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的首要指標，是提高人民的生活質素，但享受到這種成果的，卻主要是沿海的省分與城市的人民，如是造成了城市與農村、沿海與內陸發展的差異，而城市大部分在沿海，內陸多的是農村，因此形成了二元的體制、兩極的矛盾。這點在人大的工作報告，與社科院的研究分析中完全表露出來。
一個正常的國家，城市與農村，本來是互補與共進的：農村供應城市農作物，而城市的新產品又賣給農村，這是分工兼合作，各展所能，各取所需，各有收穫，共創繁榮。但今日中國的農村，未能滿足城市的需要，而城市的新產品，又不能被農村吸納，只有依靠外銷，如是使中國的經濟，不能像過去一樣，有高速增長，譬如每年有百分之八甚至更高的增長，未來幾年如能有百分之七左右的增長，已是不俗的表現。這便是農村貧血、城市充血的症狀！
改革開放初期，在土地承包的基礎上，農村確曾復活過，但不久又停滯不前。過份的伐木，過密的耕種，過多的土地改變用途，使土質惡化，水災旱災頻傳，沙漠面積的增加竟佔全國土地的四分之一，形成沙災；然而法卻禁止農民的遷徙。以寧夏省為例，在某些乾旱地區，每平方公里居然住上過百名農民，比世界的標準，多出十倍以上，生計可想而知；就算在較肥沃的地區，農民除了支付稅費以外，還要繳交各類地方政府的行政費，兩者加起來，往往佔去收入的一半或以上；還有，農村的水電及供應，資訊設備，道路設施，教育質素，文娛活動，普遍不足，加上鄉鎮組織架構臃腫，加重農民負擔。
結果是內陸的農民，流向沿海，湧入城市，遭受非人的待遇，奴隸般的盤剝，被中共誣稱「盲流」，農民在城市人心目中早已被妖魔化了。北京官方舉例說，有六成以上的罪案，是由這些「盲流」所做的，今日中國的黑社會人數，據說已達一百萬。他們從來不提為什麼這些「盲流」鋌而走險。因此，農村的「盲流」，再加上沙災，已衝擊著城市。改革開放所得來的資金，不流向農村，只集中於城市，過多的資金又造成體系的臃腫與生產的過剩，甚至出現投機、炒賣、貪污的情況，而法規監察與經濟管理的系統又未能完全配合，帶來步入市場經濟以後的陣痛，雖然如此，城市人民仍看不起農村同胞。中共的戶口制是造成城鄉歧視的禍根。
這種貧血與充血，是經濟蛻變過程中的兩個極端，亦是毛澤東所謂的人民內部的一種矛盾，一邊是傳統的習俗，封建的文化，與落後的經濟，另一邊是准科學的經營、次現代的文化，與半國際的視野，由於前者是不覺醒的大多數，後者只是稍覺醒的較少數，中國很難在短期內有社會的轉變與政治的改變。
（世界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