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11月28日上午10時許，湖北省監利縣某村的村幹部一行三人出現在K市H湖邊的一個垃圾村。他們是來找本村村民催要土地承包款的。村民們對他們的態度是，「能說得來就說兩句，口袋裡有錢就給兩個，關係好的不談錢的事，就請他吃個飯」。
某村共有518戶，2384人。村裡從1991年開始有人離村外出打工，所謂打工也就是撿垃圾。現在全村共有128戶、740多人離村。他們多集中在長沙、福州、南寧、海口等省會城市。村幹部說，1996年以來，村民欠交承包款一百多萬元。各村的承包款名目都不一樣。在某村承包款中有公糧款、水費，這是國家要的錢，一分也不能少；另有鄉村提留、優撫款、民辦教師工資等。這些款項按村民的土地承包數和人頭分別收取，今年收取的標準是：按土地收每畝60元，然後再按人收每人130元，該村人均有地按1.40畝計，每畝地達230元。據說今年是國家給農民減了負，1998年每畝地的收費標準為378元。
村民們不知從什麼地方聽說， 國家規定每畝地的承包款不能超過80元，他們認為村裡收得太多。村幹部的反應是：80元？不要說村裡的事沒辦法干，就是鄉里的任務也完成不了！村幹部威脅說，如果不交要加息，月息以5%計，且人死賬不爛。
一個村民質問村幹部：村裡的地我都不種了還交什麼錢？人家城裡的工廠死火了還交什麼稅收？村幹部說：地是你的，你自己不種是交待別人種，別人不交，你就要交。
別人為什麼不交？村民說：你要讓別人交沒人願意種，種地虧錢啊！據瞭解，委託別人種地的村民一年不收取種地者的任何費用，還要為其交納承包款。
中午，沒有收到一分錢的村幹部在垃圾村開始吃飯。村幹部很有面子地開始喝酒了……
垃圾村溯源
1993年，在K市H湖畔出現了一個垃圾收購站。這個垃圾收購站據說是部隊一退伍戰士開的。他憑藉服役期間與部隊建立的良好關係，在一塊地上搭建了簡易房，隨即開始「招商」。起初，在此蓋房不需什麼成本，準備撿拾垃圾的人從工地「找」來木板油氈等物，四根木棍一支，也就有了棲身之處。這些住簡易房的人，進駐的唯一條件就是把撿來的東西要全部無條件地賣給收購站的老闆。住客都願意採用這一方式。
後來到了生意不好做的時候，有住戶為了賣個好價錢，把撿到的東西拿回到住處之前已賣給了住區外的老闆。住區內老闆自然也會有他的辦法。他開始對所有的居住人員採取一事一清的方法。劃地讓撿垃圾者住時，要收取每10平方米每月40元的地租，水電費另計。垃圾站看起來是要解體了，沒想到此舉卻給這裡帶來了一片繁榮，一些有辦法的人會以極低的價錢或免費從部隊拿來土地，將地劃整為零地出租。而此時，已嘗到撿垃圾甜頭的農民致富不忘同鄉，大規模從內地拉來親友壯大撿垃圾的隊伍。1994年，在垃圾生意最紅火時這裡出現了33個垃圾站，以每個站300人計，此處居住的人員至少有九千多人，以湖北、安微、河南和貴州四省人最多。目前，垃圾收購站裡人員雖少了很多，但「五臟」卻越發地齊全起來，還出現了學校、醫療點、牌室、小茶坊等。
