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解題
怎麼稱呼中國？成了臺灣的一個難題。
當今世界，稱中國為中國，稱臺灣為臺灣，從來不成問題。在臺灣卻行不通。偶讀西方論著的臺灣譯本，遇到「中共」、「大陸」、「中國大陸」之類令人困惑的文字，一查原文，原來都是China，譯者就是不肯按作者原意譯為「中國」。
這回在上海APEC，臺灣記者提問，照例稱中國為「中共」，唐家璇勃然大怒，說「中共已是歷史名詞！」又一位記者改口稱「大陸」，唐又大怒，弄得記者不知如何是好。
我一九九七年到淡江大學教書，開宗明義給學生說清楚、講明白，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和中華人民共和國（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這兩個概念難以區別，我講課一貫用民主臺灣（Democratic Taiwan）和共產中國（Communist China），簡稱臺灣（Taiwan）和中國（China），全世界都不會弄錯。後來我開了一門課，就叫「臺美中三國關係研究」，理所當然臺灣放在前面。這叫國家認同，是國民的權利，也是義務，必須清楚，不容模糊。
共產中國跨進二○○一年，申辦奧運，主辦上海APEC會議，提出「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構想，加入WTO，號稱「四喜臨門」。加上美國遭到「九．一一」恐怖攻擊，身處民主臺灣而嚮往共產中國的一群政客、商人、學者及媒體操盤手，聯手造出一個「二十一世紀神話」，叫做「中國奇蹟」。他們宣揚「中國的崛起」、「美國的沒落」，「中國已取代美國成為全球發展的火車頭」，「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世紀」；臺灣再不接受「一中原則」、「九二共識」成為「中國的一部分」，就要被「邊緣化」，就「完蛋」了。某些黨派頭目把這樣一則「天方夜譚」，炒成了二○○一年臺灣選戰的主菜。
本文宗旨，即揭開臺灣版「中國神話」之面紗，一窺共產中國之真面目。
■ 二、中國是21世紀火車頭嗎？
二十世紀最後二十年，同毛澤東的封閉年代相比較，共產中國確有巨大變化，人均國民收入自二百美元增至八百美元，達到鄧小平預定目標八百至一千美元的下限。中國的發展，主要靠國內豐富的廉價人力資源同國外的資金、技術、行銷通路相結合。在中國的說法，叫「一靠老鄉，二靠老外」，或「兩頭在外」。
◆ 中國發展「一靠老鄉，二靠老外」
「一靠老鄉」，指源源不斷來自中國農村的廉價人力資源。二十年前，他（她）們是被國家捆綁在人民公社土地上失去勞動自由的農奴。鄧小平的改革開放，使他（她）們獲得了半自由，成為可以離開土地流向城鎮的「盲流」或「民工潮」。他（她）們獲得的，只是在城鎮出賣自己勞力的那一半自由，而得不到城鎮居民的身份和權利，連子女入學的自由均被剝奪。過去有人斷言，「盲流」或「民工潮」是中國動亂因素，弄不好要出陳勝、吳廣。當時我就說他（她）們不但不是動亂因素，他們是保障中國經濟持續高速發展最根本的穩定因素；他（她）們是中國發展奇蹟的創造者，正像古埃及奴隸創造出奇蹟金字塔一樣。全世界除了中國，沒有任何地方找得到如此大量、勞動工資低、勞動環境差、無工會組織、無權利和安全保障的製造業工人。他（她）們以奴工的待遇，創造出熟練工人的業績。這樣的人力資源，除了共產中國從哪裡去找？中國將不可阻擋地成為全球製造業的基地，道理就在這裡。
「二靠老外」，就是靠國外投資，以及隨外資進入中國的管理、技術、產品設計、產品國際行銷通路等等。所謂中國「磁吸現象」，就是靠老鄉吸老外，靠源源不絕來自鄉村的廉價人力資源把外國資本、技術等吸進中國。
