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條人命的背後

發表:2001-11-30 1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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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監利縣,因一位鄉黨委書記給朱鎔基總理寫信,為農民請命,而聞名一時。當事人李昌平因此而丟官卸任,南下廣東。在當地轟轟烈烈的整改運動大報「監利經驗」的同時,三個月內,有四位農民因不堪稅費的重壓和幹部的暴力壓榨,在鄉鎮政府的大門前含恨自殺。一個中央、省領導特別關注的地方,竟然在三個月內死了四條人命,農民究竟面臨著什麼樣的處境?一個中央級大報的記者為此寫的內參,可以回答這個疑問。

一、幹部作風惡劣是直接原因;

據瞭解,監利縣動不動就是關、押、打、罰農民是從1989年開始的,發源於當時的城郊鄉。鄉政府有一個「黑屋」,各個管理區都有一班「打手」,名曰打擊抗糧抗款的壞分子的「糾察隊」,直屬鄉主要領導的指揮,備有橡皮棍、電棍、手銬等警具。

雖然城郊鄉的「小黑屋」在上級人大和檢察機關的干預下撤除,但沒有一個幹部因此受到處分,相反城郊鄉領導還榮升了。在這樣的情況下,全縣的「小黑屋」如雨後春筍般發展起來,幾乎個個鄉各個管理區都有了,甚至有的村裡也搞「小黑屋」。一個「小黑屋」就是一個監獄。在監利蹲過「小黑屋」的農民每年都數以萬計。

在監利,讓農民下跪是經常的事,監利縣有位幹部曾經有段「精彩」的講話:「有很多農民來告狀,說幹部讓他們下了跪,我說,你們父母親要你們下跪為什麼不來告狀?『巫婆』讓你們下跪你們怎麼就乖乖的下跪,為什麼共產黨要你們下跪你們就有意見?」

在監利,給共產黨下跪的農民數以萬計。十多年來,監利干群關係日益惡化。每年都有數百起農民和幹部暴力對抗事件。農民作為一個弱者,面對幹部粗暴的「管制」,往往選擇死來抗爭,或無力抗爭就整死了。

二、縣委書記榮升和李昌平出走是間接原因。

李昌平於3月8日給中央領導寫信後,反映「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等一系列突出問題,中央領導於3月22日作出批示,於3月底4月初派出調查組深入農村調查,其間,監利縣委書記揚道州於4月中旬榮升荊州市副市長,6月湖北省委作出決定,揚道州同志重新返回監利縣委書記崗位--「擦屁股」。但僅二個月後,楊道州就回到了副市長的崗位,且主管農村、農業、農民負擔工作,而李昌平卻背井離鄉下海打工去了。這讓農民既傷心又絕望。

三、債務危機是經濟原因。

監利縣鄉區村級債務約10億元,其中村級約5.5億元,鄉區級約3億元,縣級約1.5個億。並且大量的債都是幹部經手借的,一大半屬於高利貸。有的是自己的錢,有的是朋友的錢,監利縣每年支付利息約2億元,而全縣合理的農民負擔才1.5億元左右。每到收款的季節,鄉村幹部就拚命收錢償還自已經手的債務,財政收入自然成了一組空數據。棋盤鄉1999年中稻晚入庫時,農民實際交糧款800多萬元,財政只入庫45萬元,收起來的錢鄉村幹部截留還了自已經手的高利貸的利息。

縣裡領導,對下面幹部收錢截留還債不明底細,以為農民真的抗糧抗款不交,真的有很多故意和共產黨作對的壞分子。出於財政的壓力,對於鄉村幹部亂罰款、亂加息、亂關人、亂打人的做法便採取了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態度。

在國家、集體、農民和債主四方關係中,國家、集體、債主的利益是一致的,因為代表國家和集體同農民打交道的幹部就是債主。幹部們打著為國家、為集體收稅的幌子,實際上幹的是為自已收高利貸的勾當。監利的干群關係已經越來越像「黃世仁與楊白勞」的關係了。

四、「黑政」化是政治原因

中央三令五申減輕農民負擔,但實際上是農民負擔逐年加重,監利縣1997-1999三年農民負擔都在3.6億元以上,其中合理的負擔只有一半,干群關係越來越緊張。地方政府為了維護幹部特權階層的利益,不可能減輕農民負擔,但面對群眾日益對立的情緒和中央三令五申,縣鄉政府主要官員又不敢「以身試法」。於是帶有黑社會性質的流氓團體就有了用武之地,由一兩個幹部和一幫流氓地痞組成的小分隊橫行鄉村,「管束」農民,欺壓農民,只要不出人命案,告狀是不起作用的,出了人命案,如果上面追責任,縣鄉領導往往會既唱紅臉--假裝從嚴處理責任人,又唱花臉--用錢把事情擺平。

黑社會性質的流氓,在同政府的「合作」中,既得到經濟利益,又擴大了自已的勢力範圍,這是地方流氓勢力求之不得的。如果這種「黑政」任其發展,將會有更多的老百姓死於非命,會使農村社會變得非常黑暗。

五、農民的貧困化和非人格化是社會原因。

由於農產品價格持續走低,農民負擔居高不下,再加上農民非農業領域就業空間越來越窄,在非農領域獲取報酬呈下降趨勢,所以農民越來越貧困了。

在監利,一個農戶種15畝地的收入不超過800元,這是田種得很好的農戶,一般的農戶種田沒有利潤,有的還虧本。這種情況已經持續了四年,而農民的負擔卻居高不下,每畝都在200元左右,教育收費也很高,小學生每年收費600元左右,初中生1500元左右,農民生了病根本看不起醫生,甚至用不起電,貧困使很多農民失去生活的信心。

很多農民外出打工情況也非常糟糕,他(她)們每天要工作12-15小時,還經常遭到工頭的打罵和欺詐,打工的生活是很艱辛的,酸楚的。

在農民貧困化情況下,貧民渴望能得到社會和政府對他們予以扶助,能得到人間的溫暖。但是,這些年來,幹部粗暴的作風,動不動就對貧困的老百姓關、打、罰款、罰跪,貧困的農民失去了做人的最起碼的尊嚴。遭遇過非人待遇的貧困農民自尊心受到極大的打擊,往往產生厭世心裏,選擇死來對抗「黑政」。

記者在這裡所說的是監利,但同樣甚至更為嚴重的情況在中原地帶的農村是不是普遍存在呢?農民的活路究竟在哪裡?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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