這樣的社區，在K市有二十多個，人數不下三萬。這三萬人，承擔了近百萬城市居民的垃圾清理和回收工作，他們的最大功績是通過分類回收垃圾，使城市不可回收垃圾的數量降至最低點，最大限度地回收利用了可再生資源紙、玻璃、金屬、塑料等。他們為城市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也給城市帶來一定的負面影響。比如加工的泔水油和各種不衛生的劣質食品，又賣給了城裡人。他們當中有些人在揀撿垃圾時不免有順手牽羊的習慣，個別人因此還被處以治安拘留的懲罰。城市管理、衛生防疫、市容、公安等部門從來不會光顧這些地方，除非事涉刑事犯罪。所以他們和城市的聯繫是非常薄弱的，他們簡直就是一個獨立的世界。在垃圾村，他們的住所與當地人幾乎完全隔絕，這裡幾乎聽不到本地口音。同時，他們與家鄉親人來往也因相距較遠而中斷。他們與家鄉親人的聯繫主要是通過有人回鄉時帶上書信或口信，往家鄉寄信也是他們與親人聯繫的方式之一，但親人來信一般只能通過有固定地址的同鄉轉交。今年以來，他們也開始使用電話了，自然是極少數人。城市裡的變遷與他們內部的生活幾乎沒有多少關係。他們生活的主要變化，體現在垃圾內容的變化，任何流行的東西，很快就在垃圾上反映出來的了。比如印有《還珠格格》主要人物頭像的塑料盆子，就是很多家庭盛水、洗滌的好用具。透過渾濁的水，還能看到趙薇的大眼睛在盆底扑閃。各種飲料罐、彩票紙到處都有，廣告宣傳用的紅布白字橫幅，是很多家庭的門帘、床帘和遮陽用品。從這些橫幅，能清楚地看到昨天的城市發生了什麼。
收購站老闆與二地主
在H湖佔地100畝的土地上現有6個垃圾收購站，他們的經營方式無一例外是採用零進整出的方式，零進與整出之間其價格相差一倍。收購站的老闆自然比直接撿垃圾的人掙錢輕鬆且利大。要成為這樣的老闆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關鍵是要有一定的社會背景，有辦法從土地擁有者手中拿到土地，要能不管收什麼賣什麼都沒有人來管才行。在這些收購站裡，從帶著濕水泥的鋁合金門窗到火紅的公共場地使用的消防器材，從掛在市民家門口的郵政信報箱到剛掛上街頭沒兩天的廣告橫幅，應有盡有。不過，這些都是老闆們做的順手生意。他們的主要業務還是賣廢紙、廢鐵等。要保持這樣的業務，就得與收購東西的工廠老闆有良好的業務關係。當然你得有收貨的資金，每天支付給撿垃圾者1000元左右。另外，面對不時出現的地主，老闆們要有使對方「來時生氣，走時高興」的本事。
2000年11月28日上午10時，H湖收購站的黃思福老闆正抽著煙雙眼緊盯著地秤上的舊貨，一六旬老漢從一輛自行車上往秤上放著他撿來的塑料管、塑料桶。黃老闆從塑料桶中抽出一大堆塑料管，他高喊：這東西不要，沒人收。老人從桶中抽出一根管子，黃老闆又從桶裡拿出了第二根、第三根。老人無奈地笑著。黃老闆回到椅子上，靠著抽煙。老人眼不離秤。秤罷，黃老闆付出21元，老人不要，他大聲說：應該25塊錢！黃老闆說：你這人就是斤斤計較，這個桶裡這麼多泥，扣你4塊錢不應該嗎？老人不語。黃老闆得勢，他大聲地說：我是付現錢的，現在有幾個老闆能給你現錢？老人數著錢離去。黃老闆將老人從桶中撿出的塑料管又放回到舊貨堆中去。
黃老闆1954年生，中共黨員，初中畢業。1994年來K市，先在市變壓器廠任保安部部長，1996年開始當收購站的老闆。以前，他曾在監利縣荒湖農場保衛科工作，有兩房一廳的房子，用他自己的話說，別人有的我都有。後來農場情況越來越不好，就來了K市，他的大兒子是南航部隊的一個連長，收購站所在的土地就屬於南航部隊。二兒子從武漢醫科大學專科畢業，在收購站附近開錄相廳。三兒子在湖北師範大學讀書。他和老婆在垃圾村住著三間房，有電視和二手音響，有一畝地的倉庫，自稱每月只要能拿到他和老伴倆人的工資就行，具體數額3000元左右。他說，他目前的打算就是多掙錢，過一天算一天，能讓兩個兒子有工作干。他最高興的事，就是每年六．一兒童節能坐在垃圾村開辦的小學－－洪澤小學的主席台上。
