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遲到的公正不是公正，遲到的正義等於無正義。」海南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曾浩榮如是說。他是在全省法院院長的會議上說這句話的。由此推斷，至少在海南，「遲到的公正」與「遲到的正義」恐非極個別（見《雜文報》2001年6月26日第1307期3版）。由此看來，上文的「有法律為他主持公道」很值得懷疑：首先，人們會問：冤案是怎樣產生的？文章說，就在張家清被作為「犯罪嫌疑人」抓進縣公安局的7天後，其妻李雪芳被叫去探監。「張家清一見李雪芳，便聲淚俱下地跪下磕頭：『雪芳啊，他們打我，連續審我4天4夜，逼我承認干了強姦殺人的事，不承認就打，我只好承認了。』」──又是屈打成招！
接著，人們會問：張家清是不是原來就有病，或者七老八十了，怎麼5年的冤獄就使他變成了廢人？這個問題，報導中沒說。我們只知道，1992年8月張家清被抓時是39歲；1997年11月無罪釋放時也才44歲。無論「進去時」、還是「出來時」，他都屬於「年富力強」呢。雖然文中稱其「矮小瘦弱」，卻未說他有病──設若當真有病，不是還有「保外就醫」一條嗎？
那麼，張家清一家究竟為這一冤案付出了多大代價呢？他們一家5口，夫婦2人，下面還有3個未成年的子女。丈夫坐牢，妻子為替他申冤，賣掉了黃牛，拋荒了田地，還借了債，幸虧遇上一個好心的律師慶愛群替她義務打官司，5年的申冤才有了結果。3個子女要生存，怎麼辦？做娘的只有靠討飯來養活他們了。張家清出獄時，李雪芳已經背上了1萬多元的債。大女兒已經14歲，最小的也9歲了，還都沒能上學──我們的9年制「義務」教育跑哪去了？
張家清出獄後，慶愛群律師再次援助他們，替他們打一場索賠官司。去年年底，官司雖然打贏了，可是現在已是今年7月底了，仍然沒有真正獲得一分錢的賠償。債要還，人要活，已經不能幹任何活兒的張家清怎麼辦？1998年，他只有告別妻子兒女，到江蘇討飯去了。李雪芳也討飯，是在家門口討。或許，《八小時以外》這份頗有影響的雜誌登載了這篇報導，造成了一定的影響，「有關方面」要認真考慮如何使其應得的賠償真正到位了。但如果沒有這篇報導，張家清能不能真正拿到這筆賠償？
最後，人們或許會問：如果法律真正主持了公道，那冤案的製造者要不要受到法律的制裁？我只能說：不知道，因為報導中沒提。估計沒有，如果真的制裁了冤案的製造者，估計作者不會漏過。當然，我們有的是「批評」呀、「檢查」呀、「處分」呀之類的善後措施，總算是個「說法」嘛。
我這個人好假設，讀了這篇報導後便想：假設張家清沒有一個討飯的妻子替他拚命申冤，假設李雪芳沒有碰上一個好心的律師替她打官司，張家清會不會含冤赴黃泉？會不會有還李家清、王家清等人被冤殺了或仍被關在牢裡？又假設，即使是真正的罪犯，關了幾年後就變成了廢人，這種現象正常不正常？要不要痛加改變？
「三個代表」中有一條，就是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愚以為，「最廣大人民」是由張家清、李雪芳等一個個活生生的個體組合而成的。那麼今天，當「張家清」、「李雪芳」等人的根本利益受到嚴重侵犯時，我們是不是該考慮、考慮，如何才能真正代表他們呢？
遲到的「公道」畢竟比缺席的公道強。張家清雖然傾家蕩產，終成廢人，畢竟撿回了一條命。然而，如果我們聽任這種「遲到」現象氾濫而不痛加改變，那麼，「公道」就要永遠被框在引號之中了。(瀋淦/民主論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