的攻擊，使他們發現自己再次面臨悖論的逼迫和選擇的痛苦。假如有證據確認本拉登是攻擊的幕後策劃者，假如本拉登的匿藏國拒絕罪犯引渡，也就是說，在可以用的法律程序用完以後，美國是否應該以戰爭尋求解決。保護人民的生命財產是政府的神聖職責，保衛家園、捍衛自己和親人的生命自由，是人的天賦權利。任何一個和平國家在遭受這樣不宣而戰的類戰爭攻擊之後，都自然會考慮：找出五十名罪犯後，是否還有五百名、五千名正在潛伏？是否還有第二輪、第三輪的攻擊？因此，假如優柔寡斷、不迅速將攻擊的幕後組織者繩之以法，可能很快導致新的災難。可是，假如訴諸戰爭，無疑要傷害無辜平民，這樣的傷及無辜是道德的嗎？這才是他們眼前壓倒一切的苦惱。他們承認：人的世界有自己無法走出的兩難境地。他們感到無助。他們只能走向神的面前。
美國人生活在宗教精神之中，因此，他們心中的敵人只有一個。這敵人不是某個國家，不是某個民族，不是某種宗教，不是某群人，而是聽起來似乎非常抽象的概念，美國的敵人是邪惡。只是邪惡可能在某一刻佔據了一個人、或是一個群體的心靈，使他們完全喪失人性和對別人的同情心。這種基本概念導致美國人常常同情對他們攻擊者的家屬：同情他們的親人不幸被邪惡所俘獲。這是他們在災難中聽到譏嘲的時候，能夠不抱怨的原因。相反，他們會在上帝面前為譏嘲者祈禱：祈求上帝幫助他們驅走邪惡，成為一個有同情心的善良的人。
在美國人的眼裡，整個世界和歷史，就是嚮往著和平自由的良善與邪惡的競爭。可是他們看到，僅以二戰為例，結果就充滿了偶然性，例如美國人在核競賽中先走了一步。因此，二戰的勝利結果並不使美國人就感到有理由樂觀。今天和平的美國平民遭受攻擊，讓他們又一次看到了邪惡取勝的可能。技術的發展，無限擴展了邪惡的破壞力，使得類似二戰中首次出現的核競賽問題，再次變得嚴峻而緊迫。邪惡可以無視規則、藐視生命、踐踏文明、無顧忌地摧毀一切，善卻必須在還擊的時候，仍然遵循規則，並且在可能發生的傷害面前顧慮重重。因為拋棄規則和顧慮，就是在拋棄向善的自由理念本身。因此，他們感到邪惡的強大和自己的軟弱。善必勝惡，對美國人不是科學理論推導的結論，而是信仰的結果。在他們感到軟弱的時候，他們走向神。
對於美國人來說，邪惡並不只發生在外在的世界，邪惡也一樣發生在自己的內心。因此，當憤怒發生的時候，他們的文化使他們習慣於首先反省自己的憤怒。他們感覺到，自己的這種情感反應與他們追求的平和的精神世界是衝突的，因此他們需要神的幫助，祈求上帝理解他們產生憤怒的原因，他們憤怒是因為突然失去了免於恐懼的自由。他們尋求信仰堅持的力量，這種力量，能使他們不將憤怒轉化為仇恨。因為在美國人的語言中，仇恨是邪惡的載體。
他們向上帝禱告，表達自己的憤怒，告訴失去親人和同胞的哀傷，以及自己在震驚後難以恢復心的寧靜。在信仰中，美國人渴望醫治心理的創傷，把憤怒轉化為對理念的堅持。在事件的第一天，所有的人還處於無法相信這是事實的震驚之中，我就從電子郵件裡收到了這樣的叮囑：We have to control our anger。
美國從信仰中獲取力量。
於是，他們能夠堅持在電視中提醒撫慰孩子們的家長，面對頻頻出現的嫌犯照片，一定要記得對孩子們說：不要看到的都是深膚色的面孔，就形成錯誤的偏見，以為壞人都是深膚色的人，壞人什麼樣的膚色都有。美國人不願意因為遭受攻擊，就放棄自己平等的理念。
於是，這個國家的法治根基不會變化，他們不會在調查和今後的司法審判中損害現有的程序，正是這種法治基礎保障了美國人以及生活在這裡的每個人的權利。美國人不願意因為遭受攻擊，就放棄自己的自由理念。
於是，在華盛頓的巍峨的主教堂，在由美國幾乎所有前任和現任正副總統參加的彌撒的講台上，佈道的有黑人和白人的基督教牧師，有猶太教的拉比，有穆斯林的阿訇。面對下面和電視機前所有已經瞭解攻擊者身份的美國人，這位阿訇穿著自己的傳統服裝，一開始，就唱頌了一段台下沒有人能夠聽懂的阿拉伯語的《可蘭經》。他說，伊斯蘭的神也是要求人們向善的，屠殺的人是被邪惡控制，是違反教義的。
我們住在偏遠的鄉村，這裡沒有都市裡宏偉的主教堂，但是宗教氣氛是一樣的。附近小城在攻擊事件之後，拉出的唯一一條巨大橫幅是：現在是祈禱的時候了。
因此，美國人說，邪惡摧毀了我們的樓房、殺害了我們的美國同胞，但是，他們無法摧毀我們的自由。自由是美國人的信念，是他們從神那裡獲得力量之後，堅持的一個信仰。
走出教堂，這個世界對於他們仍然是困惑的，是充滿矛盾的，但是，這是習慣於和神對話、習慣于思考自省的民眾。他們普遍而日常的深度精神生活，塑造了一種不同於我們類型的文明。他們仍然會犯錯誤，他們仍然會有無助感，但是他們的心靈掙扎是文明向前的腳步。
嚮往自由的良善，與無情襲擊文明的邪惡相比，有時顯得那麼軟弱，似乎沒有希望取勝。可是，在美國遭受攻擊之後，我們在電視裡，第一次聽到美國國歌被全世界那麼多國家的人民一起歌唱，美國國旗被全世界那麼多人高舉在手裡，看到全世界有那麼多地區在同一個時刻以不同的宗教和語言為美國祈禱和流淚，有那麼多人，用不同的語言說：Today,we are all American。
這並不意味著這些國家放棄了自己與美國的爭執，這並不意味著這些不同的文化放棄了自己的主張，這並不意味這些個人熱愛美國勝於自己的國家。這只是在邪惡和善良的較量面前，他們選擇支持善良。
我們又一次領悟，什麼是精神和信仰的力量，什麼是善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