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1月9日,澳洲斯威本科技大学名誉教授费约翰受邀在台湾师范大学进行演讲。
洗刷“百年耻辱”,是中共近年来在官方媒体或外交场合屡屡提出的历史/政治论述。原本通常“百年国耻”或“百年耻辱”指涉的是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及其后一系列的西方列强入侵,到1945年中日战争结束,或者说1949年中共建政,毛泽东宣称“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为止。然而,令人好奇的是,为何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中共的领导下被宣传已经走向“大国崛起”许久的今天,属于中华民族的“百年耻辱”非但没有褪去,反倒是被一再提起?究竟“百年国耻”何时才能被洗刷干净?
昨(9)日,西方学术界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澳洲斯威本科技大学(Swinburne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Australia)名誉教授费约翰(Professor John Fitzgerald),以“历史上国共两党对民族耻辱的不同看法”为讲题,在台湾师范大学进行演讲。费约翰教授著作等身且获奖无数,是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Australian Academy of the Humanities)前主席、院士。其研究主要关注在中国历史上的民族主义、共产主义、海外华人,和中国在海外的影响力。
做为“2023民国史讲座”第四场,这场由台湾的民国历史文化学社、中正文教基金会、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所共同主办的讲座座无虚席,除了学者、教授,也吸引了许多青年学人到场聆听,并激起了热烈讨论。
2023年11月9日,费约翰讲述“历史上国共两党对民族耻辱的不同看法”,由民国历史文化学社社长吕芳上做开场引言。
历史学的眼光
所谓“历史”,理想中也许是客观上过去发生过的一切行动或事件,但一旦它被形诸文字,就无可避免地经过人的主观选择、裁剪及诠释,而形成所谓的历史叙事。深谙于此,“历史学”研究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以客观为依归,去把那些历史叙述背后的主观成分抓出来,试图还给历史一个尽可能客观、真实的面目。这是“历史”与“历史学”的分野。
费约翰教授的这场演讲,便是用“历史学”的眼光去观看“国耻”、“百年国耻”或“百年耻辱”这样的历史事件,而理解到它同时也是一种被权力所操作的叙事框架或手段。以致于同样是“国耻”或“百年耻辱”,在中国与日本之间、在国民政府与汪伪政权之间、在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或中共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有完全不同的解释与说法。
就结论来说,中共官方的论述在1989年以后,才开始大力地以洗刷百年耻辱、恢复往昔光荣为号召,同时引入完整的爱国教育课程,便是把“百年耻辱”当作其操作民族主义、灌输仇恨的理论基础,好将“六四”天安门事件后中国人民对中共的仇恨,引向世界其他国家。而在中共十八大后习近平一再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今天,“解放台湾”也成为“洗刷百年耻辱”的一个被刻意定义的前提之一。中国“百年耻辱”的“国家”阴影,是在中共这一“政党”的政治操作下,一直挥之不去。
2023年11月9日,费约翰教授受邀在台湾师范大学文学院大楼进行演讲,图为台师大文学院石牌,由前校长刘真题字。
还没成为“百年耻辱”的耻辱
“在(19)42年废除不平等条约,到(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之前,中国人基本上都有很多的理由感到耻辱,这是无庸置疑的”。
操着略带口音而不失流利的中文,费约翰教授飞快且轻重分明地细数了中国过去几个世纪的耻辱史。他认为,1644年的满清入关可以看做中华民族近代史的耻辱起点。接着是1840年满清败于鸦片战争,还有19世纪中叶开始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而后是1895年甲午战争、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1915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条、1919年《凡尔赛条约》、1925年五卅运动、1928年济南事件、1931年九一八事变,一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等等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费教授这里特别使用“耻辱”而非“国耻”或“百年耻辱”,其意应在暗示这些林林种种的不同事件,是在后来的政治人物手中,才被联系起来而捏合成统一体的“百年国耻”或“百年耻辱”。而这样的指涉本身,就已经有历史叙事背后的主观选择在了。
所以,费教授在肯定中华民族的近代耻辱是客观存在且能真实感受到之后,申明他想探究的问题不是中国是否存在国耻,而是“为什么在今天,也就是(20)23年,在中国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时,中国(共)的官方媒体和外交人员还是一再提起‘百年耻辱’?”
2023年11月9日,澳洲斯威本科技大学名誉教授费约翰受邀在台湾师范大学进行演讲,此时正在回应来宾的热烈提问。
权力的争夺:谁来洗刷民族耻辱?