楊佔軍的錢掙得最容易，能掙多少，垃圾村的人沒有一個能說得明白。他在垃圾村有一塊10畝的地，他有權出租，每10平方米月租金40塊錢。在楊的地界內有70多戶，每月他能收到5000元左右的租金。加上他收的電費，這些錢一年就是8萬多，這些錢要交給真正的地主多少？是不是他只請人家吃個飯就行，村裡人猜不出，也打聽不到。
在村裡楊是最神秘的人物。這裡的人多是湖北人，而他是河南人，村裡的人不管是開醫院的，還是開牌場的或是收購站的老闆都與垃圾打交道，唯有他和老婆從不碰垃圾，但又與他們住在一起。
每月1日，楊會拿個本子到各家轉一圈收錢。村裡的人什麼錢都想欠，但楊的錢他們從來不欠，因為在收錢的這幾天，特別是想欠錢的人多的時候，楊的家裡會有一些穿迷彩服的人來喝酒。
村裡人都算過，二地主楊佔軍在這裡收錢快六年了。六年他至少收了四五十萬地租。
工作：劉萬姣與楊紅霞
2000年11月20日上午9時，劉萬姣起床了。她住在一間八平方米的木棚小房，房內一張床，一張桌，地下鋪一分不清顏色的地氈，地氈下是泥土。劉拿臉盆離家洗理，洗理地點在一口自製的水壓井邊。在這裡用水是不要錢的。劉起床前她的老公已外出撿垃圾了，她5歲的孩子就在離她家幾米遠的地方上學前班。
洗理完了，劉去上「廁所」。所謂廁所實際上也就是地下挖的大坑加上一圈破布。劉進入廁所低著頭，因為只有這樣她才能迴避外面來回走動的男女。她說農村老家1995年就強行要在房前屋後修廁所，通自來水。在這裡生活，劉得出了城裡比農村更髒的結論。
她1971年生，1997年隨其夫彭小武來K市，自稱開始幫一飲食店洗碗，每月300元管飯。後小店關門，沒了工作。她自稱從不外出撿垃圾，鄰居聽了不高興，大聲說：「你不撿？你是偷？還是賣？」劉臉紅，不語。
目前，夫妻二人攜5歲兒子一起生活。每月收入500至600元，支出孩子在學前班的學費50元、地租40元、電費40元、廁所費5元，每天生活開支10元，基本能節余100元。
劉萬姣最大的苦惱是，家鄉的人認為他們在外面發了大財，可現在他們只能住在沒有瓦的房子裡，存摺上沒幾個錢。她現在最想的事是回家看看，可回去一趟至少要700塊錢，如果老公和兒子一起走沒個四五千塊錢不行。她說，「我們是走不成，干不好。」
可以說每個撿垃圾者的家庭都是一個加工點，他們每日工作的時間分配是「六分撿，三分分」。在這裡撿到的報紙，加工整齊可以賣到每斤四毛的好價；不加工隨手一捆，每斤只能賣一毛。同時，一些膽小者會把他們「撿」到的交通路牌燒成分不清顏色的鋁合金，把電機分解成鐵殼和銅錢。加工的目的就是多掙些錢。這些東西如不加工，收購站的老闆則會以貨物來路不明而死命地壓價。垃圾加工最見效的辦法就是將收購來的紙板等往水裡泡一下，然後再在外麵包點乾貨。不過，這種加工方法，到了收購站老闆那裡往往不會生效。老闆們會扣水份的。但加工點並沒有停止這樣的加工方法，因為不這麼做，老闆也還是要多扣秤。
楊紅霞每天都在加工各式易拉罐。她要做的工作就是將圓罐剪開變成一張B5紙大小的方鐵片，這種鐵片被工廠收購去衝壓成啤酒瓶蓋。她手中的生產工具就是一把專門用來剪鐵皮的剪刀。每剪一隻易拉罐她能得到5至7分錢。她一天能剪400只本可以掙到28元錢，可她們家每天只能撿到二三十個易拉罐。也就是她一個月只要開工兩天便可以把自家的罐子剪完。原來她還可以到別的撿垃圾者手中買些罐子來剪，可在村子裡，誰都有的是時間，再說剪罐子的活要的也只是時間。楊紅霞的手工業時下就是在等待中開始工作和結束工作的。