但如果認為中國是世界最大的商品消費市場，那是神話。共產專制國家的奴工只有生產能力，沒有消費能力。趙紫陽當年提出的方針叫「兩頭在外」，即原料、產品設計、零組件、品牌等等都從國外引進，用中國廉價勞動力加工成為消費商品，全部外銷國際市場。陳雲曾批示廣東省委，廣東生產的運動鞋，不准在國內銷售，「內銷一雙，就是賣國」。這樣奇特的陳雲禁令雖已成為歷史，但共產專制制度下經濟增長創造的財富，分配給生產者的只是極小部分的事實並無改變，用陳雲的話，叫「國家拿大頭，企業拿中頭，個人拿小頭」。因此人均國民收入八百美元，國家、企業拿走了「大頭」和「中頭」，全國生產者只剩下「小頭」可分，每人每日分不到一美元，養家餬口已屬不易，哪來「全球最大消費市場」？
人力資源靠「老鄉」，資本來源、消費市場靠「老外」的中國，能成為二十一世紀引領全球發展的火車頭嗎？
顯然不能。中國人自己都不相信這種臺灣商標的中國神話。他們只說過加入WTO後中國要成為全球最大的製造工廠，倒是近乎真實。
◆ 江澤民時代發展吃毛鄧老本
中國在江澤民時代的發展，很大程度上是吃毛澤東、鄧小平時代的老本。一九九八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底亞．森（Amartya Sen）指出，中國發展的動力、巨大人力資源的形成部分應歸於毛澤東無心造成的結果。他說：「毛澤東並未認真想過中國大陸會出現繁榮的市場經濟，所以他自然也不會想到在他的領導下，社會變遷會造成這樣的結果，如識字率的提高、基本醫療及土地改革，確可以增進人類的能力，即所謂人力資本的擴張。」（Amartya Sen：《Development as Freedom》，Random House，1999。）他也指出某些社會目標如農村醫療、農村教育、嬰兒死亡率（尤其女嬰），今天在中國遭到負面衝擊。
江澤民統治共產中國十二年，把這個十三億人口大國演變成外強中乾的軍事霸權恐怖帝國。江澤民帝國有兩強兩干。
第一強如前所述，源源不絕的廉價勞動力資源吸引外國資金、技術投入的潛力強。第二強是傾國家財力購買外國武器裝備擴張軍事力量對外爭霸的慾望強。江澤民在把軍事費用上升到世界最高比例的同時，中國的教育經費下降到了世界最低比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統計資料顯示：中國教育經費僅佔GDP的百分之二點四，在全球有統計數字的一百五十三個國家中排名第一百四十五。世界發達國家教育經費平均佔GDP百分之六以上（臺灣百分之七），發展中國家平均百分之四以上。中國只有發展中國家的一半和發達國家的三分之一。軍費則相反，已上升至GDP百分之四點七，遠遠超過日本的百分之一，美國的百分之三；以絕對數字計，不及美國，與日本不相上下。美國與日本是人均國民收入三萬多美元的最富有國家，中國是人均收入僅八百美元的最貧窮國家。要收入不到人家三、四十分之一的中國窮老百姓去負擔江澤民同世界最富有國家拼「軍備競賽」，中國老百姓還能不被江澤民榨干？
所以兩干是：榨干老百姓的血汗，耗乾自然資源、生態環境。
人均八百美元在中國，已不是毛澤東時代的普遍貧窮，而是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貧富懸殊。原因就是江澤民頑固拒絕政治改革，極力推行權力市場化、權力資本化。在上海等少數中心城市及其市郊，經濟迅速發展，特權者與依附特權的少數人暴富的同時，佔人口大多數的農村經濟蕭條，農民消費下降。農民收入扣除各種苛捐雜稅、各色攤派後，往往所剩無幾甚至血本無歸，致使農民不但無法進行生產性投資，而且大量棄耕。
鄉鎮企業在權力市場化的排擠下，或倒閉，或裁員，農民非農收入急劇下降，而負擔基層政府的開銷加重。鄧小平時代國家教育經費不足時，由於農村經濟上升，基層政府和農民家庭還可以負擔得起，農村教育得以維持。今天這種局面已難以為繼。
◆ 榨干自然資源的掠奪式發展
江澤民政權掠奪式的經濟開發不但榨干了人，而且榨干了自然資源。整個中國的空氣、水、土地都遭嚴重污染，生態環境嚴重惡化。
◆ 沙漠化與沙塵暴