在历史脉络中,费教授观察到“国耻”和“百年耻辱”这两个名词是相互对立的。被频繁使用在蒋介石国民政府口中的是“国耻”一词,而汪精卫政府及中共政权通常使用的是“百年耻辱”。而谁才能洗刷耻辱,成为了争夺中国领导权的另一处战场。
其实,无论是“国耻”、“百年耻辱”或其他名词,不同政权在使用与屈辱有关的这类概念的时候,往往是把它作为一种群体动员的动力。因为这能很好的塑造敌人,以及形塑自己。透过一起对抗“造成耻辱”或“阻碍洗刷耻辱”的敌对势力,来让人民因为同仇敌忾的情绪而团结到一起。
1.“驱逐鞑虏,恢复中华”
所以当辛亥革命时,喊出的最有力口号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把造成中华民族“二百六十年残惨虐酷之大耻辱”(邹容《革命军》1903年)的罪魁祸首,指向满清政府,让人民纷纷开始相信,要使中国从被列强欺辱的绝望困境中自救,唯有团结起来推翻大清一途。
2.“大东亚共荣圈”
日本在实行军国主义侵略时,使用的论述是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他们让人民相信,日本的军事侵略行为,是帮助那些受尽歧视的亚洲各国,从西方殖民者的手中解放出来。
3.蒋介石的“国耻”
1928年五三惨案,国民政府谈判人员在山东济南被日军杀害。蒋中正把多年来一系列事件看作是“国耻”。有感于国难深重,自身责任重大,他在日记中记录:“余自订日课:以后每日6时起床,必做国耻纪念一次,勿间断,必至国耻洗雪为止”。此后,蒋介石每天在日记中必定首先书写“雪耻”一词(抗战胜利后,面对共产党和苏联的威胁,蒋在日记中写到“旧耻虽雪,新耻又来”,因此“雪耻”的记录一直没有停止)。
有历史学者注意到,不少政治人物会把自己和国家的命运联系起来,来建立自身的神圣形象,不过蒋介石对自我的认知、期待之深,已近于一种信仰,而不能完全用人工操作来解释了。
4.汪精卫创造的“百年耻辱”
抗战时期,与蒋介石争夺中国领导权的汪精卫政府,开始使用了“百年耻辱”一词。费教授注意到,不使用“国”是有意义的。因为汪精卫是站在日本政府的立场,在他们的概念中,“百年耻辱”是东亚共同的问题,而非中国一国的问题,因此日本也是受害者,而不是侵略者。在这个脉络下,抵挡日本解放中国的蒋介石政权,反倒是阻碍早日结束战争、洗雪耻辱的卖国贼了。
5.中共屡次变化的“百年耻辱”
费教授尽可能地翻遍中国的报纸、外交记录、教科书、博物馆、纪念馆等等,发现到在1949到1989的四十年间,中国很少提及“国耻”或“百年耻辱”这类词语。
但情况在1989年后开始出现了变化。
造成这个变化,不是因为外国给中国带来什么新的耻辱,“而是中共在学生的眼中自己羞辱了自己”。费教授说到1989年6月,中共“在北京街头镇压、枪杀了无辜学生和平民”。正是有鉴于改革开放后人民逐渐意识到“党”的反民主,让共产党意识到他们该制定一套爱国主义教育政策,灌输复仇的激情,把人民对“党”的怨恨,引向美国、日本等民主宪政国家。
所以90年代后,“百年耻辱”在中共的论述中开始频繁出现。先是指向对45年以前日本侵略的批判,到后来将97年“香港回归”解释为洗雪百年耻辱的最终途径。此后“百年耻辱”沉寂了好一段时间,直到2012年中共十八大,新的领导上台后又再被重重提起。而且这时“百年耻辱”的提法带有更浓的军事含意──只有赢过与欧美的争霸、解放台湾,才能最终洗刷百年耻辱,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2023年11月9日,费约翰演讲反应热烈,会后有许多听众继续留下来与费教授谈话。
2023年11月9日,由民国历史文化学社、中正文教基金会、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系主办的讲座圆满成功。(本文照片摄影:李彦霖/看中国)
未竟的耻辱与真相
时间回到1840年,鸦片战争震撼了沉睡已久的中华古国。此后数十年,在积弊已久、欲振乏力的困境下,中国被迫签定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被迫割让香港与台湾等地,也受尽了数不尽的愤恨与屈辱。至今回思,依旧不免心酸。
1937年到1945年,在蒋介石、国军与亿万中华儿女矢志不渝的坚毅信念下,中国用无数的血泪终于忍得了八年抗战最艰辛,也最光荣的胜利。
但谁料“旧耻虽雪,新耻又来”?
1949年,“人民公敌”被赶到台湾,“新中国”被建立起来,在党的宣称下,中华民族的百年耻辱终于洗刷干净了。然而1989年与2012年之后,共产党基于种种政治目的,把“百年耻辱”的幽灵唤回,继续压抑在中国人民心里。在“党国一体”的论述下,中国被中共拖着身躯,始终迈不开通往雪耻与真相的步伐。
费教授说:“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所以从蒋中正、汪精卫、再到中共政权,他们对历史的叙述特别是对“国耻”或“百年耻辱”的解释,有时很不同,有时甚至完全相反。
“不过历史会有水落石出的一天”。费教授提到了最近刚刚从胡佛研究所回到台湾国史馆并出版的《蒋中正日记》。做为过去长时间不能被轻易看见的第一手史料,它的出版对史学界乃至于大众都具有莫大的意义。费教授相信,日记的出版定可以帮助我们找到真实的蒋中正,以洗清许多历史的谜团。