H湖垃圾村裡60%的人工作是在街頭巷尾撿拾垃圾，30%在撿拾的過程中也以較低的價格從居民手中收購廢品，經簡單加工後轉賣。極少部分的人在為村中提供諸如小店、學校、娛樂場的配套服務。
垃圾村小學：老師與學生
目前，在H湖垃圾村有兩所學校，一所叫甜蜜小學，一所叫洪澤小學。兩所學校共有300多名學生，其中90%以上是本村撿垃圾者的子女。在用竹子搭建的簡易校舍牆上，有一些和正規學校同樣的標語，諸如「培養現代化的四有新人」、「培養跨世紀的人才」之類。課桌板凳有的是撿來的垃圾，有的是正規中學等學校淘汰後捐贈的。
在這裡誰能從老闆手上拿到土地並有錢蓋房，誰就可以當校長。而誰能當老師全憑辦學者說了算。洪澤小學10名教師6人均稱有中師水平。3人高中畢業，其中一人據說是華中理工大學的本科生。不過，一個原本在街頭擦鞋且操皮肉生意者，目前也在甜蜜小學任教。
小學收費標準是每個學生每學期250元，學生可按月交50元。書本費學生家長按實際支付。每學期只有50%的學生家長按時交費。老師的工資每月400元至500元不等，每月還要交二百多元的房租、水電費。
洪澤小學的校長叫彭萬成，44歲，初中畢業，中共黨員。1995年曾在K市某公司打工，還是執行董事，上了8個月班就混個肚飽，沒拿到錢。1997年又到另一公司任開發部經理，10個月沒拿到錢，但有房子住。1999年7月花了5500元購買了垃圾村的小學，目前全家人都在學校。老婆在學校打雜做飯，大兒子和畢業於華南理工學院的侄子，也在這所小學教書。老彭1981年從部隊復員後，在當地鄉派出所協助民警工作。他說，8年的黨費沒白交。
洪澤小學現有學生200人，老師10人。彭萬成感到在這裡辦學校最大的好處是沒有人管，學校考不考試沒有人管，老師在課堂上講什麼沒有人管，學生不交學費也沒有人能管。老彭表示，沒人管也要把自己份內的事做好。
在垃圾村，有人叫彭萬成校長，有人叫他老師，更多的學生家長叫彭老闆，會算賬的家長知道他在村裡是收入最高的人，對他高看一眼。村裡人辦不成的一些事會找他商量一下。這不，謝頂光家的老大謝松16歲了，半大不小的，幹工吧，嫌小，讀書吧，附近的正規中學學費讓家長承受不起，而且學校根本不收垃圾村的孩子。一些家長想讓老彭辦個初中班。對此老彭嘴上不說什麼，他心裏有數，這個班不能辦。不是沒人教，也不是沒地方辦學，是辦了掙不到錢。因為這個班沒人會來。
老彭掌握的情況是，12歲至16歲的孩子在垃圾村有30多個，這些孩子聽家長話的，每天會幫他們的父母撿垃圾、分垃圾，忙得沒時間上學。不聽家長話的呢，白天睡覺打牌，到了晚上看錄相唱歌，沒事的時候小夥子還要打上一架、拿點能換錢的東西去瀟灑一下，女孩子穿得好一點就有人說她們去「賣」了。老彭說：如果班上有一個出去「賣」的女生，他這個課還怎麼上？
甜蜜小學的校長楊青龍，31歲，高中畢業。原是湖北監利縣某小學民辦教師。在老家壓力太大，學校按學生的考分評價工作，學生考分高老師獎金就高，學生考不好老師要受罰。種田要交各類費和公糧，辛苦一年要虧損。工資常拖欠，有時鄉里拿實物如煙、酒等相抵。2000年7月有朋友讓他來K市一起辦學，辦了1個月後學校倒閉，後經人介紹到目前這個學校，花了6000元將它買了下來，自己當上了校長，妻子在學校做雜工。
楊青龍最為難的是不知道怎麼對付他的學生。一次班上有個調皮的學生吹個避孕套在棚子裡玩，楊不許，學生不從，楊動了手，第二天學生沒有上課。第三天，學生出現在離他不遠的對面的洪澤小學。他的學校每月自然少了50元錢。因為學校從學前班到四年級只有50個學生，這些學生在校長眼裡是一個都不能少的。