北京青年報二○○○年八月二十六日報導，根據衛星遙感監測顯示，中國三十一個省、市、自治區中現有水土流失面積三百六十七萬平方公里，佔國土面積三分之一以上。中國國土沙漠化面積目前正以每年二千六百平方公里的速度擴展。造成國土沙漠化的最大因素是掠奪式的耕作和對森林植被的亂砍濫伐。
國土沙漠化使空氣中沙塵量增加，導致頻繁的沙塵暴災害。今年截至五月下旬，全國已出現沙塵暴十八次，其中強暴三次，普通暴十次，揚沙五次，總日數高達四十一天。
◆ 水環境嚴重惡化
中國不但水土流失嚴重，水資源受到嚴重污染。中國國家環保總局局長解振華承認，中國七大水系三分之一不能達到使用功能，接近一半的城市河段污染嚴重。長江三峽大壩庫區、黃河小浪底庫區及其上游、松花江、豐滿水庫上游等河流嚴重污染。中國廣東省省長盧瑞華坦承，廣東水源污染嚴重，揭陽等地河水，連洗腳都不行。
◆ 江河斷流，湖泊消失
黃河從一九七二年到一九九八年的二十六年中，有二十年發生斷流，九十年代以來越來越嚴重。一九九五年斷流一百二十二天，一九九六年斷流一百三十六天，一九九七年斷流二百二十六天，一九九八年斷流一百二十二天。海河變成季節性河流。南方湖泊面積減少百分之五十，江漢湖群因圍墾消失湖泊九百八十三個，目前僅存湖泊八十三個。根據美國衛星觀察顯示，中國華北地區已有數千個湖泊消失。
◆ 水資源嚴重浪費
農業用水浪費。目前中國農業灌溉年用水量達四千億立方米，佔全國總用水量的百分之七十。世界上大部分國家農業灌溉用水利用係數已達○．七－－○．八。中國僅達○．四，用水量是國外的兩倍。
工業用水浪費。目前中國工業萬元產值用水量為一百○三立方米，是發達國家的十至二十倍！水的重複利用率為百分之四十，而發達國家為百分之七十五－－八十五。
生活用水浪費。中國城市生活用水的五分之一是由於水管網的跑、冒、滴、漏以及種種浪費而白白流掉。
◆ 礦產資源破壞
中國煤炭、金屬等各種礦產的胡亂開採，導致礦產資源嚴重破壞。礦井崩坍、爆炸、水淹等災難事故不斷發生。礦工收入低微，生命安全毫無保障。截至八月底，今年僅煤礦災難事故死亡人數已達三千二百人。每年中國礦工死於非命者遠遠超過恐怖份子攻擊紐約世貿大樓的死亡人數。而礦工一天賣命所得僅一．二美元（十元人民幣）。
江澤民帝國就是這樣用榨干自然和人的生命來增長黨國財富的。
■ 三、權力轉移能終結恐怖制度嗎？
江澤民政權是在軍事暴力鎮壓憲政民主運動的血泊中誕生的。江澤民也只能靠軍事暴力（「槍桿子」）和意識形態暴力（「筆桿子」）來維持他的政權；倚仗國家恐怖主義手段，消滅政治、文化、宗教等一切領域可能挑戰共產黨恐怖統治的自由主義力量於「萌芽狀態」。
今天的問題是：共產中國正面臨也許是歷史上最重要的一次權力轉移，從「第三代核心」江澤民向「第四代核心」胡錦濤的權力轉移。自蘇聯－－東歐共產帝國解體以來，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已席捲全球直至亞洲的蒙古和臺灣。世界上除了金正日、卡斯特羅等幾個專制小王朝外，中國已成為全球最後一個共產軍事霸權帝國。中國人民能否終結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三個帝國的專制恐怖制度走上人類普遍遵循的自由民主之路，決定性的選擇就在這未來十年。
◆ 年輕的三朝元老
胡錦濤一九四二年十二月生於上海，現年五十九歲。五十九歲不算年輕人了，但作為參與胡耀邦、趙紫陽、江澤民三朝統治的「元老」，則算得上年紀尚輕、資格已老的一個。如果把胡錦濤的經歷同江澤民做個比較，可以看出他們擔任中央和地方領導職務的經歷是齊頭併進的。江澤民雖比胡錦濤年長十六歲之多，但在一九八○年前，擔任的都是技術性的業務工作和基層的分廠廠長、研究所副所長之類職務。一九八○年後江澤民開始擔任部一級的國家進出口管理委員會副主任和電子工業部副部長，那時胡錦濤已從甘肅省建設委員會副主任、共青團甘肅省委書記調任共青團中央書記了。一九八五年江澤民調任上海市長時，胡錦濤也由共青團中央第一書記調任貴州省委書記。兩人都從中共十二屆中央委員會開始，連任十二、十三、十四、十五歷屆中央委員至今。
