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再復，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客座教授，曾任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長。這是他與同為文學教授的女兒劉劍梅合寫的專欄，共同探索人文世界。
小梅：
今天想跟你談一個思索很久的新概念「第三空間」。知識份子的本性應是中立的。站在價值中立的立場進行精神創造，以無私的態度批評社會的缺陷和自身的缺陷，這應是知識份子的天然特點。然而，在中國的現代史上，由於社會矛盾的激化，一直形成「國共兩黨」以及「左翼與右翼」、「革命與反革命」兩大營壘的對峙。一九四九年新政權建立後，又有「兩個階級、兩條路線鬥爭」。結果，除了一部分知識份子屬於黨派中人而樂在其中之外，其他知識份子則常常惶惶不可終日。
金庸小說《鹿鼎記》給中國貢獻了一個「韋小寶」。韋小寶就生活在政府（宮廷）與反政府（天地會）中間。這個中間，實際上只是難以存身的小夾縫。要在夾縫中生存下來，就得使出全部生存技巧。這部喜劇的背後是大悲劇：韋小寶沒有自立自主的生活空間。韋小寶的生存狀態正是中國現代知識份子的生存狀態，僥倖的像韋小寶，不幸的則像阿Q，革命派得勢時「不准革命」，反革命派得勢時則要他的腦袋。
受激進政治的影響，在現代文化史上，作家詩人也不能不進入某一陣營。二三十年代，左翼文化與右翼文化兩大集團對峙，周作人、林語堂等想置身於營壘之外「談龍說虎」和抒寫「性靈」，立即遭到魯迅等人批評，當時還有一些知識份子（如杜衡）想當「第三種人」，走「第三條路」，魯迅更覺得可笑。儘管我崇敬魯迅，但在這裡卻要批評魯迅不夠寬容：不給知識份子同行留下超越兩極的存身之地──第三空間。
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看到批判「逍遙派」（即不參加任何派別），心裏就發顫。那些年我老是想起《水滸傳》中的盧俊義。他是「河北三絕」之一，著名紳士，並非朝廷勢力，也非造反營壘中人，本來活得好好的，但梁山好漢因為「替天行道」的需要，非要逼他上山不可。他不想上，他們就不擇手段地「逼」，強制他入夥。無論是「匪」還是「官」，都不給盧俊義以自由的生存空間。文化革命中，對立的山頭都要知識份子上山「入夥」，不入我的「紅名單」，便上「黑名單」。
所謂第三空間，就是個人空間。更具體地說，就是在社會產生政治兩極對立時，兩極以外留給個人自由活動的生存空間。周作人所開闢的「自己的園地」，就是這種個人空間，也可稱作私人空間。尊重人權首先就應確認這種私人空間存在的權利和不可侵犯的權利。第三空間除了私人空間外，還包括社會中具有個人自由的公眾空間，如價值中立的報刊、學校、教堂、論壇等。中國古代知識份子大體上還是擁有隱逸的自由空間，所以才有漢代的商山四皓、晉代的竹林七賢、南北朝的蓮社十八高賢、唐代的竹溪六逸、宋代的南山三友、明代的曹溪五隱等隱士的立足之所。隱士倘若出山，有的也入仕（為官，如諸葛亮）、入夥（當造反謀士，如吳用），但許多則成為自由主義者和「第三種人」。四九年之前，儘管已開始批判「第三種人」，但作為「第三種人」的民主個人主義者還有生存的可能性，到了四九年以後這種人則全被消滅。第三種人的消滅意味吁第三空間的消亡。兩個階級、兩條路線的政治抉擇無時不在、無處不在，知識者既沒有隱逸的私人空間，也沒有自由講話、自由參與社會的公眾空間。
文化革命結束後，知識份子爭取自由的權利，正是爭取「第三空間」的權利。有不受政治干預的個人空間才有自由。二十年來雖說「第三空間」實際上正在悄悄生長，但人們並沒有意識到「第三空間」是何等重要。反之，無論在國內還是在海外，許多人仍以為知識份子非附上某張「皮」、非依附於某一政治集團不可。敵我分明，或入官，或入夥，或扛政府大旗，或上民運戰車，二者必居其一。倘若獨立，就兩面不討好。李澤厚和我合著《告別革命》，強調知識份子應擺脫兩極思路，應有超越兩極的中性立場，既不當政府的馴服工具，也不當反對派集體意志的玩偶，而應在自己精神空間裡進行價值創造，尋求自由自立的第三空間，也希望社會尊重這一空間。然而《告別革命》出版後卻遭到兩面的強烈批評，這時才明白爭取第三空間十分艱難，也才明白，自由正是從社會文化的絕對兩極結構之處開始消失。今天向你訴說「第三空間」的概念，也算是對自由的一種憧憬。也許又要落入你所說的「渺茫」之中。
爸爸於香港
(亞洲週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