彭繼勇今年5歲，劉萬姣的兒子，他2歲便開始在垃圾村生活， 4歲父母將他送到家對面2米遠的洪澤小學學前班上學。平時父母不在家時任其在村中玩耍。彭繼勇的同學玩的玩具都是他們自己在村子撿到的或是父母替他們從外面撿來的。這些玩具小到一個針管大到電子娛樂城裡的丟牌機。因為沒有家長會專門花錢為他們買玩具，孩子們都在撿玩具玩。有時一個孩子的玩具放在地上，一不小心就會被另一個孩子撿走。彭繼勇因為歲數小，他的玩具就經常會這樣。每次有這種情況，媽媽會大罵他，然後高喊：去搶！
目前在K市較大規模的垃圾村周圍，都有此類學校，而且還形成了激烈的競爭。這種未納入正規的學校，成了一項有利可圖的產業。但因競爭激烈，生員不足，有的學校校長便卷款潛逃，留下受騙的學生和領不到工資的教師不知如何是好。政府教育主管部門有限度地承認了少數幾家的辦學資格，大部分學校是非法的。這裡的學校曾因媒體的報導，引起了當地教育行政主管部門的關注，按慣例應一拆了之。但媒體認為：學校承擔著外來人口九年義務教育的重任，不能說拆就拆。教育行政主管部門又認定其不符合社會辦學及流動人口簡易學校的辦學條件。時間一長，媒體不再關注，這類學校就再沒有人來管了。
醫療：醫生與病人
H湖垃圾村有3家醫院、5名醫生。這裡村民們要治的病大多侷限在拉肚子、感冒和皮外傷。3家醫院合計有50多種藥。
其中一家醫院的店主兼醫生叫彭賢成，46歲，監利縣福田鄉老炸村人，18歲學醫，在村裡當過赤腳醫生。1997年開始在垃圾村開設門診，每天為10至20人看病。他說：在這裡看病首先要便宜，一瓶青黴素加12支鹽水加註射費他只收18元，而三步遠的街頭診所則沒有50元人家不讓你進門。彭賢成另一注意的要點是不能出事。他說他在這裡打了12000瓶吊水，沒死過一個人，他在垃圾村做過的最大手術，是給一個被砍傷的小青年縫了6針。這裡沒有什麼貴重的藥。但彭說：要什麼藥一個電話就能搞定，他有名片，送藥的人多的是。問到這些藥品的來源，彭醫生保證這些藥不是從醫院撿來的，他說：人家賣給我們的都是沒有開過包裝的。在垃圾村，撿來的東西村民不敢用或不敢賣的不多，撿來的藥不敢吃便是其中的一項。或許這正是村裡有3家診所的原因。
王蠟梅又開始咳嗽，大兒子的手也爛了，跟著她一起來到診所。本想自己也打瓶吊水，因口袋沒多少錢，她只讓兒子躺下，彭醫生為他包了一下手後，為他吊水。水剛開始吊，王掏出20塊錢。因上次看病還欠著錢，這次她出的錢不知是這次的還是上次的，醫生也沒問，也不敢多問。因為王蠟梅在這裡哭過一次，她說，沒錢看病自己想多撿點東西賣，結果給人家關起來了。
王蠟梅38歲，丈夫謝頂光至今無業，也不願撿垃圾，在家閑呆著。大兒子謝松16歲，小學畢業，無業。小兒子謝永波12歲，上小學五年級。她每天早晨7點出門，中午11時左右回家，沿街撿垃圾，一月自稱能收入300至400元。有時下午3時左右也出去撿。鄰居反映她經常凌晨3時出去撿垃圾，因盜竊，2000年7月被治安拘留15天。
她三年未能回老家，沒錢。她家在監利縣黃歇鎮陳湖村。有2畝田，丈夫殺豬，年收入1萬元左右。1997年9月丈夫賭博，鎮派出所要抓人，丈夫跑到K市，全家隨後跟來。她最擔心的事是大兒子謝松找不到工作，上學既無錢也沒地方上，也不願撿垃圾。現在天天在家，頭上抹足摩絲，披著西裝無所事事，在垃圾村裡轉。
娛樂：牌場、錄相、歌舞廳