胡錦濤是鄧小平「欽定」的中共「第四代接班人」，四十九歲就被選進中共十四屆中央委員會擔任政治局常委兼書記處書記。鄧小平批評毛澤東生前指定自己的接班人是「封建主義做法」，他自己卻連死後接班人的接班人都預先指定，遠遠超過毛澤東和中國歷代皇帝，卻讓江澤民失去了自己選擇接班人的機會。
◆ 挑戰者與合作者
有人斷言中共十六大接班人之爭劇烈，指名曾慶紅是胡錦濤的挑戰者，而且江澤民屬意曾慶紅而非胡錦濤。但我看江澤民即使有心支持曾慶紅挑戰也未必挑得動。
一是資歷不能服人。曾慶紅雖比胡錦濤大三歲（一九三九年七月生），但大學畢業（一九六三）後就靠父母（曾山、鄧六金）關係當了余秋里秘書，一當就是十九年。一九八二年餘秋裡退休，才介紹他去海洋石油公司當了個副經理。後來還是靠父母關係調到上海，才成為江澤民的親信。他為江澤民立的最大功勞，是向江報告上海《世界經濟導報》報導胡耀邦逝世座談會事件，派工作組停刊整頓。江澤民為此受趙紫陽批評想改正時，曾慶紅又從太子黨小道得悉鄧小平要罷黜趙紫陽，讓江頂住。江因此被認為立場堅定成為「第三代核心」。江澤民為報答曾慶紅，任命他為中辦副主任，後又調走溫家寶，任命曾慶紅為中辦主任。但曾慶紅直到鄧小平去世後的中共十五大才進入中央委員會。雖然江澤民破格提他為政治局候補委員和書記處書記，又讓他當執掌領導幹部任免大權的中央組織部長，但比歷任四屆中委的胡錦濤還差一大截。
二是太子黨身份不得人心。曾慶紅的政治局候補委員身份，謝非（政治局委員）去世後就該遞補，但兩次中央全會均未補上。中共十六大江澤民退下，為給江面子曾慶紅應能進入政治局常委會，但絕無可能如海外太子黨支持者所期待，「江澤民有一個長遠計畫，讓曾慶紅在中共十六大江澤民卸職時接班。」
與胡錦濤資歷、能力大致相當的，還有另一位年輕的三朝元老溫家寶。溫家寶與胡錦濤同年（一九四二年九月生），也同胡錦濤一樣曾在甘肅工作過。胡耀邦時期溫家寶擔任中共中伊公廳主任（一九八六年），中共十三大當選中央委員、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一九八七）。一九八八年兼任中央直屬機關工作委員會書記（趙紫陽時期）。中共十四大繼續當選中央委員，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現任國務院常務副總理、政治局委員。溫家寶很有可能在中共十六大進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二○○三年全國人大換屆時接替朱□基成為下屆國務院總理。
中共十五屆中央委員會政治局常委中，除胡錦濤外，唯一到中共十六大時（二○○二）未滿七十歲的是李瑞環（一九三四年九月生）。李瑞環同江澤民、胡錦濤一樣，是中央第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屆中央委員會委員，也是胡耀邦、趙紫陽、江澤民三朝元老。他可能繼續成為胡錦濤的第四朝元老。
如果李瑞環留任中共第十六屆中央政治局常委，可能的職務是李鵬二○○三年退休時任全國人大委員長。從而形成胡（錦濤）、李（瑞環）、溫（家寶）體制。李、溫將是胡錦濤的合作者而非挑戰者。
這個胡、李、溫體制均為中共三朝元老，無派系色彩，也無太子黨色彩，有改革開放色彩，較能獲得多數認同。曾慶紅即使有江澤民支持，挑戰胡、李、溫體制並不容易，恐怕只能尋求妥協。
◆ 中共如拒演變將陷孤立
當胡錦濤、李瑞環、溫家寶體制主導中國政局之時，共產中國的內外條件已與江澤民、李鵬、朱□基體制時代大不相同。蔣經國當年的名言「時代在變，環境在變，潮流也在變」，如今落到了胡錦濤的身上。
◆ 時代在變
在共產中國發生天安門大屠殺，接著蘇聯－－東歐共產帝國分崩離析的那個年代已經過去。現在是美、俄聯合，全球自由民主力量一致對抗恐怖組織與恐怖政權的時代。共產中國恐怖政權如果拒絕演變，將日益陷於孤立。
◆ 環境在變
共產中國的外部環境和內部環境在進入二十一世紀之際都發生了重大變化。
