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文的「民族」當指中華民族，「國人」當指中國人民。劉先生指責「國人仍然像完全需要成年人照顧的嬰兒，只會等待明主的出現。難道國人真的就長不大，永遠人格殘疾和弱智，宿命般地只配跪著祈求和接受皇恩?!」「國人……靈魂上的長跪不起更甚於古人！」劉先生作此指責的理由是：國人「只會等待明主的出現」，「官方語言灌輸被奴化的頭腦」，「救世主意識導致奴性生存方式」以及「把政改希望寄託於執政者」。
「六四」令很多人對中共幻想破滅
筆者認為劉先生的指責與事實不符。中國人民在中共血腥的極權統治下，逐漸認識清楚了中共是以黨官為中心的特權階級的代表。這個特權階級憑藉手中的權力向全中國人民巧取豪奪、搜刮殆盡，還威逼人民俯首貼耳、向之歌功頌德。六四運動中，市民踴躍捐錢捐物、送茶送水，即反映了人民已認識到中共反人民的本質，並以行動來反對它。
但是，許多人對中共的本質的認識還不夠深刻、不夠徹底，對中共及開明派仍有幻想。中共的坦克與機槍使其反動本質暴露無遺，也令這一些人對中共的幻想徹底破滅。
然而，在當時，中國的老百姓並沒有清晰地認識到什麼是中國的出路。即使中國的民主運動的一些積極份子也不是完全清楚。
人民的鬥爭會不斷壯大發展
六四後，老百姓，包括一些清醒的知識份子，無時無刻不在反抗中共。而且，公開一套、背後一套本身也是一種反抗。目前，在中國，每年成千上萬宗靜坐、請願、抗爭，甚至有時暴力的反抗，反映了人民不斷的覺醒。這種反抗正在不斷壯大，對中共的統治造成越來越大的威脅。因為中共的新聞封鎖，人們不能對這些反抗鬥爭有詳細的瞭解。但是，從中共強化它對人民的鎮壓，人們能估計到反抗鬥爭的發展。誠然，目前的反抗鬥爭主要是經濟鬥爭。但是，人民在鬥爭中會得到鍛練，受到教育。鬥爭一定會向高級階段發展。可以預見，中國的民主運動一定會慢慢地走出低谷，進入新的高潮。
劉先生也無視臺灣民主化成功的事實。臺灣人民不是中華民族的一部分嗎？不也是從不自覺到自覺進而爭到了民主嗎？怎麼可以詛咒中國人民與中華民族是「只配跪著接受皇恩的民族」呢！
筆者認為走向民主是中國人民、中華民族的主流。消極的現象是有的，但是並不是主流。中華民族絕對不是「只配跪著接受皇恩的民族」，任何民族都不是「只配跪著接受皇恩的民族」！差異只是歷史發展的先後不同而已。
從事民運者探討各種方略
對中國的出路有各種不同的想法是不可避免的。幾千年的封建統治，資本主義五十年前在中國只處於萌芽狀態，資本主義的重要思想沒有在中國廣泛傳播，中共取得統治權後，終止了資本主義在大陸的發展。五十年中共的封建專制極權統治和唯心主義的宣傳灌輸，不能不對人們的思想有所影響。而且，很少中國人在民主自由法治的環境中生活過，對人權民主自由法治沒有感性的認識。因此，有各種各樣的想法是必然的，無可指責的。前蘇聯與東歐共黨政權垮臺以及臺灣政權民主轉移的各種情況，不能不使中國人民及從事民運的人士多所考慮，吸取其中的經驗教訓。對各種可能的方略的探討是正常和必要的。有的方略也會對中共的開明派和中共的內
部分裂有所期待，不能就此認為國人是在等待「救世主」或「明主」，或把「政改希望寄託於執政者」，便以指責與詛咒來充作回答。
當然，有江澤民這樣的主子鼓吹「西方議會民主會使中國十二億人民吃不飽，將會天下大亂」，也必然會有為虎作倀的無恥文人宣揚「中共下臺，天下大亂；中共在位，美好無限」。對他們這些謬論必須予以揭穿，徹底批判。但是，這種批判必須根據事實和講道理，而不能用謾罵與詛咒作為武器。否則，何以服眾，何以使敵方無還手之力。
把民主化所需時間想得長些
先進的思想必須由先覺悟者傳播給大眾。正因為如此，才需要他們做大量的艱難的工作，把人權民主自由法治的先進思想在國人中傳播，讓民眾確認民主自由是中國的出路與方向。民運人士還應制定正確的在低潮時期民主運動的方針，準備條件，在條件成熟時在中國實現民主。寧把中國民主化需要的時間想得長些，困難想得多些。劉先生對人民的這種指責是對民主運動沒有信心的表現，是有百害而無一利的。
劉先生對中華民族及中國人民的指責似乎言過其實。他以為自己比大眾高明。大眾只是群氓，未能響應他的拯救，而使他成了一個一籌莫展、無可奈何的「救世主」。如果劉先生以中國的民主化為己任，希望他能把自己當作國人的一分子，與國人一起，探求切實有效的方略，堅持不懈，推進中國的民主化。
<<爭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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