在這裡，中年人娛樂的主要方式是打麻將，年輕一點的人是唱歌看錄相。這裡把打麻將的地方一律稱為牌場，把唱歌或看錄相的地方叫錄相廳。這裡有4家牌場，6家錄相廳。開這些場所的人都是在撿垃圾完成了原始積累之後，從撿拾大軍脫離出來，開始了他們的生意。在牌場，設場者以每次7元的價格在經營，每次是以打牌人上桌至離桌止。這些場子一般均有5至6張桌，每天收入在50元至100元不等。牌場能吸引到場者的原因是拾荒者家中多放不下牌桌，而且打牌人不好湊齊；加上這裡終日有眾多人集中，無形中是人們交流各類信息的中心。錄相廳則是青年們享受流行文化的地方。白天無所事事或掩面在都市勞作的人，晚上這裡成了他們展示青春的最好地方。
鄭文豪是監利縣福田鎮小河村人，41歲，是在垃圾村呆得時間最長的人。他和老婆撿了7年垃圾，到了1995年開了個牌場。牌場是只掙不虧的生意，每個月淨收入可達2000元左右。在這裡想開場子的人很多，但在70多戶人家中，只有鄭開了。鄭說，他是多年的媳婦熬成婆了，撿了這麼長時間垃圾也該找到掙錢的好門子了。
這兩年，鄭遇到了兩次麻煩，兩次都是有人打110來查他。鄭至今仍認為是有人輸了錢，找110來出氣或者是對面開牌場的老闆害他。其實，兩次打110的人是村裡的一個小學校長，校長的出發點是學生不交學費，他們的父母卻有錢打牌。校長想把牌場取締了，讓家長把欠的學費交了。
鄭遇到的兩次麻煩，並沒有對他的生意有任何影響。警察看到牌場裡的「涉賭」場面不知為什麼看一眼說了聲：「不要打了！」就走了。不過鄭遇到的最難辦的事是：除了收購站老闆，村裡有錢的人都不願打牌；而沒錢的人卻喜歡呆在牌桌上。
H湖垃圾村外側馬路邊有一排門面房，這些門面房現在有了6家錄相廳。錄相廳每天從7點半開始就放錄相，武打的片子在這裡放得最多，一些帶色的片子在晚上11點後，錄相點關著門也會放，但看的人並不多，很多人看一會就走了。因為附近有20至30元就能成交的妓女。錄相點的收費是一元錢，這錢還包括他們喝的茶水。錄相點原先也讓來人看碟唱歌，唱一首1元錢。一晚上要唱10多首歌的人很多，能拿出這麼多錢的人卻不多。唱歌的人都沒有收入，他們多數在15至20歲之間。
華麗歌廳是2000年4月開張的，每月毛收入700多元，但要扣除買歌廳設備和錄相片的錢。老闆黃文棟，29歲，大專生，他說掙不了錢，只能混個有事情做。開歌廳是體面而又好像能掙錢的事，黃的歌廳開業後不到3個月，這裡一下又開了5家，現在這5家誰的生意都不好，但誰也不願意關門。
寄生者與公益互助
垃圾村的人每月除要交地租電費外每家還要交五塊錢。收錢的理由是村里拉屎的地方是他們挖的，村裡管這筆錢叫蹲坑費。收錢的人不住在村裡，村裡人也知道這個坑不是他們挖的。最開始有人收錢時，村民不願意交，不願意交的村民事隔兩三天就會被一群20歲出頭的人打幾個嘴巴。收錢的人也是湖北人，他們說凡是有湖北人的垃圾村，這個錢都是由他們來收。村裡的人現在很理解收錢的人，他們說:這些人不幹活又要吃飯，只能靠吃大便了。
「吃大便的人」是前兩年就出現的。今年，村裡又出現了「會過生日的人」。要過生日的人會告訴村裡各色人等說：某人某時在某地過生日，請去。去時餐桌上已放著一張張百元大鈔。被請的人很自覺，儘管他們不知道誰在過生日，但如果不交錢肯定事後會要吃嘴巴的。不過，現在過生日的人少了，因為來交錢祝壽的人會把全家人都帶來大吃大喝一頓。
垃圾村經常會有一些救急的事。這不，王富雨酒喝多了，人事不省。同鄉們把他抬到醫院，但醫院收不到2000塊押金就不救。王的身上又沒有錢。