外部環境方面，江澤民的幸運是遇到克林頓當美國總統、葉利欽當俄國總統，讓他有機會運作聯美壓臺、聯俄制美。葉利欽和克林頓成了江澤民的兩根國際支柱，他們同他結成「戰略夥伴」。葉利欽源源不斷賣給他現代軍事裝備、現代軍事科技。克林頓同他併肩在天安門檢閱共產中國陸、海、空三軍儀仗隊。
現在美國換了布希，俄國換了普京，共產中國外部環境變了。紐約「九．一一」遭恐怖攻擊後，江澤民一面假惺惺給布希總統打電話表示支持反恐怖，一面又想趁火打劫，提出同時要反所謂「分離主義」（即武力鎮壓西藏、新疆和武力威脅臺灣），要在APEC上海會議上撈一把。結果一點兒也沒有撈到。布希在上海記者會上明確表示不得把恐怖攻擊同少數民族獨立運動混為一談。布希同普京在上海會談後發表的聯合聲明，標誌美俄合作關係已超越克林頓時代的美中合作與中俄合作。
內部環境方面，共產黨軍事獨裁統治下的權力市場化、權力資本化導致黨政軍官員的貪瀆腐敗和共產黨恐怖統治強加於全國大多數人民的不自由、不平等，已遭到工人、農民、知識份子的普遍不滿，江澤民靠「槍桿子」（軍事暴力）、「筆桿子」（意識形態暴力）消滅自由民主因素於「萌芽狀態」的法西斯統治已經延續了十二年。這種經濟開放、政治封閉的緊張狀態，已無法再繼續下去了。
胡錦濤接掌政權之後，胡耀邦、趙紫陽時代早已提出，卻被「六四」屠刀消滅於「萌芽狀態」的中國政治改革課題，將不可避免地提到「第四代核心」的面前。
◆ 潮流在變
「六四」屠殺之後，中國的自由民主力量被殘酷鎮壓，或被關進監獄，或被迫逃亡國外。中共當局和一群奴才知識份子興起了一股反民主反自由反人權的民族霸權主義濁流。他們把自由、民主、人權統統貼上「西方」、「美國」的封條，流行的口號是向自由說「不」，向民主說「不」，向人權說「不」，向美國說「不」，向民主臺灣說「不」。
「九一一」後，這股民族霸權主義濁流又蠢蠢欲動。當這群奴才知識份子幸災樂禍地為恐怖份子攻擊美國拍手叫好時，立刻遭到自由知識份子的痛擊。
九月十二日與十四日，中國自由知識份子，包括著名的作家、文學評論家、詩人、學者、教授、哲學家、法學家、書店經理、共青團書記，連續發出致布希和美國人民公開信。他們宣布：
「今夜，我們是美國人。」
信中指出，反恐怖是無條件的，絕對的，超越文明差異，超越膚色、種族、意識形態。信中譴責一部分人的幸災樂禍，呼籲教育、宣傳、新聞部門進行反省，並作出改革。
如此理性的聲音已很久未在中國出現，連江澤民也不敢把他們「消滅於萌芽狀態」。
這說明潮流在變。自由主義、人道主義潮流擊退民族霸權主義濁流的新時代將在中國來臨。
◆ 第四代核心不容逃避的選擇
中共第四代核心將如何迎接中國歷史的新的轉折？
首先，第四代核心胡錦濤、李瑞環、溫家寶沒有揹負「六四」屠殺的血包袱。
第三代核心的主要人物江澤民、李鵬抗拒政治改革的深層心理因素，就是怕「六四」翻案。一個心驚膽戰怕下臺，一個毛骨悚然怕審判。第四代核心沒有這個包袱。一九八九年胡錦濤在西藏，李瑞環在天津。溫家寶那時在北京，擔任中伊公廳主任，戒嚴前（五月十七日）還陪趙紫陽去天安門看望學生，有照片為證，當時沒有人料到他還可能升任國務院總理。
其次，他們既是三朝元老，就無需抱緊江澤民的「凡是」不放。他們可以拿出鄧小平早期的，胡耀邦、趙紫陽的政治改革言論和規劃，重新起步。
其三，唯一的阻力可能是曾慶紅，他是江澤民一朝紅人，最需要抱緊江澤民的「凡是」不放。但他即使進入中共十六大中央政治局常委，他也是少數派，位置在胡、李、溫之後，寡不敵眾。他在全黨的支持者，也只是利害相同的太子派，掀不起多大風浪。海外對曾慶紅及其在黨、政、軍的影響力估計過高。
總之，在內部與外部壓力下，迫使中共第四代核心效法蔣經國在一九八六年的臺灣，跨出「政治革新」的第一步，終結中國的共產恐怖制度，恐怕是不容逃避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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