王是河南省駐馬店市楊冊鄉王寨村的村民，來K市11年了，他左腿有點拐，至今未婚，雖說他掙的錢已讓家裡蓋上6間大瓦房，可說媳婦的事就是不成。現在王能撿到的垃圾越來越少，因為撿的人多了，加上現在的人錢少了，可扔可不扔的東西不扔了。王沒事幹喜歡喝酒而且每喝必醉，這次王醉狠了點。
與王同住的另一姓王的開始在村裡兌錢，王是河南人，他只在河南同鄉中兌。在垃圾村碰到救急的事，能出力的同鄉出力，能出錢的同鄉出錢。一般情況下，同鄉中彼此不相識者多半會兌5至10元，相識的則看彼此之間的交情了。
村民們就是這樣，靠彼此兌錢或出力的辦法來對付突發事件。不過最多的事件就是得急病後要治療。
沒有終結的故事
垃圾村的人是流動的。有的回家了，有很少的人轉移到垃圾更多更新的地方，比如深圳廣州，也有的人搬出垃圾村成了半個K市市民。楊月香也是湖北監利人，今年38歲。她和丈夫五年前來海南，開始都撿垃圾，後來丈夫在一家飯館找到幫廚的活，洗菜切菜，她則成了師範學院的臨時清潔工。這個活的最大好處是能撿得學校院子裡的垃圾。更後來，她為幾家教工做清潔，每週一次，干兩三個小時，就能掙二十塊錢。後來學校辭退了臨時工，她又成了省婦幼保健院的清潔工，下班後還繼續到學校做家庭清潔。她每天至少要工作16小時，一月各項收入加起來大約有600元。過度的勞累使她看上去像50歲的人。楊月香一直沒有回過家，去年春節她下決心回去，從H湖坐汽車走到新港碼頭，就因為暈車昏迷了過去，只好打消回老家的念頭。
楊月香算是垃圾村裡的成功者。她的工作雖然比撿垃圾辛苦了許多，但掙的錢多；更重要的是，她感覺現在的工作，畢竟是個正經的工作，沒有撿垃圾那麼受氣、丟人。她如今在學校裡撿垃圾，遇見熟人就有點不好意思了，而這在以前是沒有的。類似楊月香這樣的人，將逐漸適應這個城市，建立起自己的職業信譽和人際關係網路，成為沒有城市戶口的准市民。他們現在最大的問題已經不是自己的生活和生存，而是子女的教育和出路。在這個意義上，他們和一般市民的焦慮基本同步了。
可是那些至今沒有希望從垃圾村跳出來的人，他們的未來在哪裡？畢竟，就算垃圾村能長期存在，不被拆除－－這樣的可能性是很小的，他們的前景也不容樂觀。撿垃圾的人越來越多，垃圾越來越少。中年人最大的願望是掙點錢回老家，青年人則根本不知道未來會怎麼樣。他們的出路何在？誰也不知道。而對那些學齡前兒童來說，垃圾村即使再髒再破，生活即使再艱難，他們還是在父母的呵斥責罵聲中，在遍地污泥垃圾中，歡笑，奔跑，玩耍。外面不遠處清潔美麗的城市，就是他們的希望。
讓我們回到本文開頭的場景。三個村幹部在H湖垃圾村只收到了1300元。村民們不交錢的理由之一是，同在監利縣，為什麼各村收的費用不一樣，有的只收190元，有的卻要收310元？他們希望村長和支書提供收費的具體項目和收費標準，村幹部說沒有，於是村民們拒交。晚上，失望而氣憤的兩個村幹部坐在了垃圾村的牌桌邊，和原先也是村幹部，現在在這裡撿垃圾的兩人湊成一桌打麻將。鏖戰半夜，遠道而來的村幹部輸了1800元。村幹部懊喪地罵道，「他媽的！沒有住賓館的錢了。」據村民介紹，他們三人來一趟，路費最少得3000元。現在他們收到的錢不但不夠路費，還輸了1800元。旁邊觀戰的人說，贏得太少了，反正他們輸的錢，也是從我們身上刮去的血汗。
中國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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